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知识体系构建的维度：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

      知识体系的建立是历史的产物，是对具体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每个时期的理论体系都是为了解释、解决那个时期的现实问题。在讨论社会知识体系时，社会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参照视角，马克思的五种五种社会形态影响深远。但五种社会形态在划分标准上并不太统一，如果从纯生产力的视角，在审视人类发展时，脉络将更清晰，更有参照意义。

      人类漫长的历史可分三大阶段，分别是采集、狩猎及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商业品经济时代。每次生产技术的大突破，生产力获得极大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人类文明大转折及文化大繁荣，社会形态等出现巨大的变革。

      第一次大的变革是四五千年前是人类驯化小麦、水稻等农作物，青铜器及铁制农具的出现。人类终于熬过来了几十上百万年的漫漫长夜，获得稳定食物来源，开始定居生活，人类从野蛮正式步入文明。如果没有农业，人类几乎不可能成为地球的主宰。

      伴随着小麦的传入及水水稻的种植，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的现代文明，人口出现第一次大爆炸，从原始的部落进入国家形态，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诸子百家。而对欧洲而言，则出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伟大的农业为文明，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著名的思想家，也出现了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从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来看，东西方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本质上都是农耕文明。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为人类提供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手工劳动，借助简单的工具，个体之间的协作是辅助性的。

      人类文明出现的第二次大的变革是从农业时代走向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区别首先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突破了季节、空间等条件的限制；其次是机械化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劳动生产率获得极大的提高；第三是出现社会大分工，人类进入一个庞大、复杂的生产协作体系；第四是资本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增值；第五，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主要形式，任何人基本不可能脱离社会生产而独立生存。在商品经济时代，农业仍是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但它在整个生产系统中的比重已经显著降低，且农业也进入社会化大协作体系，种子、化肥、农业机械等都靠其它生产企业。

      东西方政治体系间较大的差异，西方在从农业文明向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商品经济有极大的优势。西欧的政治势力高度分散，王权只是多元社会中多种权力的一部份，与教权、城市权力、贵族权力相互制约，政府对市场无强大的控制力，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地中海适合通航，众多国家及城邦间商品流通较为方便、频繁；通过航海大发现，欧洲寻找到庞大的市场及最重要的流通货币——金银；欧洲人发明现代会计制度，现代公司制度、股市等。而中国恰恰相反，地理上相对封闭、专制王权、重农抑商传统、科技发展的落后、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软件，如现代会计制度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进入到以工业革命标志的现代商品经济。

      中华民国虽然号称有黄金十年，但对中国整体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解放后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补课，是农业文明热切拥抱现代商业文明的过程。执政党以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打破了原有封闭保守的小农生产体系，使五六亿人口进入社会化大协作之中，出现一次生产力的大爆发。虽然其间经历了挫折，但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基本实现了向以机器大工业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转化。

      虽然中国建国后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但强大的计划经济使中国的商品生产体系缺乏活力，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中国80到90年代不断借鉴欧美数百年商品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这时西方的知识体系极具参考价值，中国不断开放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引入现代公司制，费改税，建立股市等资本平台等，在这个时候，中国当然不会存在“知识短缺”的问题。

      然而，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本质上都是商品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超越商品生产的范畴。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转轨是生产发展的必然，道路并非只有西方那一条，也不存在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市场的主导和政府的主导并无好坏之分。对落后的经济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及经济体制反而具备很多的优势。中国已经不具备欧洲早期通过圈地运动、殖民、黑奴贸易等来进行原始积累的国际国内环境，只有通过强制压低消费，通过“剪刀差”，以农业补工业的形式进行积累，以牺牲了整整两三代人的幸福的代价开启艰苦卓绝的现代化征程。

      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现在全世界都被裹挟到一个巨大的生产协作体系之中，全人类一起进入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虽然金融资本较产业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类从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发展到移动互联时代，商品经济出现了新的特征，但商品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知识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高度发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原有知识体系进行革新成为当代最紧迫的课题，这就必要从认清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着手。

三、回归马克思两部类模型，探索商品经济背后的客观规律

      新知识体系的建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现代商品生产为基础。现代商品经济是核心的是物质生产系统，包括有形的商品，也包括服务，如餐饮、旅游、教育培训、影视等，这也被人们称之为实体经济，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它金融、证券等虚拟经济都依附于实体经济之上。在现代商品生产系统中，生产企业是主体，保姆等虽然也提供服务，但如果是单独雇佣的保姆，只能算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环节，暂时不需要考虑。

