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杨亿、钱惟演、刘筠等相互唱和，有《西昆酬唱集》行世，后世称他们诗体为西昆体。其特色为模拟李商隐诗风，词藻富丽，声调铿锵，好用僻典，末流或失于饾饤晦涩。欧阳修《六一诗话》云：“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

如杨亿《白莲》诗云：“昨夜三更里，嫦娥坠玉簪。冯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题为咏莲，实则写月。本来把白莲比拟为月亮，也未曾不失为妙喻，但杨亿为了炫耀博学，引用了一个较为费解的典故。嫦娥是民间惯见传说，无需多加解释。至于“冯夷”，《庄子•大宗师》也说：“夫道……冯夷得之，以游大川。”《山海经•海内北经》曰：“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 郭璞注云：“冰夷，冯夷也。淮南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传所谓‘河伯无夷’者，竹书作冯夷，字或作冰也。”冯夷就是河伯，而河伯就是黄河的水神，后人误认为凡水均奉河伯为神，杨亿也受了这个蒙蔽。 牐

考《竹书纪年》有句云：“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九云：“河、洛二国名，即西河有洛之类，《周礼》所谓泽国也。‘用’与‘冯夷’二君名。斗者，《说文》曰‘遇也’，《玉篇》曰‘争也’，谓相遇而争，初非有心于战也，犹《孟子》言邹与鲁哄矣。《归藏易》曰：‘昔者，河伯筮与洛伯战而枚占，昆吾占曰：不吉。’（《路史》、《玉海》并引之）即此事。盖主兵者，洛伯也。《水经注•洛水注》据《太公金匮》、《河图》、《乐录》以二伯为河洛之神，非是。”

牐牭杨亿把嫦娥和冯夷放在一起，意思决非只是说白莲浮在水面，就如月光返照一般；内中有另外的典故。《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传》有河伯娶妻的传说，《楚辞•远游章句第五》：“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又《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袁珂《山海经校注》云： “羿‘妻雒嫔’事，古说隐沦，茫昧不可知矣。而‘射河伯’，则有王逸注云：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这里的“羿”就是后羿，嫦娥的丈夫。冯夷曾经被后羿射瞎一只眼睛，当然不敢再也不敢对嫦娥的挑逗有所反应了。 牐牪释至此，我们总算弄清楚了杨亿这区区20个汉字的微言大义，不由对他的博学广记肃然起敬。但是，有读者会想起白莲的形状和香味么？倘使我和杨亿一同在池塘边看莲花，他突然吟出这几句诗来，我势必冥思苦想，而无暇观赏莲花出水之楚楚动人了。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十》云：“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已。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王国维之言虽然是在说词，但诗词境界一脉相通，杨亿这首诗，按照“隔”和“不隔”的理论，自是等而下之，纵使不嗤之以鼻，也仅值一笑而已。

牐犕豕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倘若将关注的历史时段缩小一些，则每一种“后世莫能继焉”的文学自身也有其发展的历程，此历程与社会条件、传统流变等有莫大关系。西昆体远承韩愈、李商隐，近师花间词派，实有其时代之因素。而诗歌经过有唐一代的发展，实已达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颠峰。杨亿、钱惟演等人自然个个都是硕学鸿儒，唐代诸诗人的作品烂熟于胸；要他们操笔步前人后尘，胜出固希望甚微，认输则心有不甘。从这个角度看来，盛极一时的西昆体实在是必然的产物；只是如此一来，宋初诸子诗歌直接面对的，便不再是生活中的七情六欲、仕宦沉浮、物候变迁、边塞霜雪，而是诸多成熟的前朝诗歌。非但文学如此，观近世的学术，也莫不如是。

牐犚陨缁嵫为例，目前国内的社会学，和北宋初期的诗歌实在有其相象之处；而与西昆体相对的，我认为笼统言之，可以称之为“翻译体”。西昆体的特点是“词藻富丽，声调铿锵，好用僻典，末流或失于饾饤晦涩”，当前中国社会学的翻译体也自有其特点，即挟洋自重、数典忘祖、明足以看清大洋彼岸欧美鬼佬的胸毛，却看不到上班路上跪在面前乞讨的老人。

