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迎
读书 2009年5期
现在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由美国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衰退是否已见底? 世界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但我认为,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种流行的观点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自由市场的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国政府都在慌乱中出台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向处于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注入巨额资金,无节制地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刺激消费,强化监管,接管私营企业,如此等等。但读一读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斯伯德的《美国大萧条》这本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经典著作,就会真正明白,如同上次大萧条一样,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 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在解决危机,不如说在延缓和恶化危机。
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次危机的背景虽然与八十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的背景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也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九十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九十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曾有两个人预测到。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人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曾获得过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二十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利率过低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导致企业家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它们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导致资本品工业过度扩张,经济机构扭曲。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中央银行)没有办法如以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收缩,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衰退。繁荣和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人们所怀疑。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正如《美国大萧条》第三篇所证明的,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格林斯潘在一九六六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对三十年代那次经济危机提出了如下解释: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了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机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成功地压制投机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重复了他曾经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又一次大萧条。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也曾有人预测过,他叫彼得·希夫(Peter Schiff),是学者型投资家,在二○○六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美国米塞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彼得鲁(Krassmir Petrov)二○○四年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二○○八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
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所表明的,这次危机的根源和一九二九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中央银行惹的祸。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扭曲了市场信号,一方面误导了企业家过多地从事本来无利可图的资本品投资,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造成股票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又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使得原本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开始买房子,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高消费。但社会的真实资源并没有增加。当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压力时,政府(美联储)不得不停止货币扩张,利率上升(如果政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于是,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产品价格是扭曲的,因为利率是扭曲的。这完全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错误,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美国经济的高度杠杆化是美联储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上述由信贷扩张引发的危机发生的道理可以用米塞斯建房子的类比来说明。设想一个人准备建一栋房子,他拥有的资源(如砖块)只够建一栋小房子,但他错误地以为可以建一栋大的房子,所以开始按大房子的计划施工,打了一个很大的地基。显然,他对自己的错误发现得越早越好,因为这样他可以较早地调整自己的计划,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如果等资源已经用光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错误,他不得不将建了一半的房子全部推倒重来,遭受投资失误的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