（3）居民部门债务
2000-2014年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显示，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但仅由2000年的5％上升至2014年的9％，仍旧很低。从总资产规模来看，由53.25万亿增至253.72万亿；从总负债来看，由2.82万亿增至23.14万亿；对应的净资产由50.43万亿增至30.58万亿。
同时，1996-2014年间居民部门债务规模与同期GDP占比的变动趋势显示，整体而言，居民部门债务占比呈现快速上涨趋势，由1996年的3％增至2014年的36％，年均增长幅度为1.83％。其中，自2002年加入WTO以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段时间内，该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而1996-2001年和2008-2014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4）金融机构部门债务
1996-2014年间金融机构部门债务与同期GDP占比的变动趋势。显然地，该比值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4％升至2014年的18％，年均增长幅度为0.8％。值得指出的是，2010年出现短暂的下降，幅度为2％。
中国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个人债务危机和公共债务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1980年至2011年的三十年间，中国家庭、公司和ZF债务这三类债务总额占GDP的比率也已经由167％增长至2011年的314％，而且增长趋势并未显现出任何改变。鉴于希腊这一数字也“仅仅”185％，因此中国债务水平是否过高，风险是否可控的议题渐渐成为国家、市场讨论的焦点。
经济理论上来讲，债务是一把双刃剑，当举债适度时通常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因为债务能够使得个人即使在当前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也可以平滑消费，企业即使储蓄不足也可以投资并利用借贷应对随时发生的销售波动，财政当局则可以凭借借贷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过度举债则会酿成灾难：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讲，资不抵债意味着破产和金融困境。对于ZF，举债过度会影响其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对于特定的负向冲击，债务水平越高，整个社会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大，不稳定因素增多。所以，债务最优水平的决定是信贷驱动的繁荣与债务违约引起的泡沫破裂之间的权衡。
那么，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当债务达到什么水平才算是“过度”？
Cecchetti等（2011）利用18个OECD国家1980-2010年的个人、非金融企业、ZF层面的债务数据发现：当家庭债务或者ZF债务占GDP比率超过85％时，对经济会有负面影响。而对公司来说，这一阈值为90％。而且，从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也可以发现，私人部门债务和公共债务相互作用，并非独立：当ZF为私人借贷提供财政后盾时，违约会提高公共债务水平。
根据已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债务影响经济的拐点也取决于债务结构。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各种债务类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尽可能给出机制分析，以便为当前中国债务问题提供部分解决思路。
（一）公共债（ZF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传统的ZF债务研究来自于Elmendorf和Mankiw（1999）。他们认为，在短期，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时，其GDP高低取决于需求。这是因为，财政赤字（或者是较高的公共债务）的增加会提高可支配收入以及总需求，从而最后带来总产出的增加。但是长期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那么公共储蓄的下降并不会被私人储蓄的上升所弥补，从而整个国家的储蓄就会下降，利率上升和投资降低，资本积累减缓，最终阻碍生产率提高，对GDP增长形造成负向冲击。Barro(1979）认为，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此，一旦关于不确定性增加的预期形成，市场主体会怀疑ZF将来通过通货膨胀、扭曲性税收、金融抑制等手段解决债务问题，从而提前做出反应，导致即使在短期也会阻碍经济增长。极端情况下，由公共债务引起的银行或汇率危机会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Burnside et al., 2001; Hemming et al., 2003)。最后，ZF债务过高还会对ZF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造成束缚，从而造成经济波动相对较大[Aghion和Kharroubi (2007)]。
相比于理论分析，Reinhart和Rogoff （2010）则在实证层面上探讨了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当债务与GDP比率比较低时，其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在22个发达国家样本中，当债务占GDP比例由不到30％上升到90％时，其增长率的中间值下滑达到50％。不过也有例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即使在二战后期面临高额债务时，也能够更快地增长。至于发展中国家，这种联系则更为明显：包含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尼日利亚在内的24个新兴市场国家中，当债务与GDP比例在60～90％之间时，中值增长率在4.5％，而当这一比例超过90％时，中值增长率下降到了2.9。从平均值来看，其增长率更是由4.2％跌落到1％。
可以看到，债务GDP比值达到90％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一个临界点。但是，在债务水平增加的同时，两个群体通货膨胀却表现不同。对于发达国家，当债务与GDP比例低于30％时，通胀率为5.2％，而当这一比例上升到90％时，通胀率降低为3.9％。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通胀率则由6％急剧上升到16.5％。Reinhart和Rogoff认为，“财政主导”可能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除此之外，国家对外债务成为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隐患。例如，在1970-2009年间，当外债与GDP比例达到90％以上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急剧直下甚至变为了负值，这对那些严重依赖短期借贷的国家尤为显著。
最近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不同国家债务阈值有所不同，90％并非统一标准，对于特定地区，这一数字可能远低于90％。比如，Jaejoon和Manmohan（2015）利用1970-2008年间38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公共债务每增长10％，人均GDP下降0.2％。Balazs（2015）通过集中研究20个OECD国家1790-2009年的情况，发现当债务占GDP比例高于20％时，每提高1％，经济增速下滑0.04％。
然而其他学者针对90％这一临界值也有颇多争论。第一，根据Reinhart和Rogoff的样本选取，美国在过去的218年里边仅有6年债务与GDP比率超过90％，而且这六年全部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期，所以其结论对于美国而言并不稳健。第二，文章只是简单地测度了债务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并未给出两者因果。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经济减缓引起了债务水平上升。第三， Chudik等 (2015)认为，既然利率是导致债务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可能路径，他们却发现只有作为流量ZF赤字与利率相关，而债务水平这一存量对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Reinhart和Rogoff的结论存在一定的瑕疵。最后，他在分析了187个国家和地区1961-2012年的数据后确认，ZF债务的增长而非债务水平本身对经济的影响更大，并且各个国家阈值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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