牐犘洋自重和数典忘祖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认为社会学是外来学科，一切理论都以鬼佬说的为最牛比。忘了是甘阳还是刘小枫（反正是这两个傻比中的一个）引用过腾布鲁克的一句话：“谁执掌了对韦伯的解释，谁就执掌了学术界的牛耳。”并以此洋洋自得。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最牛比的人就是懂外语最多的人，谁要是能同时引用希腊语、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谁就他妈的最牛比。好比读韦伯，如果你读的是林荣远那傻比翻译的中文版本，那么对不起，一边凉快去，阁下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因为那些看过帕森思或者Roch选编的英文版的人会对你嗤之以鼻；但就算像甘阳这种喝过洋墨水、看过英文版的傻比，又会被陆兴华那傻比嘲笑为没有看过德文原著。这样一来，在最粗浅的判断标准上，一个人是否有学问，是否接近真理，完全转换成另外的问题：外语水平是否牛比？是否有足够的幸运可以每天翻阅那些死去的或者活着的鬼佬写的书？好了，现在既然学界都认为鬼佬的理论最他妈的牛比，那么要处理中国的问题，不用这么牛比的理论，还有什么好用呢？比如朱苏力那傻比，读了几天波斯纳，觉得波斯纳真他妈的能侃，文章写得奔放莫测，立马便要将其引进到中国来，立马就要建构其所谓“本土资源论”了。前几天看ivon的论文，她迫不得已，在论文中把朱苏力、孙立平等人“国家－法律－社会”分析框架悬为鹄的，予以批判。但我看了之后认为不妥，因为用这种鬼佬理论来分析中国，本来就是毫无价值的，整篇论文建立在对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的批判上，岂不是更加没有价值了么？在西方的背景中，关于国家－法律－社会的框架大略是成立的；因为国家（state，不是nation）在这里指向的是政府，法律指向司法系统，社会则是所谓“市民社会”；比如在美国，由于司法和政府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并且确实存在一个较为明确的市民社会，这类假设有其实践上的意义。但也不是说无人诟病，比如何为国家？一个政府部门能否代表一个国家？尽管法律提供了一个行动框架，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并非总要指涉到法律，这些与法律无关的关系如何解释？诸如此类。回到中国的情况来，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在中国，国家－法律－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定义，很难瓜分豆剖。比如说，按照广义的法律定义，政府的行政法规也含括其中，这时如何区分国家和法律？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的政府对司法的干预了。又如国家和社会，在中国更是扯蛋。在城市里，如果政府的企业改革导致职工下岗，职工对政府不满，跑去上访。这个时候，我们看不到社会的存在，社会在哪里呢？工会吗？显然不算。在中国，更多的时候，和国家直接对抗的是个人。

牐犘洋自重和数典忘祖的第二个表现是写文章的语调行文愈怪异、出现愈多稀奇古怪的翻译过来的名词，就愈加牛比。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在电子布告版上和人瞎侃，有时候讨论问题，我只要甩出像“主体间性”、“意向性”、“双重结构”之类的词语出来，或者说几句像“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韦伯的思想肖像’，通过将韦伯‘实证社会学化’、‘去历史化’和‘单面化’，将韦伯充满张力的复杂著述简化、改造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容的教条学说，并利用这种教条化的韦伯形象（一种以规范秩序为核心问题的社会学理论）来为主流社会学界的诸多实践意识形态提供依据，无论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还是他的‘科学学说’（Wissenschftslehre）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之类的话，对方往往必瞠目结舌，落荒而逃之余还不忘自愧见识浅陋。我在用了几次之后，觉得屡试不爽，慢慢的也就得心应手起来。而且，慢慢地发现学术界其实也有很多前辈把这一招练得已臻化境。比如孙立平那傻比，写文章最喜欢用的标题是《迈向……》，他有一篇文章叫做《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又有另外一篇叫做《迈向实践社会学》。我最初看到这个词，立即想起了香港电影《古惑仔》中陈小春和郑伊健手提砍刀，杀气腾腾地去找吴镇宇打架的样子。这类标题非但看上去牛比，而且也确实让人模不着头脑，“迈向实践社会学”，到底是谁手执大刀，朝无辜的实践社会学杀去呢？抑或是社会学怒气冲冲，要“迈向”实践，找它的麻烦？总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发现，迈向就是英文“Toward”的中文翻译，比如Toward a Theory of Structure，翻译过来就是《迈向一种结构理论》。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后，我差点喷血，只想提把菜刀，迈向第一个如此翻译的傻比。他妈的，都不知道是怎么学中文的，好好的翻译成《结构理论刍议》，大家不就都明白了么？后来看的书多了，对这些前辈的恐吓也习以为常，没有开始那么诚惶诚恐了，竟然慢慢地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来。我是个比较老实的人，只要敢于把这些利器亮出来，心里自然有三分底气，知道这些神秘的名词该怎么解释。否则碰到一个谦虚好学的，不断发贴，大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那就只有两条路了，一是顾左右而言他，另外当然就是丢人现眼了。然而出书写论文毕竟不同于在电子布告版上讨论，没有人能当场给你难堪；于是很多前辈总是随便抓到无论什么东西，就劈头劈脑地使出来。等到你毕恭毕敬地先将他奉为神明，打破脑袋去认真对待那些问题，最终发现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当已经上了，他也早就是大佬了。

