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10 年来一直在反思。重整学术史、讨论学术规范, 直到叩问学术的问题意识。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进步, 在于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问题预示着创新的契机。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就启示了新的思路, 发现了新的对象。而为了解决新问题, 就会尝试运用新的方法, 提出新的理论范畴或阐释框架。所谓问题, 必须先有问, 才有题。提出疑问的研究主体, 从置疑的阶段起就自然而然进入了研究过程。回顾最近50 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 除开那些假冒了学术研究之名而实则意识形态大批判的情况不论, 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竟是那么少。没有问题的学术论著汗牛充栋, 却是可悲的资源浪费。当年王国维曾经说过, 新的学问有赖于新的发见。这不等于说, 非有新发见才有新学问。如新的考古发见之所以容易引出新问题, 主要是由于新材料与旧的概念之间有了矛盾, 必须重新考察证据, 建立新的解释。如果改变了观念和方法, 既使处理的是旧的材料, 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和研究。这20 年中大量译介的西方理论也可能产生好的刺激作用。

现在的学术研究虽然走出了大批判, 却又走进了大生产。课题指南犹如买家下订单, 梯队编组颇似工序流水线, 各类大部头著作及配套丛书更像统一品牌加系列产品, 轰轰烈烈, 显赫于世。前两年学术界疾呼要建立规范, 在引文索引之类上扣扣搜搜。更有甚者, 统计表格、换算公式、评估指标、鉴定会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呢? 一部好的学术著作, 开头吸引你的就是它悬置的问题。问题提得好不好, 可以见出研究者的知识水准、敏悟力和洞察力。不过, 考察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的价值, 还不能单纯用知识尺度衡量。这里面涉及到提出学术问题的心理动因。也就是说, 学术界无问题或充斥伪问题是因为提问题者的心理扭曲所致。

纯粹知识进步的提问, 源于人类敏感、好奇、竞争和游戏的欲望, 非常接近于人性的童真和纯朴。读精纯的学术著作犹如抚摸赤子之心。学术问题也可以是很有性格的, 超然宁静、意趣生发或者刁钻古怪。这种提问方式显示了个人的兴趣所在, 追求心性满足。有的学术问题是出于对生存困境的感悟甚或恐惧。外在的和内在的矛盾冲突激荡出精神的求索, 求知成为智慧的解脱方式。从对生存困境的感悟中提出学术问题, 需要经过一个抽离性的阶段, 即把由直觉和情感把握的东西抽离到理性认知的层面, 把关涉到直接欲望的功利满足的东西抽离为历史的社会的意义。这两个抽离还必须互为表里, 才能形成逻辑的力量。思想的提出与学术问题的产生同步, 而思想的建树则由严密的论证推导来完成。优秀的学术著作, 必须在知识层面接受检验。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讲求世道人心, 承运受命, 先天下之忧, 善于近取诸身, 推及天下, 因而这种放大了的学术的实用理性, 会进一步延续知识与价值的混淆、客观与主观的混淆。福柯说学术话语也含有权力的意味。此言甚有洞察力。学术直接同权力关联, 在中国是有传统的。经学便是如此。倒是被排除在行政、学政之外的一些学人, 如清代的民间学术专门家, 反而可能静心澄虑做出好的学问。不过中国文人习惯于“身在江湖之上, 心存魏阙之下” , 学术文章也可用来邀取权力, 或者换取权威感的满足。近年来, 所谓“学术中心”和“ 学术边缘” 的提法相当惹眼。应当说这是明显的权力概念。就知识领域而言, 也会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这只是就学科分野而说的。边缘知识是中心知识的延申扩展, 其间并无疏离排斥甚或对抗关系。但是当学术界从“呼唤人文精神” 到“ 寻求边缘话语” 时, 隐含的意味就是由独立思想支持的学术被剥夺了权威性。学术不甘于丧失对社会和政治的权威影响力, 才会有如此的忧虑、失落和痛心疾首。学人在这样的挤迫下, 采取移入和贴近中心的策略, 或者采取退却、固守边缘的策略。

学术的向外的权力意识表现为对社会和政治的积极干预。知识分子群队意识(姑且认为有这种东西)的醒觉, 是一桩好事。然而, 中国知识界有时关注自己的状况比关注社会其他层面的状况要更多一些。对自己经历的曲折也更敏感, 记忆更牢固些。有时, 知识界会把自己境遇的问题夸张为普遍性的问题。从90 年代初期开始的相当专门化的学术研究, 毫无疑问是谋求权力的知识话语形式被挫败的副产品。知识话语在依附于权力或者谋求权力的转移形式方面, 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惯性。这是典型的前现代的知识状况。现在的复杂情况是, 前现代的知识状况不但延续, 而且还大有倒退到50、60 年代的“统一话语形式” 的趋势, 尽管这还只是集中存在于大众传媒和公众话语领域。而所谓现代性的知识状况却在10 年中迅速膨胀了。在体制内和广义的市场内, 学术进一步功能化了。各类专家在体制的程序运作中工作。程序既不会提出问题, 也不会从思维的本质上筛选问题, 讨论问题, 但是程序直接控制了学术的生产和流通。对于知识生产的东方式的现代化管理模式正在形成。如上所说学术问题意识的窘困, 现在还看不到根本改变的可能。当然, 可以指望学术研究会在正常的心态下, 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慧心发见与谨严考究。但是体系性的整合、知识范式的根本性突破, 还比较遥远。假如学术能够在市场化和超经济超文化强制力之外维系其独立自由的心性品格, 那么将来中国学术或许不辱文化传续的使命。

    （原题为《学术问题意识的窘困》，刊载于《学术研究》1998年第10期，作者吴予敏系[url=]深圳大学[/url]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转载时有改动，在此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