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
一、 目前现状
对农村及农民来说,1978的改革开放政策带给他们最大的利益是土地的包产到户。也就是国家把土地的使用权让渡于农民,但是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这一制度现在依然存在。恰恰就是这个土地的产权制度的变革一下子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周其仁这样说过“我的产权经济学就是在自家的自留地学习的。”慧聪集团董事长郭凡生也在一次说起企业的激励制度时说过“包产到户以前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个老汉和一头老黄牛辛苦一年,到了年关仍然吃不饱肚子,但是包产到户后,同样的一片土地、老汉和老黄牛,但是结果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汉不仅可以填饱肚子,还可以把多于的粮食在市场上交换获取货币来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是原话)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土地承包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时代向前发展,由于劳动生产率边际递减,及城下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农民的生活水平似乎又回到了温饱和贫困的边缘。我们现在仔细分析当时的包产到户制度,它最大的作用通过产权变革解决了人的激励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机器化与规模化。因为,有资料显示当时土改时,许多农民即使分到了现代化生产工具(比如一个大的家庭可以分到拖拉机等等),但是却放弃而获取马、牛这些低效率的劳力。这正是中国农村和西方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农业发展结果。
如果不改造这种人耕牛拉的传统农业操作方式,那么中国农村经济必将陷入“李约瑟之谜”。至于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让农民进程务工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举措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农民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生活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农民从来没有把城市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也就是说这种发展模式仍然逃不出黄宗智教授的“拐杖逻辑”理论。因为农民在城市中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不是用来购买生产性资料以及提高个人技术水平,而是除了日常的生活所需外,把钱都存了起来以备后患。这些钱大多用在了下面两个部分:1 子女教育 2农村新房建设
看过《新结婚时代》这部电视剧的人一定不难理解宅基地和房子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农村,有时候决定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就是看这个人家中的房子盖的好不好以及子女的上学问题。
二、 改革路径
1 土地私有化,农民进城
这个政策最近有不少学者专家提出,而且今年两会上就有学者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必须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当然,政府考虑了其他因素,认为土地私有化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没有接受这一方案。只是提出农村土地制度长期永久不变,农民充分享有收益权、流转权、和处置权。
如果此政策得到中央的贯彻和实施,那么宅基地的私有化也指日可待。这样以来,土地就像农民家中其他普通物品一样可以自由处置,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这一政策的专家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农民进城务工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完全可以用务工收入在城市中做生产性投资,甚至有钱的人可以购买廉租房在城市居住。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每年由于农民工返乡潮流带来的铁路运输压力,而且其子女也可以在城市享受教育。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个政策,认为土地私有会导致部分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保障,甚至会出现新时代的大地主和‘土豪’,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问题会被激化。
2 农业规模化,发展农村副业经济
这个政策的前半部分突出了生产力(现代化生产技术)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农村副业经济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这个政策主要着眼于怎样在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来进行帕累托改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这个政策大力实施,那么农民会把传统的农业生产推到高效率的“均衡“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姑且称为”农业商品化“模式。
3 两种路径的思考
综合来看,两种改革都是为了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确实两者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出去,而后者是就地把消化多余劳动力。
到底孰优孰劣,不能断然下结论。不过由于前者有许多人提出,所有就有不少人反对。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后者,因为他们认同一个理念:只有工业化才可以解放生产力,农业本来就是低效率的,根本不能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三、 几点建议
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说,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正是土地难以私有化的症结所在。试想,政府如果解决了九亿农民的看病难、子女接受教育问题,那么不论是农民进城还是留守家园从事副业生产,都可以高效率地拉动农村经济和反哺工业。最近陕西神木县推出“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政策我们现在还不能评论是非,还是要考时间来检验它的存在合理性。
2 农村行政机构改革
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止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农民半无产化与村官官僚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和国家之间新的矛盾。最近报道的有不少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腐败黑洞,甚至出现暴力化和黑社会化倾向,有钱有势的人容易控制选举结果,这在农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里面一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可以在试图改变县—乡镇—村庄这种三级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公开在社会上选聘人才任要职来发展当地经济,并给这些人才实行高工资高福利的薪酬体系。打破民众脑中“大学生当村官就等于新时代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思维定势。
3 加大农村副业经济的投资力度
目前金融危机下,此举可以进一步加快农业商品化进城,增强农民购买力,对实体经济的保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盯住房地产通过带动钢筋、水泥和电力等行业的发展来拉动中国经济,这是典型的“由生产决定需求“的经济理论。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建好的房子超过了民众的购买力,所以才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交易量的萎缩。相反,如果政府把精力放到搞好乡村副业经济,那么不仅可以实现藏富于民,而且也有利于国家财富最大化。
四、结论及展望
总之,在发展农业经济时,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不要和农民争夺本已微薄的利益
其次,把乡村副业经济作为“三农问题“的头等大事来抓。
最后请我们谨记:中国九亿农民的脱贫致富是和谐社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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