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中国大学要怎么改革？
作者：陆一，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去年底，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协同国家五年计划的建设周期，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被称为“双一流”。半年多后，教育部废止了有关建设实施“985”“211”工程的文件，此时距离1995年推出首批“211”高校恰好20年。
此举意味着将中国大学牢牢固定在几个等级层次的政策支持与行政拨款体系的松动，即将重新洗牌。
“双一流”建设的意义
目前，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595所，“985”高校39所，“211”高校116所（“985”高校均为“211”高校），具有招收研究生资格的高校和研究院600多所。
以“985”项目为例，累计三期国家拨款超过820亿人民币（中央军委拨款国防科技大学数据未知），其中清华、北大获得了最大份额，各76亿元，最少的南航空、南理工仅2.8亿元。这呈现出中国公立为主体的高等教育层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
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区别化拨款撬动了大学之间的软硬件条件、人才引进、生源、横向经费、社会声誉等全面综合实力拉开百倍差距，使得最受惠大学的发展犹如坐上火箭。这种旨在率先重点突破的竞争性、集中资源、差异化投入政策堪称中国特色，推行后效果显著，直接促使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欧洲多国政府都相继跟进推出了同类型的重点建设政策。中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已经在国际上颇具影响，WCU（World Class University）成为了通行的缩写。
“双一流”在延续“985”“211”工程一贯的国家重点投入的基础上，能够为原先只进不出，完全固化的大学分层引入一定的变数（虽然大体格局不可能改变），刺激同层次、同类别大学新一轮的竞争，还能在大学质量标准的设置上带入与时俱进的眼光。通常再好的政策稳定执行多年后总会越来越僵化而失去活力，其政策漏洞的博弈空间会被逐渐撑开。所以，作为国家高教政策，“985”“211”的谢幕、“双一流”的继承性推出不仅有益，也有必要。
“一流”难以量化
事关千亿投入的“双一流”政策犹抱琵琶半遮面，社会关注已经炸开了锅。本文要着重指出，“双一流”不应该成为眼下中国大学唯一的、首要的关注焦点，大学切莫敏于竞争，钝于自省。
高等教育强国的理想提出后，政策将不可避免地要落实为可操作的评价指标。已经有许多学者、有识之士撰文畅谈何为一流大学，如何设置标准。然而在大学教育的质量问题上，所有精确量化指标都是偏颇的。教学水平无法量化，教师对学生是否用心无法量化，学生在大学能否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无法量化，学生能从大学获得的人生启迪无法量化，大学的精神文化熏陶无法量化……学生在大学的整个求学经历几乎都无法量化。
看似相对容易评价的科研方面，大学承担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使命意识、学科布局的质量、组织的创新氛围、未来的科研潜力、对未来重大创新方向的引领能力等都无法量化。并不是说师生比、科研项目、核心论文数、入学考分等数据不能说明差异，它们只是回顾已经完成的成果，但是大学真正的力量体现在对未来的创生力，包括培养塑造学生使之成为新人和发现创造新知以及各种衍生的社会贡献。每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拥有统一指标无法刻画的那一部分，往往就是那一部分决定着大学的品流。
本质上讲，所谓“一流”是个模糊的概念，矛盾就在于，国家政策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模糊性？
大学排名虚假性
政府依靠指标体系，民众听信排行榜，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在“名校游戏”中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投入竞争。把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体系和制度环境下的大学排出一个序列非常值得怀疑，基本就是全球化商业社会营造的幻觉。针对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构——大学，需要一目了然的绝对化数值来帮助辨别的是外行人。
排名是给外行人的安慰剂，可是在白热化的竞争下，大学严重地受制于名次和指标数据，就好像学生严重受制于分数和应试教育。当初名落孙山时中国大学对国际评价并不太在意，随着重点建设，当近年来一些学校的排名开始蹭蹭上升，而政府和公众又迫切地要看到世界一流大学或学科建设效果的证据，供需立刻一拍即合，排名便被迅速接纳，得到高调宣传。
于是，只能升不能降的名次成了办学的紧箍咒，为了继续提升，精心钻研指标体系，重金挖角，甚至粉饰数据……要知道挤进前50名远远比从300名提升至100名困难得多。事实上，越有竞争力的大学，越容易被卷入国际排名游戏的漩涡之中。运用田忌赛马似的高明策略刷高指标的大学，和不择手段地刷高学分绩、整天打听选水课套路的学生，其行为有什么两样？大学被排名所束缚而不能静下心来办教育，就好像学生被考试分数束缚而不能静下心来开展真正的学习求知。
