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经济的命脉，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打击。同比和环比从08年四季度开始都出现了大幅度下行。09年一季度更是波及到经济整体的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过度依赖作为“世界工厂”的初级产品加工业，长期以来忽视出口产品调整的紧迫性。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源起于美国“次贷危机”，但其引起的链条上的一系列恶性循环，直接导致了类似中国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势头的戛然而止甚至倒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大量企业仍沉浸于下游产品的“薄利多销”；而不重视或干脆放弃对上游产业的发掘。作为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的合俊集团的倒闭便是一桩血淋淋的例子。
另外，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的疲软也进一步加剧了亚洲各国的动荡，这促使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浪潮的兴起。其代表是周小川行长关于创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的呼吁性文章。其实，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对现行经济体制的批判或者否定。就像人体虚弱就会患上感冒；而当人体内产生抗体时，感冒自会痊愈。金融危机之于资本主义，其意义就是资产红利分配的终结，代之而来的IT和高技术产业的时代。
正如克鲁格曼当初预测的那样，这次危机或许将持续很久，但不会导致最终的崩溃。虽然雷曼、克莱斯勒甚至通用等大公司纷纷寻求破产保护，可从根本上说，这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为其吹起的巨型泡沫的破裂交的一次昂贵的学费而已。对传统的东亚储蓄型国家来说，却是继1997年金融动荡后对于美元认识的更深刻的教训。反过来说，这次持续已久的危机，也未尝不是一个机遇。更多的金融模式和货币政策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成为实验品。而拥有“金砖四国”、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最多外汇储备国等一系列称号的中国，亦成为全球资本集聚的中心。在这个逐渐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乃至政府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作为国家公器，政府在贸易中设置并提供一定的缓冲以保证企业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是必须的，但过度的贸易保护只会适得其反。当然，对于战略性资源的保护无可厚非。
二．
使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尽量多样化，并提供适当的互补措施。金融危机的突然而对于人民币是一个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去年中国与多国政府磋商并签订的货币掉期协议就是一个典型。据说央行还在做更多类似的尝试。
三．
鼓励政策性银行进行“开发式金融”模式的探索。作为国家支持的政策性银行，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先天优势，有利于加速其转向问题；但也应看到，部分西方国家会在投资的时候看到政府的影子，进而设置障碍。
四．
适当的拓展、加深凯恩斯主义，也是低于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作为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不仅仅是初级产品出口的连续下行，甚至有经济链断裂，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中国政府应利用这个机会，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去，积极投身于发展中国家高回报项目。这种双赢的局面，是投资方与被投资方都愿意看到的。
五．
外部需求的急剧减少以及内部巨大的市场，是目前政府加紧挖掘内需的直接原因。但在宏观调控的同时，也应警惕流动性枯竭等反常但不易被察觉的细节，以防止经济W型的反复。
六．
保证在围观层面建立逆周期机制，此次危机的原因也可归咎于顺周期的政策和风险管理，尤其是信贷紧张条件下的流动性管理缺位。而政府作为周期政策的制定主体，保持流动性的可持续性是一种正确的战术策略。
七．
作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应充分利用主权财富基金，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也对全球金融市场起到了一个“减震”的作用。而主权财富基金，其在可流动性资金方面较私人基金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更具有“逆周期”的投资特特点。
八．
在一味的追求产业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内部市场储蓄居高不下、消费萎缩的情况。尽管目前各项数据表明消费回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想短时间内将内需提升到出口所占比例是不切实际的。只有从根本上减少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将这部分资金转入消费中去。此非一日之功。尤其是作为传统的东亚储蓄性国家，此类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我看来。储蓄—投资—消费的转移链条更应将目光着眼于年轻一代，即人们所说的80后、90后。他们接受的是方式更多样、开放的教育，生活在西方产品无孔不入的环境中。事实也证明，当前的消费带动力正是他们。
目前的情况是，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型国家正积极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而无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如何复苏与繁荣，既有的国际金融格局势必会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以人民币为首的新兴货币群体将挑战美元、欧元等强势国际国币（当前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正面临着当年特里芬提出的难题），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国别监管，甚至是跨国监管；美国国债或将失去其往昔的辉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有更多的选择来抵御外汇市场的危机（例如IMF就在4月份的时候宣布将发型债券来平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新型国际国币需求的压力）……
从上述一系列分析来看，无论经济危机到来与否，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都是不可避免而且必要的，更多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度”的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在搭理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尽量避免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和结构性震荡。失衡并不可怕，“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