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9月08日
本报独家特约撰稿 王文剑（经济学博士）
9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发布讣告称,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于当天在芝加哥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科斯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一代大师，很多当今成名已久的经济学家，都是读着他的文章和书，汲取着他的思想，从经济学的孩童变成大佬的。
尽管他本人对别人津津乐道的“科斯经济学”或者“科斯定理”，没有什么兴趣。但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真知灼见，经济学应该研究真实世界，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共识。而在科斯提出这一观点时，西方经济学界正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学数学化和抽象化，陶醉在自我构造的理论模型中，而这样的模型与实际的生活实有多大关联，却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像很多后来被证明伟大的人物一样，他从开始大家的盲点，也是他的困惑，侧身进入经济学殿堂，以异端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科斯发现的“交易成本”是什么？
与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泰斗们不一样，科斯不是一个高产的研究者，也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属于那种把研究问题和发现真相作为终身追求的经济学家。
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被用在了观察、思考和办杂志，而不是动笔写作。从193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开始，一生中，他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只有5篇论文。可正是这5篇论文，改变了经济学的方向，也改变了普通人观察世界的角度。
199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张五常在台下问同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你如何看待科斯获得此殊荣，弗里德曼说，“你是说台上这个人么，他早就该获此奖了”。那年，他已经81岁，距离他写出第一篇论文，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也就是60年。
在科斯发表的几篇论文中，从题目上看，主题好像并不统一。但实际上，如果细读起来，每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却是一样的。
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但被人忽视的问题，在真实世界里，交易成本是否可以被忽视，如果不能忽视，那么，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经济效率？他告诉我们，在真实的社会经济世界，交易是有成本和费用的。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如此简单，几乎无需多言。每一个生活在真实社会里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到，与别人交换某些东西，是很麻烦的事儿。
比如，你要买房子，一般而言，要付出巨大精力、时间以及钞票（中介费），才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可找到后，还要和房子的主人，勾心斗角，讨价还价，心力交瘁后，终于下定决心，和卖主达成协议，在这个过程，你和卖主都能够深切感受到的交易成本。如果协议在签订之前，你突然发现因为以前对信息收集不准确，这栋房子竟然因为质量太差，不但漏雨，还掉墙皮，根本不适合住。交易失败，那么，之前为达成此交易而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则瞬间付诸东流。
在没有认识到交易成本存在之时，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假设市场是可以“出清”的，也就是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可以根据产品价格表，自动地走到一起，并达成交易，在市场上，不存在卖不出去的卖主，也不存在买不到东西的买主。当然，真实世界从来就不是这样的，这种理想状态仅存在于研究者的想象之中。
那么，如何解释买主找不到卖主，卖主等不来买主和买卖双方无法达成交易呢？还是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为我们揭示了真相。与交易相关的信息收集、合同签订等交易行为，是有成本的。因为交易本身并不是免费的，那么，一旦出现交易带来的效益小于成本，那么，这样的交易就很难成功。
举个例子，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真正和自己白头偕老的配偶，这个大概没人不同意。在现实中，大部分人的婚姻则比较失败，只有很少部分人愿意宣称自己活在幸福的婚姻中，但他（她）提出的理由总是让那些感到不幸的人觉得很牵强。
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找到幸福的婚姻呢？大概原因是，婚姻本身被可以看成交易行为（当然，这很不符合大家习惯的看法，在这里也就是打个比方），那么，每个人都意识到，面对的异性实在太多，发现对方是否合适自己，可能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一生的努力，而这样的代价显然没有多少人愿意付出。
那么，如果存在从始至终绝对幸福的婚姻，在婚姻“市场”也是小概率事件了。因此，婚姻“市场”总是难以“出清”，男人一生在问，“自己究竟爱谁”，女人一生则在问，“究竟谁爱自己”。
企业是如何诞生的？
市场不能保证满足大家心愿的交易完全成功，那么，人们总是要解决那些市场失灵的问题。企业由此诞生。
在科斯看来，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企业内部，可以运用权威和指令，降低自由交易的成本，以至于那些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的合约得以实现。
