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的增长速度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瞭望东方周刊》：可否这样理解，要促进国内消费，一个重点，就是必须促进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
林毅夫：对， 公平，要促进公平，这就必须改革。
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滞后的改革。像在金融领域、资源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的垄断。在其他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当前这个机遇，推进改革。
像国内最近进行的一些改革，比如医疗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如果能把这些瓶颈消除，增长的潜力就大了。
我们9%~10%的增长速度，已经有30年了，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瞭望东方周刊》：那就是说，在你看来，中国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当然会是奇迹，30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想，中国是可以抓住这个机遇的。我们本身进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这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稳定，能调动积极性，让经济发展好。
但是，渐进式的改革，也就代表着有些改革没到位，那就要利用机会把那些没到位的改革往前推进。另外，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医疗保险、环保领域，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总是比较滞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对中国来讲，这个危机也给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中国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经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消除瓶颈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就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知识也是全球共有的财富。
另外，中国储备丰富、资金相对雄厚。一方面，自己可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到国外投资，一方面，帮助了资金短缺的资源丰富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获得资源。
再有，我们人均GDP已达到了3000美元。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已没有比较优势，那就应该转移到海外去，转移到比我们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也是一个机遇。对我们的企业来讲，这是在创造第二春。
我们的产业还要进一步升级。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还可以利用当前时机到国外去购买相关技术。我觉得这都是互利双赢的，也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创造共同发展的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专访的时候，你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最好是技术和资源领域，而不应该是金融领域，现在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林毅夫：我还是这个看法，道理很简单，国外金融业的发展阶段跟我们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中国应下大力气在环保、能源、社保、医疗领域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年中，你去许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发表演讲，人们非常关注你，当然也关注你背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对我说，现在危机是中国的一次机遇。你怎么看呢？金融危机会促进中国采取哪些改革？
林毅夫：中国人讲的“危机”，就是既是危险也有机遇。我想这个词，现在国际上也都知道了。
事实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碰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的挑战和现在非常接近。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中，正是由于这个政策，通过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7.8%的水平。中国是当时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因为当时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了未来发展中的瓶颈。比如说交通，就讲高速公路，1997年我们有4700公里，到2002年，达到了25100公里。还有港口，我们利用那段时间，修建了很多机场、航运港，消除了中国在空运、海运上的瓶颈。还有电网改造、通讯，那段时间也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中国发展瓶颈被冲破，中国发展的潜力就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中国从1979年到2002年，年均增长率是9.6%。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因为日本的高增长只维持了20年，亚洲四小龙也只维持了20年，以后都降到年均7%~8%以下。
但我们中国，从2003年到2008年，年均增长率则达到了10.8%。
这就是当时我们抓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创造的一个机遇。我们当时不仅是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还进行了许多改革。住房改革，“抓大放小”，都是在那个危机时期推出的。
有一些改革不太成功，但总的来讲，当时的政策还是成功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我觉得，目前这场危机是同样的状况。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一些该改还没改的地方取得进展。
像我们这次推出的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30%用在了环保、节约能源方面，这就是针对我们的瓶颈。当然，投资中的一大部分还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的交通瓶颈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就偏重铁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我们在社保领域，在医疗领域，还有很多欠账，所以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还有改革的问题。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对外贸易都盈余，且盈余那么多，储备不断增加，当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我们投资跟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事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跟佐利克不久前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消费就不能增长起来；消费增长不起来，储蓄就会很多；储蓄很多，投资就会很大；国内消化不了，就必须出国，就会导致贸易盈余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将可能最早见底”
《瞭望东方周刊》：哪一个经济体会最先复苏？
林毅夫：我想，中国经济可能最早见底，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较多，我们积极财政政策的干预力度，如果从比例来讲，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
另外，中国有1998年的经验，我们在“化危为机”方面，是有经验的。
所以，你看我们采取的投资，在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上面，占到了30%。基础设施、卫生教育，这些都是我们的瓶颈，我觉得这些投资会很有效。
第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已出现了回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年度相比是有下降，但以季度来比则出现了上升。
但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很快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两位数的增长，这就不是一个国家能实现的，必须有赖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我估计，中国经济维持7%~8%的增幅应该没问题，今年没问题，明年也没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那会不会出现W型的恢复呢？
林毅夫：我想，这会是小的W型增长，不会是大的W型增长。因为你本来从10%以上的增长率降到8%，差不多有3个百分点下降，以后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所波动，但应该在7%~8%之间波动。要恢复到9%以上的增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这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而是全球的问题。
我想，新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实体经济的问题，现在出口下降，就是因为产能过剩。
危机的性质， 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变化，我们当然关注金融业，但同时必须关注实体经济。
前两次的G20峰会，主要关注的还是金融业的问题，虽然G20声明要求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各个国家认识并不统一，决心也不够大，所以力度有大有小。我觉得，下一次G20峰会，注意力应更多地放到实体经济上。
《瞭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采访你时，你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个很大的启迪就是要着眼长远，不要用一个泡沫替代另一个泡沫，换作中国人的说法也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要对哪些问题保持这种忧患意识？
林毅夫：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应该认识清楚。对目前的危机，我们相对来讲是游刃有余，因为财政有盈余，外汇储备庞大，让我们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头脑必须很清楚。
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发展了，促进世界财富增加，对世界贫困的解决贡献就大，因为中国的人最多。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后，就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市场和机遇。而且中国的很多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都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
但是中国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很清醒、很有决心地继续解决这些问题---我前面谈到的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问题；金融、资源等领域存在垄断的问题；还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领域，在医疗、社保相对滞后；以及环境问题，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发展和环境之间必须取得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