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逆文明现象
秦晓鹰 2016年07月27日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既十分矛盾又令人十分困惑的现像。就以旅游为例吧，这项活动正在成为亿万城乡居民节假日的舒心选择。但旅游景点的人为破坏糟蹋行为却无处不在。随意刻画、攀爬采摘、争吵吵闹、乱丢垃圾等等。而在出境游中，某些中国游客的种种失态和不雅，更是到了几乎让所有接待国瞠目结舌的地步。
如果我们去观察去思考中国的交通和运载状况，对这种在发展与进步中出现的极不协调的荒谬就会感觉更为强烈！记得当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时，天安门广场是多么空旷与宽阔啊。除了几辆公共汽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机动车。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人竟可以不用抚车把，边骑边惬意地打起了太极拳！今天的中国首都却早已被戏称为“首堵”。这座两千多万人的城市，机动车数已达五百万辆！人的交通工具无疑升级了，但种种恶劣野蛮的驾驶行为，如酒驾、毒驾、强行变车道、随意抛物疯狂鸣喇叭不打转向灯挤占应急道等等……却几乎如可怕雾霾一般在所有道路上弥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谓日新月异。许多大中小城市仅在超短时间内就有了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扩张。城镇规模越来越大，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急剧膨胀。“新”来的市民或准市民分享着城市生活或准城市生活。但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却也愈来愈让人感到刺眼，这就是被一些人半讥讽半无奈地称为的“城市的农村化”现象。整洁干净的街道变得拥挤破烂肮脏；静谧的生活环境变得喧嚣混乱无序；不少城乡结合部成了黄赌毒偷盗窝脏等治安管理的重灾区。请注意，这种“城市农村化”现象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城市病”虽然有所叠加，但並不是一回事。“大城市病”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通病，是人类迎来的新挑战、新难题、新考验。而“城市的农村化”现象，却更多带有逆文明的色彩，是在用一种使文明倒退的力量拖曳着社会进步的脚步，是在用落后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态度甚至是用落后的思维方式“改造”、改变着中国原有的城市文明、生活品质和社会风貌！
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的传媒舆论界、社会管理层、智囊机构、决策部门甚至政策制定者、拍板者，对这种来势汹汹的逆文明的丑陋现象，依然停留在或摇头叹气或斥责训诫的初级层面上。这种不得要领的态度的背后其实是有两个因素在作梗。一个是把这些现象的出现统统归咎于道德缺失、修养不够、见识不多、素质低下上。一些具体主管部门尽管年年发一些相关的口气非常强硬的治标不治本的文件，但依然无效无用、无法把控一些地区愈演愈烈的势头。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有一种自古以来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仓禀实则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由于有这种传统观念的从中作梗，当然也就阻隔了人对精神文化层面的创造性思维。
我们当然不否定这种古老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意识。但逆文明现象的滋生绝非偶然。它其实是刚刚进入市场化社会的中国必须认真应对的规律性现象。社会学的一个常识性原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性的社会变迁中，物质文化的变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并不是机械性的同步的。不但不同步，而且还往往是后者落后于前者。被人们讥讽的“大款”“土豪”“富二代”们种种的丑行丑态也恰恰说明了这种不同步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一个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那种带有历史变迁性质的巨大的社会进步与社会转型，往往要经过三个层面的变化才可能完成。这三个层面就是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器物层面的变化可以理解为经济、科技等这些层面的变化。从乡间土路变成等级公路，从平房到公寓别墅，从四季不变的服色到光鲜亮丽穿金戴银的服饰……，这些人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制度层面的变化则表现为新的制度的建立、以往各类制度的适应性的完善更新，以及相应的关乎到社会生活所有角落的法律规则的变化。制度对于人们的职业行为、商业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刚性约朿力，使得社会每一个成员对制度层面变化的感受非常明显。但真正可以使一种社会变化获得文明标志、使之取得真正的历史进步的“毕业证”与“合格证”的还要靠第三个层面的变化。这就是一种新文明在全社会的最终形成与固化（中国语言称“蔚然成风”）。这种精神层面的变化大到城乡面貌由于全社会审美观的进步而在建设规划与设计上的提升，小到社会风俗、公民的言谈举止、人们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
