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宗棠在2006-4-22 23:05:00的发言：
现代经济学及经济学教育
今年上半年，学校开始给我们开设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原本以为应该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紧密结合的经济学却是因为如此的推崇数学以至于忘记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这种感觉在看了贾根良先生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一文后，感觉尤其强烈。因为我了解到除我们目前所接受的经济学理论以外还有其他的相当有用的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比如德国罗雪尔开创的历史学派，凡勃伦、康芒斯的老制度学派，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学派则长期的被我们的一种逆反心理所压制）等等。可是看看我们的课程安排，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似乎只是被传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尤其又是“以研究市场经济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我反对这种形式的经济学教育，是因为它如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所说：“现代经济学是‘病态’的，它日益成为了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不是为了实践的结果。“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布劳格先生的话中的意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聂辉华先生的《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这篇文章可谓是总结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形式下所要求的论文的创作模式的典范。 按照他说的那么去写，你肯定能够写出好的论文来。但那是一种盲目的接受。容易形成一种为了学问而学问的学习、写作方式。当看到聂辉华先生的这篇文章时，我对经济学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因为我们将来的经济学家秉承的还是一个经济学数学形式化的发展趋向。“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的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
聂辉华先生在他的那篇获得热烈推崇的文章中教导我们要按照西方主流学报的经济学论文的标准将经济学论文用导论、综述、模型、检验、结尾几个部分表达出来。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学术刊物《经济研究》上的文章也基本上是采用的这个范式。值得提出的是，《经济研究》上的经济学论文就秉承了国际标准而使得其中的数学论述变的极其的繁杂，曾经甚至看到几篇文章在后面附录有数学公式的证明。难道数学家躲在屋子里去研究的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数学理论还要我们的经济学家来开创、证明吗？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在这个思维下，我们的经济学家是不大可有时间去将经济学理论试图实践的，也不大可能去演习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的源泉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已经变成了修正数学模型、为了学问而学问，而不是试图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更不是试图让大众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正是这个转变，使得经济学家的声望扫地。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尤其严重。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的学科发展推动下，经济学已经由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处于象牙塔底部的位置钻到象牙塔的上层——与现实脱节了——似乎成为了一门类似哲学的抽象思维的学科，而不是像物理学那样寻求事实的检验的学科。在经济学家沾沾自喜于找到了好工具时，社会却在批判经济学家们的所作所为。以至于英国有一首流行音乐的标题叫做：“请不要和我谈论现实，我们是经济学家。”这是对经济学家的莫大的讽刺，是经济学家的悲哀，更加是人类社会的悲哀。经济学的数学目的化导致的可能是经济学走向穷途末路，而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过度的试图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么将可能导致人类经济行为的混乱。
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开创一直到20世纪初，经济学家们一致在谈论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虽然他们不能给出一个“什么是经济学”的共同认可的规范性认识。正如莱昂内尔.罗宾斯所言：“大家（经济学家）都在谈论同样的东西，却对正在谈论的是什么意见不一。”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马歇尔、达文波特、坎南、贝弗里奇等经济学大家对经济学给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识：经济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的学科。然而，现在占据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是脱离现实的和数学形式化的经济学。经济学试图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的这一正常状态和目的观念，被经济学家试图使自己方便的采用术语性的隐喻所破坏。而在现代经济学中，这个术语并不是经济学的概念性术语，而是作为工具引入的数学。那么，为什么数学会如此深入的介入经济学的研究中呢？如钱颖一教授所言，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的各种数学模型和图象模型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帮助我们深入的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钱颖一先生接着解释说：第一，数学模型可以将前提假定描述的一清二楚；第二，数学作为与逻辑学同样的一个严密的理性的工具，它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第三点就是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者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但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一些原本学数学的人加入到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并且带来了新的数学理论、数学分析工具，而这可能更加方便数学模型的建立（钱先生自己就是学数学的）。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著名的奖项的颁发方向就具有了一个极强的引导性的作用，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在数学大规模运用以后而出现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我们的参照系（reference）或者基点（benchamark）去思考、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否牢固？我想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很有可能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这个“现代化的陷阱”而变的只会修正模型了。上个月邓正来先生的演讲就至少证明了法学家在这个方面是走在了经济学家们的前面，至少存在一些法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个只有哲学家们才会去思考的问题。
一个没有足够文化基础的所谓的社会科学家想去研究社会科学，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这天方夜谭的事，恰恰就发生在了我们的经济学领域？！我甚至想断言，眼下的现代经济学家就像是那些仍然生活在柏拉图的“自然洞穴”里的人却幻想自己走出了“自然洞穴”的可笑的人一样。在知识爆炸时代的今天，惟有像列奥.施特劳斯和王小云教授们那样去演习经典文献才能够真正把握学科的真正精神，甚至是把握知识世界的本质。
