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生机与困境

陈平原说：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办大学需要有长远眼光，步步为营，少走弯路，慢慢发展。（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最近十多年，我们的大学其实是以发展代替改革，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相对滞后，而这个方式可能很难持续下去，我们应该以改革求发展。

我多年前写过《老北大的故事》，里面说过，凡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教授们课堂上告诉大家的，效果很有限。真正有效果的是宿舍关灯以后的聊天，这是大学精神得以传递的关键。

因此今天我想从故事的角度谈谈中国的大学，请大家关注120年来中国大学史上的六个关键时刻。

第一个关键时刻是1905年废科举。这是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最大变革，不管是民国还是共和国，我们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

第二个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关于教育问题有两句话，第一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第二是“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中国的大学深深地卷入了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变革。

第三个是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东南沿海和华北地区的大学，90%转移到了大西南、大西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第四个是1951年开始的院系调整，把200多所大学减少为182所，只保留了13所综合性大学，其他改为工业的、农业的、师范的、医学的等等，这个变化改变了民国年间大学以文理教育为中心的思路，割断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联系，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但有一点，院系调整改变了传统中国大学的布局，把一些不错的大学迁到了原本比较落后的西南、西北以及东北，所以整个高等教育的全国一盘棋，是院系调整留下来的。

第五个是1977年恢复高考，从粉碎“四人帮”到570万学生进入考场，77、78级的大学生踏着时代的号角，踩着鼓点走进了新时代，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成为改革开放路线最坚定的拥护者。

第六个事情是1998年，1998年对当代中国大学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由此有了“985工程”，众多学校得到国家大量经费支持。

1998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高校扩招，这一年全国录取大学生是108万，以后年年递增，2015年录取新生737万。换句话说，今天大学每年录取新生的数量是1998年的7倍。

接下来的18年中我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力图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第二件，大面积地扩大招生的规模。一个是做强，一个是做大。每年大概有2800万人在中国念大学，等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199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是10%，2016年是40%，从10%到40%的飞跃，数字的背后是经费的增长。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投入教育的经费比例是2.59%，经过连年增长，2012年第一次超过4%，此后连年都在4%以上。这意味着拨给教育的钱越来越多，其中拨给精英大学的尤其多。

这18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走得最顺利、成绩比较突出的年份。当下生活在其中的人很容易看到教育的问题，很多人有埋怨、有批评，但这种雄心勃勃，日后会为人怀念的。

不过，目前我国两千多所大学的处境各不相同。

从1995年我们开始建第一批“211大学”，到2008年，一共有112所大学进入211工程。没有进入211的和进入211的，日后的命运天差地别。当初选择哪所学校进入211，更多考虑的是科研经费较大且有成果可以转化的工程技术类大学，相对忽视了综合类以及师范类的大学。

很多老牌的综合大学，比如河北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都落选了。因为没有得到ZF大量的支持，这些学校发展滞后，举步维艰。

看看2016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经费预算就可以清楚：清华大学205亿、浙江大学156亿、北京大学140亿、上海交通大学127亿，再往下看你会发现，数字差别特别大，有的学校只有三四个亿。

我们理解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大学经费预算不好简单比较，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中国大学应该有相对均衡的发展；第二，中西部大学应该得到扶持；第三，私立大学应该给一定比例的拨款。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办大学需要有长远眼光，步步为营，少走弯路，慢慢发展。我刚才为什么说中国大学只有120年的历史，是想告诉大家，其实中国大学很年轻，看一下120年来有多少曲折，我们才能理解最近20来年走得不错。

中国大学走到今天不容易，但教育很难迅速地飞跃，很难承受一投钱马上就世界一流的期待。“百年树人”，大学从投钱到最后出成果有很长的路要走，那种“迫不及待”的心理容易走向急功近利，会危害我们的教育。

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拼命地扩张，但潮起潮落是常态，扩张容易收缩难。有的人总想着钱会越来越多，从来不考虑潮落带来的尴尬。比如说我们的邻居日本，大学最大的困难是裁员，减少经费。还有台湾地区，台湾的大学曾经扩张得非常厉害，现在需要裁减三分之一的大学。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希望在五年内裁掉两万个大学老师，请他们转型做别的事情。

中国经济能够芝麻开花节节高，那是很好的；但是万一出现波动，这些年养成的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如何调整？另外大规模扩张以后，学生的就业问题也是我特别担心的。

未来十年，中国大学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我的思路是，最近十多年，我们其实是以发展代替改革，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相对滞后，而这个方式可能很难持续下去，我们应该以改革求发展，而不是纯粹以发展代替改革。

“按照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来发展人文教育，不是一个很顺畅的道路”

南方周末：您讲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割裂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这样的割裂，有什么后遗症？

陈平原：院系调整其实是向苏联学习，希望迅速培养工程师，一出校园就能够工作，所以往职业化、技术化的方向走。造成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滞后。最近十年，很多学校努力增加这方面的课程，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按照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来发展人文教育，不是一个很顺畅的道路。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一些偏远地区、贫寒家庭的子弟，想要上北大，想要上211和985的学校是很困难，这会不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化？

陈平原：其实西南、西北地区高考是有优惠的，但问题是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就在这些地区，也有城市农村、富裕贫穷之分，农村的、贫穷的孩子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一步步就落后了，所以大学本身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南方周末：您觉得现在中学语文教育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平原：被高考绑架的问题。我去过若干好的中学，好的中学老师很有想法，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使学生远远超过这个教学任务。我在好多地方演讲，家长们经常会说，请陈教授谈谈怎么读书；或者你能不能告诉我的孩子应该怎么读书。我说平时可以听我的，高二、高三听老师的，我不敢耽误学生，我们明明知道考试一分之差、五分之差没有多少意义，可是录取这么残酷，我没有办法说不在意，所以只能说在现有的考录制度调整之前，我们寄希望于老师个体的认识。转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