      马克思认为被斯密和李嘉图作为出发点的单个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因此，需要一个反映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的模型，透过它直观清晰地探析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在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中，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最具潜质，但需要经过一定的扩充和修正。

      两部类模型是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部类模型以剩余价值公式W＝C+V+M为基础，剩余价值公式用文字表示就是商品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公式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反映单一商品的生产。但这个公式还可以反映生产企业在一段生产时间的生产经营成果，即销售收入＝转移的价值（包括购进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损耗）+工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可以细分为企业利润、ZF税收、租金与利息收入。这些数据均可从企业的财务会计中获取。

      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是数字式的，表达不太直观，本文将用图文的形式。为更清晰地反映两大部类间的价值传递，这里先假设一个简单的衬衣生产链。棉农种植出棉花，送到纺纱厂纺成纱，然后再织成布、染上各种花色，最后制作成衬衣。生产链上游生产单位的产值W全部进入下一生产环节，并成为一下生产环节的不变资本C，这样可以得到图1。在图1中，W服装厂＝V5+M5+V4+M4+V3+M3+V2+M2+V1+M1+C1。
   
      图1：从棉花到衬衣生产之间的价值传递
      
      根据图1的思路，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可以用图2表示。

       图2：马克思两部类模型（简单再生产条件下）

      

      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中，W1为第一大部类，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W2为第二大部类，表示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一大部类的产出除了供第二大部类的消耗，即补偿第二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它也补偿本部类不变资本的消耗，因此有W2＝C1+C2。两部类模型中隐含了一个等式，W2＝V1+M1+V2+M2，最终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共同消费掉W2。

不喜欢掺合政治，我只喜欢纯学术的问题。

这不奇怪。

马克思就是用自己的剩余价值去套利润的。

祖师爷教的方法论岂能不用。自然的就会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套西方的命题了。

现在有良心的搞经济理论的也只能：“拿了国家俸禄，没有条件表达意见，也没唱赞歌视为本分。”了。

      （接上）
      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中，W1为第一大部类，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W2为第二大部类，表示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一大部类的产出除了供第二大部类的消耗，即补偿第二大部类的不变资本，它也补偿本部类不变资本的消耗，因此有W2＝C1+C2。两部类模型中隐含了一个等式，W2＝V1+M1+V2+M2，最终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共同消费掉W2。

       在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上，两部类模型还有些抽象。因此，需要对原有两部类模型进行一定的扩展。社会再生产是连续进行的，为分析方便，需要将其分成一个个生产周期，比如一年。大型机器设备、厂房等使用寿命会超过一个生产周期。马克思又将不变资本划分为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固定资本”及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流动不变资本”。在企业会计核算中，固定资产与从上游购进的原辅料等在会计上的处理上完全不同。固定资产往往是通过折旧的方式进入成本，而流动不变资本则是一次性计入成本。

       法国化学家A·L·拉瓦锡在1791 年估算法国国民收入时,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 首次区分了总产品中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最大区别是，其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划分两大部类较马克思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更有现实意义。

       剩余价值公式中的不变资本C就分成两部分。因而，第一大部类可细分两部分，一部份是固定资产的折旧，用Ca表示；一部分是从上游生产链购进的原辅料、半成品等，它们一次性计入成本，用Cb表示，公式扩展为W＝Ca+Cb+V+M。最终产品除了用于消费，还会有一部分成为投资，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第二大部类又可细分为最终消费和新增投资，这样可以得到图3。
       图3：两部类模型的扩展
      


       在图3中，W1负责生产固定资产，它补偿包括自身在内的商品生产链中的固定资产的损耗，W2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一次性计入成本，不断向下传导，最终成为最终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新增投资则是补偿本期固定资产的损耗后全社会新增的产能。在图3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等式：W最终消费+W新增投资= V1+M1+V2+M2+V3+M3+V4+M4，即所有生产单位的收入V和M最终正好消费掉最终消费及新增投资。