牐犎欢这些都没有关系，那些奇招迭出、迈向“大师”的人毕竟是一些玩弄学术的，不算是真正做学问的人。问题的可怕在于挟洋自重与数典忘祖的第三种表现，谁要是能通读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一干已经死去的鬼佬和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将要死去的鬼佬的著作，能找到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谁就他妈的最牛比了。事实上，已经有某些在这个方面深具眼光的前辈“迈向”这个目标了。他们的著作论文充满了西昆体一样的僻典，并引以为荣。比如刘小枫那傻比，简直就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杨亿。按照王国维的观点，这些人的观点论文，都属于“隔”的一类，并无足取之处。

牐犚残碛腥艘辩解说，学习西方的理论，理所当然有助于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但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逻辑。莱布尼茨、黑格尔等傻比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看法做得准？还是韦伯那傻比对中国宗教的分析能当得准？他们只有在回到德国的问题、回到属于西方学术的问题的时候才不是傻比。一个中国人，要认识中国的问题，居然不去看《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不去看《史记》等历代史书，不去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著作，而要去看一些自大的鬼佬根据道听途说胡扯出来的所谓著作？西方的学术总体上是好的，但并不是什么的都好。比如社会学，整个学科和西方的基督教、持续不断的资本主义化历史以及近代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有关，决不能整体移植到中国来。回头去看那些西方最牛比的学者，有哪一个把他的学问建立在对中国的研究之上？埃利亚斯为什么牛比？因为他熟读属于自己文化的史书和经典，知道当但丁撰写《神曲》的时候，佛罗伦萨的街头上到处粪水横流，人们随地大小便；所以他只消分析伊拉斯谟的著作，便可以写出不朽巨著。那些连“刍议”都不知道就到处“迈向”的人，你怎能期望他们会有所建树？比如刘小枫那傻比，在国内的人看来，他研究西方神学、政治学也算是一号人物，可鬼佬就是当他是傻比，他那些什么《基督降临的叙事》、什么《走向十字架的真》要是翻译成英文，有人愿意出版么？就算自己掏钱印了出来，有鬼佬会看么？事实上，和熊十力同时代的，有个人叫朱谦之，写过一本《历史哲学大纲》，书后有“长近六十页的英、德、法、日、中五种文字的原刊和译本目录”。可是这种傻比东西有什么价值？熊十力的著作什么外文文献都没有参考，不照样抵受住时间的过滤？

牐牎逗非子•外储说左上》曰：“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牐犗衷诠内的“翻译体学派”诸君子，却同时扮演了楚人和郑人的角色；并且十分悲哀的是，楚人好歹卖的还是珍珠，翻译体学派的人却甚至连垃圾都能包装了卖出去。像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这样发表在报纸上的烂文章，卖的只是一个垃圾观点：疾病不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为了把这垃圾卖出去，拉上了诸多文学家的作品，包装成一个漂亮的盒子。他妈的这样的垃圾翻译过来之后，居然被人奉为经典。墨子之说，毕竟还“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翻译体学派诸先生，却干脆什么都不传了，反正只要能糊弄出一个漂亮的盒子，能够炫耀自己掌握多少门外语、看过多少书，还管知识与真理干什么？

牐犌钟书在《宋诗选注》“王安石条”说：“然而从北宋是个的整个发展来看，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寻奢’（均需加提手旁）的古典成语的范围与它歌咏的范围同样的狭小。”我当然没有资格和能力做梅尧臣，却也立刻就瞧不起“翻译体”，并且知道他们将会如同西昆体一样，在历史上激起一朵小浪花，供人鄙视与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