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城市经济学的系统性与理论框架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王雅莉

一、城市经济学及其理论框架的研究意义 城市经济学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较晚的一门经济学，80年代初才由西方传入中国，发育尚未完全成熟。然而它初出茅庐所体现出来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却十分重大：首先，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必经的经济发展的质变阶段，但直至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这一阶段的必然性、经济性、社会性、历史性等等还没有形成一种最初的系统性的逻辑认识，而这种认识对于指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其次，城市经济学与传统的以时间价值范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不同，它强调经济运行的空间价值，强调“空间结构对价值形成的影响”是“建造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之一”[1]，这种时空结合的研究体系将为经济学的突破性进展做出贡献，从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再次，城市经济学从城市角度研究经济运行，它的研究视角既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完全从个体角度看问题，也不同于宏观经济学完全从总体角度看问题，但它既要从总体角度看问题，也要从个体角度看问题，这种宏观微观相互揉合，既不完全宏观、也不完全微观的看问题、考察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为中观经济学方法，或经济学的中观方法，这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创新，具有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革新意义；最后，和平与发展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主题，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条件下，发展是其首要的事情，而城市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城市经济规律，探索城市经济的发展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来说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因此，自1965年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Wilbur·Thompson）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导论》问世后，有关城市经济学的著作陆续诞生。然而直到8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学才引进我国。结合我国国情，理论界的学者们和从事城市经济管理的经济工作人员，从多方面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多层次学术研讨，不断的发表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城市经济学。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理论为主，需要联系到其它多种学科和多层次理论融会贯通的、具有边缘性质的应用经济学，使研究者们的着眼点迥然各异，其理论框架多种多样。 在这种研究背景下，博采众长，对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一定梳理是必要的。在人们对学科的实践素材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认识时，不能强求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但是根据已有的理论认识构建相对完整的框架体系是可能的。这种梳理有利于学科的系统发展，有利于发现新的研究视角。那么如何梳理呢？我们认为应当借助于系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恩格斯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系统，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的话。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他们是相互联系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2] 而在科学界，“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3]。因此，从系统性出发，作为科学研究的一般视角和方法，对尚没有形成较完整体系的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理论实践意义。 二、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的系统性 运用系统科学研究城市经济学，首先要探讨系统研究方法与城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关系。 （一）系统理论与系统方法 系统科学是研究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整体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的方法论科学，对于系统理论与系统方法用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要把握如下认识： 第一，所谓系统，作为哲学范畴，是由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联结着的要素构成的具有新类型关系的统一体，是内部成分（要素、组成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层次和结构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宇宙万物，虽然本质千差万别，但都具有系统属性。任何系统本身既从属于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又细分为子系统。其中最基本的系统形式可称之为“点辐射”或“点衍生”形式。“点辐射”常态存在的形式是“中星——卫星”结构，大到太阳系、小到原子都是这种结构。现代经济区域的存在形式越来越看的清楚，是以“城市”为“中星”，以周围次级城镇村为“卫星”的地理结构；“点衍生”的常态，在自然界表现为门、纲、目、科、属、种系统，在社会表现为行政、宗法、宗教各类系统，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产业结构、管理结构各类系统，如此等等。这使人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究“系统”，形成阐述系统规律的系统理论。 第二，系统具有反映世界统一性的整体性质。系统首先以要素为基础，没有要素，便没有系统；但是任何系统，仅有要素不能说构成了系统，要素仅是组成系统的必要条件。构成系统基础的要素，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形成一定“层次”的“结构”，才能成为系统；而如果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具备一定的组合方式，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相对于系统来说就还是非系统，这时的系统（相对地说也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非完善系统，或者说它缺乏整体性。因此，某种方式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各个层次的整体结构，是系统的充分条件，表现为系统的整体性。