在名利双收的少数顶尖大学、排名咨询机构、辅导培训机构和留学中介的狂欢中，欧美高教界已经开始冷静反思。虽然其高等教育理念和价值标准通过国际排名取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占据高位的美英大学也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但是这套竞争游戏因其影响力之大而激起令人炫目的实际利益和虚荣心，过度吸引了顶尖大学的注意力——它会诱使大学忘记自己，放弃对大局的认知和思考，不再深思对这片土地负有什么历史使命，不再关切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应有什么承诺与担当。大学如果在追逐这些外在指标上拼尽全力，不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一流，还会全盘皆输。
健康生态比个别大学冒尖更重要
所有以大学为单位的评价还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全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质量。
“985”“211”项目设置十多年来，进入项目的百所大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但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扩招，上千所没有得到倾斜性支持的大学和高教机构在底部徘徊，哪怕进入重点建设项目的大学之间，获得的资源等差也达到上百倍。由于差别化、竞争性的体制，前百所大学的成就只是各所大学自己的成就，并没有辐射整个系统，而其余大学在教育资源、招生生源、社会声誉等方面几乎全面落败，体系内部的差距递增性扩大，并没有证据显示高教系统整体上变得质量更高、生态更健康。
“双一流”政策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要进入世界前列，要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需要看到，前半句目标的达成不直接等同于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作为对未来年轻一代提供高等教育的有机整体，是这个整体的实力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国力和文明的长远繁荣。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而忽略美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繁荣的高教系统，两者相互依存。差异化的投入确实能激发大学为了竞争而努力提升质量，但这是外行也能做到的管理，还远远不够。
中国社会正处于关键的现代化发展时期，教育改革需要统揽全局的思想和植根本土的责任感。尚未明晰的“双一流”政策应当弱化中国大学三六九等的等级感，有理念、有系统地推进分类管理，提倡各种类型的优秀。
真正重要的是引领性问题
中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途径，不是国际竞争，也不是国内排座次，而是思考如何引领。全世界范围，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产生引领性的高等教育思想创见了。下一个世界级的大学理念将由谁提出，未来的大学将以谁为范？
回顾世界大学发展史，伟大的大学都是在国家崛起的时期应运而生的。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大学、二战前的德国大学都曾提出划时代的大学理念，开创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新篇章。
1962年克拉克•科尔揭示出美式“巨型大学”的理念，随后美国的大学蓬勃发展，国力称雄全球。然而，21世纪开始，繁荣的内面危机四伏，“美国精神的封闭”、“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何以放弃了教育”、“知识工厂”、“学术资本主义”、“优秀的绵羊”等惊人的自我批评论著不断涌现，反映出西方大学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而恰恰这种自省在为西方文明持续注入生命力，更值得我们学习。
现代大学不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而是深嵌在社会核心的特殊组织，大学不会超脱其外，也无法独善其身。另一方面，政府和民众不应对大学提出无限的要求，要理解大学的天性不是生产和执行，而是审慎的观察，从容的沉思。当整个社会都在忙碌地生产、建设、行动，只有大学有可能对所有潮流保持清醒的警觉，思考价值、讨论方向，对更长远的发展负起责任。文字已经告诉我们，所谓“世界一流”说的不是名次，而是品流。大学的品流体现在对自己的认识，以及怀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和担当。
“双一流”政策是时代的召唤，中国大学应当把握这个契机，从根本上思考和探索什么是配得上国家和民族崛起的高等教育，如何创生理想的未来中国社会，以及如何培养符合理想社会的有识公民。除非在中国大地上把根扎得更深，并承担起文明兴衰的命运，否则中国大学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敬。
转载自：http://pit.ifeng.com/a/20160815/49778739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