那么，既然这样，企业的规模应该是无限扩大的，可我们知道，企业管理也是有成本，发出的指令能否被有效实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这些指令能够被一丝不苟地落实，指令是否正确，也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发出指令的人理论上根本无法收集到完全的信息，即使收集到也不能保证对已收集的信息判断完全正确，因此，发出有悖于实际的指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那么，这时候，落实这样的指令越到位，则浪费的资源就越大。特别是企业规模越大，面对的信息更繁杂，对信息判断失误概率也越高。
科斯认为，企业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张。既然不能无限扩张，在停止扩张的地方，就应该是市场和企业都能发挥各自最大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地方。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市场，只有企业，国家就像一个大企业，而每一个人都是企业的员工，他们生活、生产目标和行为规范，都来自于组织的命令。但如此大的“企业”，组织成本则会很高，以至于完全抵消了科层组织的效益。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不断缩小“企业”规模，把来自组织的权力交给市场，并找到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当然，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可实践证明，我们确实还没有找到。
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寻找尽管目标很明确，但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直到今天，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最优边界不是静止状态，而是动态的，因此，改革就是动态的，可以说，是无止境的。
科斯是一个善于打造钥匙的人
交易成本的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应用很广，可以把它当作解剖很多问题内核的利器。
1964年以后，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但并不是在经济学院，而是在法学院，他创办《法律与经济杂志》，并担任主编，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或者说和权利有关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他在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在开篇就讲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一头牛是有权利去吃农夫的麦子，还是农夫有权利不让牛来吃自己的麦子。在科斯分析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把社会风俗和道德的因素拉进来，纯粹从经济效益角度来思考。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让人纠结，因为养牛人和农夫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维护，但科斯认为，如果养牛人和农夫之间谈判等一系列交易活动的成本为零，则不管权利的初始安排如何，从效率角度看，农夫和养牛人之间关于“公共权利”的交易行为都可以使产权的配置达到最优。
这个问题可以和很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如果把对河流的产权给了在下游的居民，那么，在上游的工厂如果想在河流里排出废弃物，就必须从居民手里购买污染权利。相反，居民要保持河流的清洁，就必须向工厂购买河流的产权。但不管如何确定初始的权利安排，这样的交易行为都可以依靠市场交易来实现，当然，如果有交易成本，这样的问题就很复杂了，比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损失评价不同，对交易价格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由于居民人数太多，意见很难统一的，完成和工厂的交易，几乎不可能，即使闹到法院，也是很难办的。
科斯从理论上告诉我们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只是他提出时，正好是反着说，他假定了一种极端而不可能的前提—交易成本是零，来突出交易成本的重要性，正如牛顿第一定理假定没有摩擦力情况下，物体是如何运动的，来突出摩擦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像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一样，科斯的价值不在于他对现实问题提供了多少高明的答案，而是使大家在解决问题时，不会出现因对问题的实质理解有偏差，而拿出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
在科斯以后的经济学家里，有诺斯、威廉姆森、阿克罗夫、斯蒂格勒、斯蒂格利茨等数不胜数的天王级经济学家，都在试图把科斯发现的问题拓延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领域，科斯的理论给了大家开启认识真实世界的一把钥匙，而那些聪明的人拿上这把钥匙，又打开了很多扇大门，使自己成为另一个新天地的发现者。
从经济理论上，评价科斯的贡献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对他改变经济理论发展方向的巨大功绩，无人能否认。
但他对我们后来的经济学产生的更大贡献还不仅仅理论发展本身，对人们如何看待经济学这一学科，如何确定经济学研究的功能和方向，也是功莫大焉的。
他主张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把观察现实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经济学的努力方向，而不是在教室和讨论会上，去思考想象出来的问题。
他认为，“黑板经济学”除了有助于思维锻炼外，对现实却是无益的，他自己从不搞这样的经济学研究。
在他写的论文中，很少使用高深而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他更多的是在发现现实问题，然后，用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给大家一个概念性的结论或者看问题的方向。
所以，从表面看，他的论文很容易看懂，但他的论文很难模仿，他重视分析的思想性，而不太重视分析的套路。正如练武的人很容易和精通套路的人学习打拳，但很难和风清扬、独孤求败之类的武林高手练习武功，这些绝世的高手们都是不看重套路的，甚至还要求弟子忘记套路。
（下转30版）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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