其次，系统整体由个体组成，但整体不是个体的质的线性之和，它不仅在量上可能大于各要素性质的总和，而且在质上具有与各要素性质截然不同的新质，因此系统的整体性包括要素通过某种组合方式经过分化组合同质异质变化而生成的层次结构的质的变化的内涵。 第三，系统整体性的质的发展变化依存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秩序，而系统的功能则是系统对外界（环境）作用的过程、能力和秩序。对外部作用的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整体的运动表现出来的，因而首先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功能对结构有着绝对依赖性的一面，又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一面。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系统的功能也不同。功能不是依存于某个单一要素，而是决定于在一定要素基础上的整体结构如何。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如同系统与要素的关系一样，在大系统内部属结构关系，在子系统之间则属功能关系，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影响着系统整体性质的变化。 第四，系统对环境发生作用以实现一定功能的必要条件，是系统在发展中要保持一定状态的结构。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要保持某种组织的状态，就必须不断使系统与外界有某种能量、物质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系统组织可能逐渐趋向平衡态；在平衡态上，交换运动趋于相对静止。当系统组织与外界环境出现某种新情况时，平衡态会被打破，生成一个新的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开始一个新的系统调整过程。这样，借助于物资或能量的不断交换，系统实现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始终要保持一定的结构。这个结构从系统组成分的相互关系看，有层次、递阶，有序、无序等关系；从状态看，有静态、稳态、动态、混沌、协同、平衡态、非平衡态的等状态；从功能看，有有序化、自组织性、自学习性、自适应性、合目的性等功能。这里系统运动的共同属性是物质性和信息性。 （二）城市经济的系统性 根据上述认识，城市经济的系统性，表现在城市经济的整体性和结构性上，表现在城市经济结构的纵横向的网络和层次关系上，表现在城市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和对环境的功能上。就是说，把城市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它除了一般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外，还有它的某些作为社会经济特殊系统的特点： 第一，城市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独立性，它们是相关的，而非相加的；但它在国民经济的大系统之中，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二者关系是相间的，而非相容的。城市经济的运行规律不能由无数微观经济行为简单相加得出，也不能从国民经济大系统的一般规律和中央政府行为的缩影得出。城市经济系统，是由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关于生产和控制什么，如何生产和控制，以及为谁生产和控制的经济组织的三大问题的子系统之间，通过交换物质、能量、信息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生成的“在哪生产”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系统，它既包含城市微观经济系统，也包含城市宏观经济系统，还包含城市经济管理系统；“在哪生产”这一问题，既制约着微观经济行为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选择问题，也影响着宏观经济行为的控制什么、如何控制、为谁控制的生产力布局的决策问题。因此，它是微观经济行为的集成（integration）过程，又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差动（differentiation）过程。 第二，城市经济系统，在时空上是非均匀的，因而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城市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但又有一定的边界。城市经济系统相对于环境具有较强的质量，它不断的吸收外界的能量，通过自组织过程，调整着城市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同时又不断的释放经过城市系统结构自组织后的能量和信息，影响着周边的环境。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城市经济系统的边界（包括内部结构和环境）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系统，维持着和求得城市三大经济系统的发展和稳定。 第三，城市经济系统，具有多因素和多过程相互作用的非对称性。城市经济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者与消费者，市政府与居民，策动与响应，控制与反馈，支配与从属，总是呈现出非对称性。比如宏观信息转变为微观信息后，为随机扰动所耗散，可能使政策效力递减；“经济噪声”的存在，如失真的统计资料，投机行为等可能使决策失误；又如系统行为和反馈作用的滞后性，系统的惯性和信息通道的阻塞等，可能都会导致输入、输出之间的非对称性。 第四，城市经济机体的经济机制是各构成要素的相应机制之间的耦合，他们共同调节整个城市经济机体的运行过程；城市经济机制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其相互联系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任何一个机制的作用都会引起其他机制的连锁反应并要求其他机制的配合。因此，城市中无论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甚至思维系统，都具有整体性，而且它们各自依靠一定的层次结构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结构。 （三）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体系的系统性 可见，现实世界的系统整体性，要求我们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根据城市经济学百花齐放的研究现状，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框架，似乎应当着重如下问题： 1.系统分类。城市经济与任何事物一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着，因此城市经济学研究首先必须进行系统分类，分清系统的层次性及其相互关系，这是正确认识城市经济的前提性条件。对城市系统进行正确分类的重要意义，其一是从城市经济的外部联系和关系上，存在着划分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分类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其二是从城市经济的内部联系和关系上，存在着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分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概念建构。任何事物系统存在的形式都需要用概念加以抽象把握，任何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及其运动变化规律也都需要运用概念加以抽象把握。世界的整体性反映为人的认识的整体性，需要用概念体系的整体性来表达。任何科学体系无不表现为它的科学范畴体系，因此科学的“完整性”无不要以它所建构的范畴体系是否完整来检验和表达。