       图2属于“简单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中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正好全部销售出去，没有积压。在本生产周期中工人获得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全部用于消费，全社会没有积累；二是每一个工厂不扩大生产规模，每个生产周期的产量、产值保持不变。这也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工资、原材料采购价格、商品的售价保持不变；第三则是每一个工厂固定资产总量保持不变。固定资产的损耗后可能是多次计提折旧费用，一次性重新购置，也可能是工厂生产过程中不断对已经损耗的固定资产进行修复、补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需要假设各生产企业当期的固定资产损耗都获得了补偿。

      从W＝Ca+Cb+V+M这个公式来看，Cb在本生产周期生产出来，并被转移到生产链下游商品价值中去，而Ca则是上一生产周期或更早期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它转移到本期生产的商品价值中，但这些固定资产的损耗在本生产周期已经获得补偿，或者未进行补偿的企业，其折旧费用通过存款后借款等形式，由同类其它生产企业进行投资，从而维持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总量平衡。

       在现实生产中，一个企业在全社会的生产链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多重的，如汽车制造厂生产出来的汽车，可能被居民购买直接用于消费，也可能被运输企业购买，这时汽车可能是用于更换老旧汽车，即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补偿，或者是新增加的投资。但前面说明了模型的数据来源于企业的财务报表，可根据商品的最终去向，将根据汽车制造商的生产划分为W1、W最终消费及W新增投资三个部分。

      （接上）
      根据不同生产企业在社会大生产中的作用，都找到其相应的位置，模型中的某一部类不是单一的企业，而是众多在商品大生产中地位相同的企业集合。这个模型也可以扩展，如前面的衬衣生产链中，可以加入油井、炼油厂、发电厂、矿山、炼钢厂、机器厂等，从而画出较完整的衬衣生产链，生产链中生产企业之间有复杂的价值传导，如图4。

       图4：增加、矿山、机器厂等后的上衣生产链
      
       在图4可得到一个等式： W服装厂＝V+M，即服装厂的产值正好等于整个生产链上所有V和M之和。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哪怕一个小小的饰品可能有异常复杂的生产链，但任何一个商品的生产环节都是有限的，只要认真梳理，都可以梳理出它的价值传导图。不仅有形的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也有价值传导图。电力、钢铁等都不可能单独为一件商品的生产服务，全社会的价值传递是相互交错的，因而也可以画出全社会的价值传导图，固定资产的生产位于传导图最顶端，而最终产品位于传导图最底端。

       简单再生产毕竟是一种特例，和现实生产有极大的差别。现实经济总是起起落落，有经济飞速增长，也有衰退，社会生产结构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图3的扩展，已经扩大再生产的影子，当新增的投资形成生产力之后，社会生产规模将不断扩大。但图3也容易引起误解，只要有企业生产形成积压，整个生产体系将彻底崩溃。为了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依靠计划经济，在社会生产背后有一强超级计算机，把经济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实经济是杂乱无章，起起伏伏，不断有企业成立，也有企业倒闭。

      但换个角度看，上面的问题倒可迎刃而解。W＝C+V+M是表示一段时间的生产经营成果。在商品生产占主导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段内，任何生产性企业的财务报表都可以转换成W＝C+V+M这样一个等式。宏观是微观的集合，假设统计区域内所有生产企业的财务数据均可获得，所有企业之间的价值传递关系非常清楚，所有生产企业的财务数据合并后仍是一个等式，便是图3那样的两部类模型。

      现代商品经济虽然杂乱无章，有复杂的价值传递，但经过上面模型的梳理，整个社会生产生产就变得条理清晰，可以找到银行、保险、进出品、研发等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作用及地位及与物质生产系统的依存关系。政府、企业主、工人、房产租赁者、高利贷者等在商品生产链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使社会物质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只要商品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便可以按照修正的两部类模型来分析整个社会生产，分析不同时期的生产结构（微信号：至简经济）

     您所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吧，或者是我基本上不认可西方那套东西。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每年新创造的财富（GDP）是在资本、ZF及劳动者三者之中分配，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的格局，只有三者保持基本的平衡，整个社会才可能正常运行。ZF太强了，容易官僚，资本和劳动者容易成为附庸；如果资本太强，ZF及民众也容易成为附庸；如果劳动者太强势，只能如南美诸国那般民粹。