多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第三层面即精神层面的变化，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相比，不但不同步，而且还总是处在脱节或半脱节的状态。而这种文化集丛因从其一个角度看，“文化滞后”绝非一时现象，而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而改变的“规律性存在”。因此又可称为是一种“常态”。
预则立，不预则废。让人痛心的是，多年来，中国的许多决策主管部门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规律性存在，更谈不上对“文化滞后”现象的深入探究和对其社会危害性的自觉防范。他们错误地认为社会的精神文化的进步可以随着物质层面的进步而自发地产生，这种盲目乐观的失责，导致的是放弃社会管理的懒政与放任。以至于使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滞后”、文化发展与物质进步脱节的状况不但长期得不到改观，而且还变得愈来愈严重。“文化滞后”不但助长了种种逆文明甚至反文明现象，而且直接造成了中国国内社会文化水平的严重要下滑。
不久前我到一位年事很高的艺术评论家。他那痛心疾首的诘问与表情让人无法平静。他说，50年前（即发生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人还可以看到前苏联、印度、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西德、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以及东欧若干国家的电影；还能欣赏中央乐团每周举办的星期音乐会；还有《江姐》《叶甫根尼．奥湼金》《货郎与小姐》这样的中外歌剧上演；还有《红旗颂》《梁山泊与祝英台》这样魅力隽永的不朽作品；还有《宝莲灯》《鱼美人》这样优秀的舞剧。那时为了看上一场芭蕾舞，人们不惜昼夜排队购票。30多年前，在中国各大家中城市还发生过抢购再版中外古典名著的狂潮，还一次次出现过世界顶级艺术家纷纷来华演出的热烈场面，乃至出现了中国音协负责人致信党的总书记只求购一张门票的趣闻。为满足人们对法国印象派画作的参观热潮，美术馆竟可以通宵达旦地展出24小时不闭馆！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刚刚起步，但以《佐罗》《叶塞尼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巴黎圣母院》《望乡》《追捕》等一大批世界各国优秀影片还是极大地丰富着中国的文化生活，片中的主人公及其扮演者更成了中国公众街头巷议的当红人物…在回忆完这些辉煌而短暂的繁荣后，艺术评论家大声问道，今天这种场面还有吗？中国人曾经有过的艺术气质为什么会消失得踪影全无了呢？这位评论家很不客气地抨击了现如今的中国艺术界特别是影视界的状况：追逐金钱、粗制滥造、杜撰胡编、形式奢华、内容贫乏、一大批低俗庸俗粗俗的伪劣作品充斥荧屏。进口的影片简直快成了美国大片的一统天下，小品和通俗歌曲演唱独霸舞台的现象竟达20年之久？！这位评论家最后忿忿道，中国艺术怎么会落到了这般田地，喊了几十年的“双百方针”怎么却出现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欣赏水平大为下降的趋势呢？！
笔者以为，所以会有如此反差，首先是因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窑洞里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的文化一定要遵循“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个方针。建国之后，周恩来、陆定一等既照比方针，在物质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各种兼顾中西文化的各类文化事业。这是周恩来等人大力缩减社会发展中文化落差的一种自觉。共和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在中国社会的文明文化建设中，迅速有效地荡滌了种种落后愚昧的污泥浊水，赢得中外舆论一致好评和赞赏，均可以视为是，周恩来等人理性看待与直面“文化滞后”的卓越范例。
如果不能象周恩来那届政府这样对“文化滞后”加以有效的把控，不能以“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强力引导公众精神文化的自发性流俗倾向，“文化滞后”的危害就不仅仅是精神层面与器物、制度层面不同步的差距，而是会给中国的文化倒退洞开了大门，让几千年的中华本土文明，让在近现代进入中国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人类优秀文化受到重创。
总之，一个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变迁绝不是任谁都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就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惩罚。现今中国在巨大的物质技术进步的同时，出现的种种逆文明现象，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出现的“逆城市化”“城市农村化”的现象就是一种巨大的失误，无言的惩罚。要知道，在人们的精神层面上，同样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异象与乱象，中国必须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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