根据自然科学和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学科范畴系统的形成一般存在以下轨迹：首先是“主体”概念和“客体”概念的产生；然后，从主体概念中衍生出“结构”、“功能”等概念，从客体概念中衍生出“环境”、“空间”、“条件”等概念；从二者的结合上，自然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的概念；在“有人系统”中，“管理”和“经营”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这里，前三方面——概念和范畴的运用、变化及组合，主要是反映在自然科学中；在社会科学、农业科学中，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则无非就是上述四方面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运用、展开、衍生及排列组合。 3.相关分析。系统分类与概念建构是否科学、合理、完备，很重要的检验工具就是系统之间与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关系的分析。从这种分析中，可以看出系统之间和概念之间相互接近、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层次性。不过，这种分析也要分层次进行。 首先是两维关系的分析，也就是两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或正向、或负向、或线形、或非线形）关系。例如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便具有正相关关系，而第一产业比重与人均GDP则具有负相关关系；而城市人口、生产要素密度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先正向而后负向的。这些相近的概念就必须有序“编织”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 其次是多维关系分析，这是两维关系分析的必然，是对事物要素相关关系进行整体分析的要求。从上述两维分析中，不难看出城市化率、人均GDP值、第一产业比重具有多维连带关系，经济密度、经济效益、GDP 值也具有多维连带关系。再如，警力成本、犯罪损失、社会成本之间，环境污染损失、环保投资、社会成本之间也都是多维相关关系。多维关系有的可以进行定量分析，有的则只能进行定性分析。 再次是矩阵联系和关系，这是多维联系和关系的标准模式。这种联系的普遍性在产业界已经首先得到充分揭示和证明。作为对客观事物进行反映的理论体系，其实也具有这种内在联系的奥秘。发现和整理这种标准联系，有助于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化和完备。 可见，系统性从而使分析与综合相结合，成为现代科学整体化的方法论工具，也是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方法论工具。对这一方法应用的典范可见饶会林教授所著的《城市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饶会林教授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兼顾理论体系完整的同时，全面考虑了城市经济学理论的框架结构。按照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环境、城市经济效益、城市经济区域、城市经济管理的逻辑顺序，把城市经济的微观问题、宏观问题和管理问题揉和到新体系之中，使一种新的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展现在人们面前。 解读这一体系，需要全面地把握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内容，读懂这一体系，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城市经济的特殊发展历程和促进发展的关键性作用。参考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把城市经济学的有关内容整理成一个“理论矩阵”，以表现城市经济学研究内容各个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总体中的地位，和反映其相互之间犬牙交错的内在联系及其承上启下的逻辑关系。这个矩阵可以分为7个部分，前6个部分是《城市经济学》的6篇内容，按发展、结构、环境、效益、区域、管理排列，第7部分是由城市经济学与非经济学的城市理论所构成的边缘学科内容。把这些内容按同一顺序分别排成行和列，放入一个矩阵表中，可以发现，矩阵的横行展示了城市经济学各分系统内容作为理论分析的思想支持基础如何用于其他各子系统内容的研究过程，体现出该子系统理论与其他各子系统内容的延伸关系；而矩阵的纵向则表达了若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城市经济学的各分系统内容，也必须借助于其他各子系统内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现出城市经济学各分系统研究内容依托于其他子系统内容的嵌入关系；这种纵横交错的联系，使我们一方面能够清晰地看到城市经济学的总体概貌，另一方面能够详细观察城市经济的各种具体问题。见下表: 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矩阵表

三、城市经济学理论系统性的特点 这种城市经济学理论矩阵，向我们明示了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和方法逻辑：一方面把握分系统内容的研究思想对其他篇内容的延伸影响，另一方面把握各子系统内容来自于其他篇研究思想的联系。从系统方法角度认识这一体系，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从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来看，它是城市发展历史逻辑和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逻辑的统一。城市不是自古就有的，“城”与“市”最终结合在一起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在产业革命之后，产业革命的工业化过程启动并推动了人类历史最初的城市化过程。这种城市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可以从矩阵的主对角线（粗线框内）去看：城市化问题由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而起步于“城市发展”问题；继而城市输出产业的不断转换和其非农产业的复杂化导致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于是向人们提出了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城市结构” 问题；20世纪50-70年代世界各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急切谋求发展的城市化政策，导致城市病大量产生，于是“城市环境”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为了解决城市病问题，各国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开始关注城市总体效益，不但关注城市中主导经济主体的利益，更关注城市福利，这就是“城市效益”问题；而到了70年代以后，城市与区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心城市、大城市区域、城市带等“城市区域”问题陆续出现；而城市经济大量问题是“公共经济问题”，于是需要城市政府进行“城市管理”，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量的城市问题应当纳入到经济学的范畴去看，才能深刻认识这些问题的本质，因此城市经济学需要同大量非经济学的城市科学理论相结合。可见，城市经济学矩阵体系结构严格地遵循了历史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是与其研究方法逻辑相统一的。从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划分的行和列、并综观行列关系来看，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理论分析蕴涵着强烈的系统方法：即从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总的研究目标出发分化到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而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又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站在全局的角度分析各个具体问题。