      在我看来，西方那套东西问题非常大，政党及政治应该更独立，但却光明正大地拿着资本的钱，最终还得为资本家服务了。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非常大的问题，资本家在生产中也付出劳动，还要承担风险，资本投资获得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人类就根本不可能从野蛮进化到现代文明，马克思把纯经济学的问题与道德等捆绑在一起。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从微观的商品个体出发，这很难有解的，这样不可能处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问题，见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中总结，恩格斯认为可以劳动互换来解决，考虑教育的培训费用等，但没有考虑天赋、机会等问题。而我的解决方案是从整个社会生产上看价值的创造，全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社会财富（GDP）其实等于所有生产企业的V和M，用斯密的方法来证明劳动价值论，一个商品无限拆分，总可以拆分成V和M，但斯密的方法很不完善，如果将斯密的方法与的两部类模型结合起来，却可以完美地解决诸多难题，具体详见前面的分析。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基石，西方经济学没有解决，后面很多研究都是扯蛋吧。

四、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解释及“中国模式”的内涵

       世界是复杂的，经济学建模基本上都遵循了李嘉图的传统，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就如熊彼特所描述的，把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因素冷冻起来，成为“既定的”，最后只剩下几个集合的变数，在它们之间所建立起简单的单向关系，模型就是用极其简单的关系描述观实世界。

       但不断增加限制性条件，提出各种假设，只是建模的第一步，即从一般到特殊，但最后还需要从特殊到一般，就是把放宽假设条件，使高度概括的经济学模型能用来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从而建立起理论模型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桥梁。

      目前众多经济学的模型存在的缺陷就在于很难从特殊回归到一般，这样降低了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用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复杂的世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上面修正后的模型基本上属于一个“完美”的经济学模型，把一切生产活动都囊括进去，清晰地描述出各生活活动，甚至非生产活动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个模型可以解用来决经济学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合理的解释。

       经济发展的快慢，一方面源于生产力的进步，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生产流程等，但也在于处理好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表现为大量的投资，这就需要压低消费。透过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不难发现创造剩余价值，即V与M之和大于零，且W>C的生产企业，才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虚拟经济是一种零和博弈，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有强大的物质生产系统，才可能有强大的经济，才能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计划经济，或者是国家干预倾向的思想和政策，包括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和奥地利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罗斯福新政、阿根廷庇隆总统的国家工业化政策等，它们最明显的特点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被弱化或取消，在鲍里斯.布鲁斯库斯、马克斯.韦伯及米塞斯等看来，这些经济形式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国民经济不可能协调发展，但它们最大特点是通过国家意志进行积累，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巨大的暴发力，对于深处经济漩涡或后进国家，仍是一种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

       前面曾反复强调，必须从商品经济的视角考虑现实的问题，而不能脱离这个前提孤立地从产权、市场、货币、人口、国外经济援助等作为视角考考察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曾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但实质上，这往往会形成一个重大误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基础设施本身要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如果基础设施不产生收益，盲目的投资只会成为政府的负担甚至是噩梦。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溢出效应，完善的基础设施将带来更多便捷，进而激发更多的投资，推动物质生产系统更为不断壮大。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超越美国的世界第一大高速公路网，这些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独立核算主体，有利润的要求，已经深入嵌入到了社会物质生产体系中。高速公路的经营可以带来可观投资回报，激发了政府及民间的热情，进而带动了更大规模的投资，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对于人口规模不及中国，人口聚焦度不高，地区经济联系缺乏，或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善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很难产生实际效益，这时中国的经验就不适合了。

      如果一项投资，不能扩大社会的物质财富，不能直接创造收益，只能叫纯粹的消费，而不是经济增长上的投资。但在经济分析中，我们往往看到第二条，而忽视第一条，未能深入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中国众多的经济政策，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物质生产系统的不断扩张。经济的发展直接表现为人们收入及国家财力的增加，有通达四方的道路桥梁、鳞次栉比的高楼、奢华而宁静的公园等，而本质上，是最近几十年，数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进入工厂，进入了现代化大生产体系，凭借大量使用机器及更深入的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单位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中国前三十年，主要依靠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虽然处于计划经济，并经历了大的动荡，可以将各工业门类囊括进来，在不依赖国外市场的情况下，庞大的人口形成一个巨量的市场，较高的生产效率及足够的利润保证了物质生产系统不断扩大，中国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局面。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享受了第三次信息革命的红利，投资继续扩大，经济继续迅猛增长。