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不仅仅是当前与国际接轨（确切的说是与美国接轨）的潮流下的一种盲目，也是我国经济学界的虚浮。搀杂着教育行政力量的介入作用，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将永远只能沉沦为一门培养“过街老鼠”式的经济学家的教育。看看最近可能是在误解丁文良教授批评国内经济学家的话后，《中国青年报》所作的那个令人寒心的调查吧！你就会知道了我们的经济学教育是多么的失败！
当Post—autistic economic movement（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法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发展到了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堡垒的美国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的。我们的教授们却没有透露一丁点的信息。是教授们也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故意不告诉我们？如果是不知道，那么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行为将如何产生呢？如果是知道了而不告诉我们，那么是因为像新古典主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1987年度获得者索洛说“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们意识到了新古典主义的问题之所在”这个原因吗？难道我们的经济学家也是意识到了那些问题的根源之所在而怕那些异端的经济学说会攻破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而不对我们讲？而对于我们学生们的无知，我们只能去指责以前的教育体制了。康德讲：“教育是由前一代人对后一代人进行的。” 更何况我们在以前没有被进行启蒙教育，没有被塑造，没有被教育的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被置于感性认识下而木然的接受训诫。儒家的道统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被否定了，于是我们就将其一棍子打死了——我们也就没有了仁义礼智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负了我们将近100年，他们不是好东西，当然他们的东西也就不是好东西了，于是我们也就一棍子打死了——我们也就缺乏了一个了解外面的机会，仍然是幸福而又懵懂的生活在红旗下，成了红旗下的蓝蚂蚁。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别怕，我们还有共产党，还有马克思的思想。可是经过苏联人加工过的马克思主义，再次经过共产党的咀嚼，剩下的还能有什么？但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它所演变、发展的一系列的衍生物，可是作为被咀嚼下来的东西，它的养料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就像买东西一样，没有经过比较是不会轻易的买的，学马克思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从小到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经济学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形态呢？按照我所赞同的H.李凯尔特的 “质料的分类原则”来划分，那么“在科学中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形成概念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异质的连续性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数学就采用这种方法，它所注意的只是现实的量的方面，而不关心现实的质；另一种是把现实的异质的连续性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历史学就才用这种方法，它以分割现实的连续性为代价而保持现实的异质性。”
经济学的教育走入了一个烂胡同。早在1896年，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就透出了对经济学发展的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不敢像早他半个世纪之前的古典主义的那些经济学家那样洋洋自得的自信经济学的发展前途。而马歇尔的这种无助的不自信的根源在哪呢？不仅仅是因为马歇尔本人的终极研究目标是生物经济学而不是他所加以阐扬和精化的那些他自己都不以为然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也是经济学教育的问题。他敏锐的意识到如果只是专注着经济学领域的东西和只是强调运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将使我们的经济学家的头脑变的十分脆弱。或者是陷入一种只具有无聊的运用术语的智力游戏中去！可惜的是，我们后世的经济学家们却没有认真体会马歇尔的深层次的话语，而只是将他的《经济学原理》摆在桌面上。凡勃伦说：“在其论证和节约脑力的手段上，这个隐喻是有效的，而且比使用它们的人所预想到的更为有效。”正如凡勃伦说的一样，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大量使用这个有效的隐喻了。最终的结局却是缺乏足够文化素养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在大量的使用数学工具的时候走入了历史设置的一个陷阱，并且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所以，它需要改革。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是在改革，可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和理念却是如此的落后和不合世界潮流。我想那些倡导经济学教育改革方向的人根本就是一些没有主见的人。如此下去经济学教育的改革也将是会变成新世纪式的“洋务运动”，将是会一出历史的闹剧。
对一系列的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我试图去总结，最后我得出了一句话：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迷失了自己也忘记了思考那些构筑真实世界的被规定的意义，于是人们正在被按照一个似乎被作为既定的程式培养成一种进行社会生产的工具。人们变成了小丑，在历史面前丧失了曾经让我们大放光彩的智慧和理性。面对纷繁错综的指数增长状态的知识我们显得如此的手足无措，于是我们等待别人来替我们思考。从小到大都没有被教育如何去认识自己的我们却试图用自己那缺乏信仰的、贫瘠的大脑去自救，虽然不乏会有人能够冲出红色、黄色、黑色而走向那蓝色的理性。但是只有很少的这些通过精神自救而摆脱不成熟状态的迈着切实步伐的人如何能够去拯救只能缓慢获得启蒙的公众呢？如此，那我们的民族怎么办？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呼!总算见到明白人了.
按照霍奇逊的观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只是方法论上还原论的表现之一,或者如何梦笔同志所言是方法论工具主义.两人都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霍氏认为,数学无法处理新奇,何氏更是给予了心智以本体论的地位.
当我看到初学经济学朋友,在没有判断能力的情况下,执着于对数学的追求,感到心痛万分;当我看到所谓的经济学家,志在构建让人看不懂的数学模型,脱离现实问题时,感到百般无奈.钱颖一先生让人理解的"现代经济学",田国强教授填空式的"洋八股",难道就是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目标与道路?请允许我用不雅的词回答一下:扯谈!
还是老杨说得好,模型做得让人看得不懂为荣,看得懂为耻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数学对经济学是用的,但是数学形式化的教条主义,却让人们忘记了,或者有意去忘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社会因素是不能完全化约为数量的,即使对量最精确的度量,也无法理解质的因素.这种局限性即使随着数学的发展也无法克服,因为人类心智也是世界的构成部分.例如斯密所说的资本是用于取得收入的资产,由物质资料构成,李斯特就加上了国民精神这种无法计量的因素,难道我们可以否认后者的重要性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23 18:25:4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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