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这种研究对象分化为三个子系统的研究：（1）宏观城市经济系统“是从实践的大跨度和空间的大领域考察的城市经济系统”，其主题就是研究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区域问题；（2）微观城市经济系统“是就一个城市进行个体考察的经济系统。对它的研究一般是城市层次的经济要素、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与研究”，其主题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结构、环境、效益等问题；（3）城市经济管理系统“是指人为管理好宏观城市经济和微观城市经济形成的调节系统和控制系统”，其主题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管理问题[4]。这种由宏而微、再微而宏的系统研究方法，与沿续城市历史过程把城市经济问题分为发展、结构、环境、效益、区域和管理部分的方法是完全统一的。首先从宏观城市经济系统的“城市发展”问题出发，然后通过微观城市经济系统从对城市具体问题如结构、环境、效益等问题的论证归结出一般结论，最后从这些结论中再回归到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如城市区域问题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并抽象出总的研究对象的规定性。 第二，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是经济理论研究和对实践问题分析的统一。如前所述，城市经济问题是随着战后50、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甚至形成了城市病而对理论界提出的新的经济问题。因此，城市经济学直接来源于经济发展实践。然而，这种来自实践需要的理论，却缺乏有效实用的助产工具。城市经济学从城市发展的社会实际出发，纳入了城市基础产业、空间结构、区位理论、集中型城市化和扩散型城市化、城市区域、公共经济、产业发展的外部经济等等新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的问题，也是其不能以现有的分析工具很好解决的问题。于是城市经济学必须根据现实需要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理论创新任务。英国学者K·J·巴顿（Button）、日本学者山田浩之、美国学者沃纳·赫希（Werner Z·Hirsch）等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城市经济学应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城市化发展经验教训而进行理论创新。对于《城市经济学》选择六个方面问题重点研究，饶会林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主要是对以下来自实践问题的感受”：中国在改变经济落后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常常是以增长代发展，城市中扭曲的经济结构长期产生不良影响，习惯于强调生产的“硬指标”而严重忽视城市环境，不能正确认识和片面追求“城市效益”，管理体制严重不适应大城市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城市政府管理功能薄弱和错位同时并存等等。根据这些实际问题，饶会林教授六篇内容作为理论逻辑分析体系。这种应实践所需，以实践问题穿针引线的理论研究方法使我们感受到浓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气息。正是这种来自实践的研究成果，使城市经济学在经济学发展中具有自己的独特地位。 第三、从方法来看，它是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统一。演绎法是由研究对象的界定到科学范畴的展开的分析过程。如果根据“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这个研究对象的界定，把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分为六大具体范畴展开，可以表现为理论矩阵的每一行或每一列所列的研究问题。但行、列各个研究范畴具体展开的意义有不同：每一行的展开体现为范畴本质性的东西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运用，而每一列则表现了构成范畴内涵的多方面的研究内容。这些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表现了演绎法的具体运用。而归纳法是由科学范畴的研究上升到科学对象的界定过程。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发展、城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效益、城市区域、城市管理6部分具体内容的专题研究，最后都归结到城市系统的经济运行、城市系统的经济关系和城市系统经济规律的研究，因为无论哪一部分具体问题的分析，只有在充分揭示了其所表现的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的形式和本质、城市系统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形式和本质、城市经济规律的形式和本质之后，才会得到必要的、充分的、透彻的和完整的阐释。通过这样的对城市经济各个具体范畴的研究分析过程，其本质理论都回归到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使人们最终明确，城市经济如何通过各部分城市系统的运行、相互影响和作用得以生长、发展和高级化，如何以自己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归纳法的运用。 第四、从理论范畴来看，它是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统一。城市经济学从一般理论范畴归属来看属于应用经济学，即一般认为它是运用理论经济学原理分析城市经济问题的。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空间经济问题、外部经济问题、聚集和扩散问题、均衡分布问题等等，往往不能直接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找到系统的原理和现成的分析工具，因而不得不在一边研究城市经济的实际应用问题时，一边要同时研究这些实际应用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城市经济学非常需要有一门能够解决城市经济问题、区域经济问题、产业经济问题等中观性经济问题的理论经济学，但是，这一学科还远远没有形成，从而使城市经济学在完成城市经济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的同时，不得不完成城市经济实际问题所涉及的理论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经济学所涉及的某些内容又是理论经济学。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城市经济学又要实现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统一。 总之，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存在大量的城市发展战略性问题、城市发展方针和政策问题需要理论指导。我们根据系统论方法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框架，形成相应的理论供给，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要把城市经济发展的“世界总体”与城市经济学发展的“系统总体”处于相互适应的关系之中，抓住总体并予以简化，选择最大的可能来缩短广阔无边、缩短浩瀚复杂的城市经济世界和城市经济理论研究有限能力之间的差距。 [1]饶会林：《城市经济学》[M].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5，14-1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40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40页 [4] 饶会林：《城市经济学》[M].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自序）2-8，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