      计划经济虽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社会财富的爆炸式增长，但其副作用也是相当大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的私人性质或局部利益得不到承认，严重地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经济生活的停滞或发展缓慢，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得不进行转轨。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一方面是中国已经全面深入地参与到了世界分工体系，在全世界的中低端市场上，中国的经济爆发力已经得到比较全面释放，已经没有大规模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层次仍然较为低端，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产业仍为欧美国家把握，还不具备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实力。

      国内而言，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在最近十多年中，由于房地产的巨大需求，围绕房地产，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包括钢铁、水泥、建材、家电、运输等，而需求的萎缩，直接导致相关产业的疲软，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同时，由于信息革命的技术扩散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市场缺乏投资热点，失去了以往的突飞猛进。中国经济的出路只有产业升级，引领新的革命，使社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商品经济的好处。

      对于中国经济的奇迹，著名学者秦朔提出了“双经济人”的概念。除了市场的力量，政府在经济建设中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为了政绩，还是为了为当地百姓谋取福祉，各级政府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大建产业园区，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色。但这些所谓中国特色，中国独特的“模式”，都遵循着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律。也是中国经济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依赖于欧美的经验，走出一条新的大道。

五、去掉中国特色，开启“普世价值”2.0时代

      西方的知识体系虽然庞大，但仍未提炼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很难上升到规律性的经验总结。现在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充斥着价值判断，比如经济人假设、产权、强市场弱政府等，这些只能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属于“休谟问题”中“应该”的范畴，难以具备普世性。如果仅从中国的经验出发，也会遇到如何“普世”的问题。

      新的知识体系，必须超越现有西方的知识体系及中国的经验，深刻认识商品经济，“驯服”商品经济并找到克服其弱点的办法。首先便是认清经济规律，让其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弗里德曼曾说过，经济学有两大功能，解释世界和预测。郑先生也认为，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边际革命后，西方经济学被过早地引入数学，使经济学成为一个早产儿。目前的经济学充斥着无数的数学，但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用，既不能解释世界，更谈不上对未来的预测。

     前面的两部类模型基本上可以解释世界，那么预测世界则要靠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清晰地反映各行业、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且数字化。当然里昂惕夫的模型必须经过与两部类模型结合，并进行一定的修正。经济像一条河流，谁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下一步会流向哪里，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河流流过的地方却会留下痕迹，有无数经济学数据沉淀下来。对未来的预测，只可能建立在对庞大历史数据的分析基础之上。随着互联技术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商品经济的活动的各项数据更容易被记录下来，可以更细致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深入的描述。在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预测上，大数据将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需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可以想象，只要人类的技术水平不出现极大的提高，人类将在较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不应该背离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任何试图超越商品经济的行为必然或者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类必须与商品经济进行全面的斗争，发挥商品经济的长处，抑制商品自身的弱点。

      斯密在《国富论》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任何一个产品都可以被分为工资、地租与利润三部分，这个观点被马克思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冠以“斯密教条”。而用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实质上可以证明斯密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社会最终产出（GDP）正好可以分为V和M，即工资、地租及利润，而从M中又分化出政府税收。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证劳动价值论的道路很难走通，斯密的方法与两部类模型结合却是唯一正确的。

      只要商品经济存在，资本家凭借着手中的资本，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必然导致财富分配向资本论严重倾斜。如果政府为了本阶级的私利，利用手中的权力，也可能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获取更大的份额。这两者都将严重地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当某一项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就会用各种方式固化分配格局，保证自己最大的收益。这种固化不仅将降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抵制技术的进步等，抵制新的势力进入，阻止他们破坏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从抑制社会物质生产系统的发展潜力。

      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占据社会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与工新阶层都有被资本吞噬的危险，最终都沦为资本的附庸；如果政府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则资本与劳动阶层都将成为附庸，这方面已经太多的前车之鉴。

      在人类存在左与右的两大思潮中，存在着两种恐惧，一种是对集权的恐惧，一种是对资本的恐惧，但两都对劳动阶层的利益考虑得都太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必须追求均衡，消除这两种恐惧，让资本及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政府主导的经济有其先天的劣势，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有较高的效率。但市场的力量也有先天的局限，价格虽然可以建立传导机制，但反馈过程太长。历史地看，原有的西方的知识体系在促进人类物质文明获得空前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因为西方现有知识体系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不能清晰地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更谈不上如何利用规律，难以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公平与正义。人类的知识体系必须进行全面的革新，用新的知识体系解决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  

