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今天的世界秩序出了大问题
2016-07-23 郑永年



　　英国公投、美国特朗普主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持续、欧洲难民潮和极端政治力量勃兴、拉美民粹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亚洲地缘政治之争等等，都指向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秩序出现了大问题。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人们都面临着秩序和治理问题。内部秩序和治理危机是政治权威衰落的结果。诚如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秩序由权威所确立，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政治权威衰落了，秩序就不可避免发生危机。

　　再者，当前的国际秩序危机和内部危机是互为一体的。内部危机可以外延成为世界危机，例如中东政权的解体所造成的欧洲难民潮。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可以构成内部治理危机。中东政权的解体大都是外部干预造成的。英国公投也是对欧盟的不良发展的反应。

　　秩序和治理危机如何发生？所谓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这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到今天仍然继续。

　　第一大转型是从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近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一直在发生，但并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全球经济。国民经济指的是各国享有经济主权。在漫长的国民经济阶段，各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尽管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对国内各个社会群体也是不公平的，但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等机制来调节，补偿受益不多和甚至成为受害者的社会阶层。

　　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时代后，所有国家对全球资本都失去了有效主权，甚至完全没有主权。除了少数像朝鲜那样的封闭经济体，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质，脱离了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即使遇到来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阻力，也能够自行全球化。

　　通过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利益仅流向资本及关联的少数社会成员，形成了西方所说的“富豪经济”。当资本可以随心所欲的时候，政府则陷入困境。各国的税基大大减小，政府缺少收入，很难再通过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来保障社会公平。富豪经济已经使得社会内部的收入差异加大，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则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保障。全球经济已经重创今天的中产阶层。从就业就可以看出今天中产阶层的恶劣环境。在西方，中产阶层由从前的产业工人转化而来。但全球经济产生了两个要素，改变了就业局面。第一，技术的流动。在国民经济时代，技术产生就业，一个技术的产生往往导致一个产业的产生，从而也是产业技术工人的产生（就业）。但在全球经济时代，资本为了谋求最大利益，往往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技术的产生，既产生不了产业，更产生不了就业。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就业机会被转移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

　　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致命伤。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6月25日的《经济学人》专门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资本逃避本国制约

　　第二大转型是从精英民主转向大众民主。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今天的大众民主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在精英民主阶段的早期，政府仅是资本的“代理人”（马克思语）。发展到后期，政府则通过保守的社会政策，通过保护社会来保护资本顺利运作。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进入大众民主阶段之后，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开始分化。从前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现在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

　　这一转型的积极结果，就是社会政策从早期的社会保护转型为全面的福利社会。尽管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没有多大关联，但大众民主有效地推进和扩展了社会政策。在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民主选举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之间的“福利拍卖会”。被视为是理性的选民，在投票时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只看哪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

　　社会政策对资本运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政策表示对资本的制约和规制，不仅表现在高税收上，也表现在诸如环保、安全等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和规制，资本开始逃避本国社会。资本逃避本国也构成了上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的动力。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这种动力机制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第三大转型是知识方面的，即从世界化转到地方化，从宏观转到微观。近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在社会转型方向和转型方式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新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构建。离开知识和思想，就很难理解近代以来的进步。但是，今天的知识界的性质已经今非昔比了。知识完全受政治和资本两种力量的影响，甚至支配，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并非出自社会大众的需要，而是政治和资本的需要，政治和资本决定了研究者能够研究什么和不能研究什么。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大众民主时代，诚如美国已故众议院院长欧尼尔（O’Neil）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在精英时代，政治精英具有全球眼光，在决策时往往能够把国际环境考量在内。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所有政治都地方化了。这对知识界也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例如，数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反思少之又少，大多数完全失去反思的精神和勇气，仅扮演论证民主和推广民主的政治工具。与民主研究相关的发展，就是学术界把认同政治研究推向了极端。

　　认同政治走向极端

　　知识的这种转型自然也影响到实际政治。今天，从西方到非西方，认同政治达到了顶峰。认同政治强化了人们的地方感，而失去了大局感，演变成极端的民粹政治。凡是地方的，所有的小事都是大事；凡是国际社会的，所有大事都是小事，与己无关。在认同政治下，政治空间被政党所分割，社会空间被市民社会所分割，大家只有激进的个体感，而没有社会整体感。政党、环保团体、动物爱好（保护）团体等团体活动高度政治化和急进化。

　　前段时间台湾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尽管在台湾之外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但很能说明政治地方化的现象。台湾陆战队员杀害了一条流浪狗，引发动物保护团体包围了国防部，部长出面道歉献花，海军司令被抗议人士丢花束，三名犯案士兵与直属上校长官向动保人士行礼致歉的画面，还被放上面簿（Facebook）直播。之后台湾海军共惩处九人，三名犯案军人有两人记大过，列入汰除对象并移送法办，督导不周的长官共六人被记过。让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地方化的事件（动物权利认同）竟然能够引起台湾那么多的关切，而与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大问题，例如台湾的民主、福利社会等等，则很难有同样的关注。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和认同政治有关。一些年轻人通过认同某一理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自我激进化，加入恐怖主义队伍。西方社会那些自我激进化的年轻人，就是在拒绝认同西方价值的同时，选择了自己的认同。

　　资本对学术研究转型的影响甚至比政治更大。资本控制学术研究经费。各种研究基金表面上具有开放性，但实际上紧紧控制了研究人员的研究意向。凡是符合资本利益的课题，有大把的钱；而不利于资本的课题，则被封杀。资本通过为研究者设计“激励机制”的方法，悄悄地改变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向。同时，资本也帮助政治人物来控制学术研究，例如今天大学对教授和教师的考核，和资本对劳工的考核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很多大学，本身就已经变成一个资本组织，学术研究和资本领域统一化。

　　在政治和资本设计的知识笼子里，教授和研究者失去了思考大问题的能力，不去提重要的问题，而只能在微观层面就事论事。他们不去问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数十年来，尽管社会科学被认为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产生一位像18、19、20世纪初那样的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例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教授和研究者大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技术工匠”，他们不问是非、不问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研究的目的。结果就是政治和资本很容易确立了“意识形态的霸权”。

　　今天，这三大转型仍然持续，并且有加速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