      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都是相对的，受到生产力的限制。我们需要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不仅要反对政府权力过大，反对专制，也要反对过分市场化，反对资本控制一切，同时也要反对民粹，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避免过份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微信号：至简经济）。

     马克思以人发展状况为依据，把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阶段：人的依赖的最初社会形态、物的依赖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前两大社会形态有一个的共同的特征，为了生存，社会中大部分人必须从事辛苦的劳动，劳动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如果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如可控核聚变（即小太阳）大规模商用，人类创造的财富则可能获得几何级的增长，那时只要有全理的分配制度，人类将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成为生存的需要，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才可能真正到来。

      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我们应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如果说商品经济及以前的社会，人们的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那在未来共产主义人们生存的目的则是为了劳动，彻底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从而获得全面的解放，人类社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联全体”，共产主义也将正正来临。

     在共产主义来临之前，人类又将迎来一次全深刻的变革和全新的挑战，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将不再适用。人们必须探讨全新的问题，如何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如果不依靠生产要素，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的依据将什么；如何保证最大范围的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宏大课题。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次是中国难得站在世界知识前沿的机会，中国有能力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知识体系。

你确定你弄清了这个：M是怎么来的了吗？

“全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社会财富（GDP）其实等于所有生产企业的V和M，用斯密的方法来证明劳动价值论，”————斯密可没有什么：M之说。GDP可不是全国工人的工资总额。

楼主真逗！

连W=c+v+m，这个公式的m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清。

W＝C+V+M这个公式，其实不应该看作是单一商品的价值构成，而应该看成是一生产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且W的产值大于C，V和M之和大于零）在一段时间的生产经营成果的核算，这样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企业的会计联系起来，不然经济学的研究就没有数据来源。

这样，剩余价值公式就可以看成是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折旧+一次性计入成本的原料、燃料及库存商品等+工资+企业利润+税收净额+直接租金+直接利息，前面固定资产折旧及一次性计入成本的原料、燃料及库存商品等相当于剩余价值公式中的C、工资相当于V，后面相当于M。

在讲财政学的时候，在讲税收的来源时，明确说是源于剩余价值，而在斯密及马克思的理论中，地租及租金等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知我的回答是否让您满意？

我要请教的是：这m 是怎么来的？

第二个问题：斯密的理论与GDP核算的关系。

在斯密那里，甚至包括凯恩斯，他们的研究起点都是一个商品的价值价值，对于一件商品的价值构成类似于马克思，也可以用W＝C+V+M来表示，这个不是妄言，如果必要，我可以把原文列出来。斯密在《国富论》中，前几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一个商品的构成包括C、V和M三部分，而C是商品生产链上游企业生产的商品，又可以分为C、V和M三部分，一个商品的生产链是有限的，而总有一部分企业是不需要C的，比如北欧一些地区捕鱼和采集，从而一个商品的价值最终可以分为V和M。

斯密的方法却有缺陷，已故厦门大学教授也是用的相同的方法，这这被马克思进行强烈的批判，称之为“斯密教条”，但而我认为如果将斯密的方法和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结合，则完全可以将一个商品分成V和M，整个社会新创造的社会财富（增量的财富）也同样可以分为V和M，即所有生产企业的V和M之和。

我在前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再赘述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M是劳动创造的，这个劳动包括资本家的劳动，也包括工人的劳动，也可以说是资本家与工人共同创造的，劳动是价值（只是交换价值，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提过使用价值来源渠道不止劳动）的唯一的源泉，但因为资本家提供了资金，承担了风险，在新创造价值的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享受更大的份额，而ZF也因为手中的权力，也可以享受较大的部分。

“他们的研究起点都是一个商品的价值价值，对于一件商品的价值构成类似于马克思，也可以用W＝C+V+M来表示，这个不是妄言，”——————斯密的理论是利润，而马克思的是剩余价值。利润与剩余价值一样吗？


“一个商品的构成包括C、V和M三部分”——————一个商品的构成应该是：K与P吧？

这个m是什么呀？

既然是劳动创造的，那具体数额是多少呢？

具体的数额与c、v是什么关系呢？

明天详细回复，先休息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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