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嘉图提出、马克思完善的劳动价值论，一直以来并没有被人们准确的理解和认识。依据上述对前资本主义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状态的分析，我们再来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　　

1、第一个结论，交换必定是等价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不希望在交换中吃亏。只要人们正常的、以劳动者的身份来设想，那么等价交换就应该是商品交易得以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条件。[⑧]正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同种类的商品一分为二，变成商品和货币（黄金）。黄金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如何取得交换价值的独占形式，这个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进行了详细分析。出现货币后，市场上其他东西就叫做商品，黄金单独叫做货币，货币也是商品。黄金货币也是具有价值的，他首先是劳动产品，这里，商品与黄金货币的等价交换就是商品的价格了。自此，（市场）价格这个范畴也就诞生。　　

2、第二个结论，商品的价值由其凝结的人类无差别的劳动（量）决定。一个熟练的、独自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劳动者，为了在交换中不吃亏，他判断的依据只能是自己付出的劳动，尽管这个劳动的强度、时间长度、复杂程度都无法准确核算。但是千百次的反复交换，社会生产技术的稳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不变，必然的就导致等价交换。[⑨]　　

3、第三个结论，劳动和价值这两个范畴是无法分开的，必须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商品，作为实用价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其价值却是看不见的，因为一旦生产它的劳动过程完成后，消耗的劳动就形成价值。但是价值怎么表现出来呢？表现得你能够看得见？那就要通过交换来表现，因此，与之等价交换的商品就叫做交换价值，而货币就是交换价值的最终表现形式，大家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A.      所谓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都处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国也就不存在排斥大多数人生存的规模化种植。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历史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工业化之前，人口数量是随着可耕地面积的增长而增加。[⑩]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不能够大幅提高，个人劳动力可耕种的面积是一定的，只有当劳动力增加，才能进一步开垦土地，然后才能进一步扩展人口，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但也是一个“低水平的人口陷阱”。[11]那么，为什么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根本的提高时候，尽管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却不能形成一个类似西方社会的经营式农场为主的社会呢？恰亚诺夫、黄宗智教授的理论都能够说明这一现象，但表象的描述下面应该还有某种更深入的本质联系才是。　　

由于我没有大量的、准确的详实数据，只能就大致符合小农经济社会的假设来说明问题：　　

1、因为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所以一个劳动力只能是勉强养活自己的家庭（甚至不够），就是说仅仅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种技术限制下，一个劳动最多能耕种的土地面积假设是20亩。[12]　　

2、在土地不是特别紧张的时期，假设一个劳动力家庭只有15亩地，全家老小齐上阵，也刚好养活自己。尽管他们家庭投入了更多的亩均劳动力，但是土地的增产不完全由劳动要素决定，主要是靠土地肥力和自然条件。　　

3、假设一个经营式的农场，雇佣劳动力来耕种，那么在技术限制下，一个生产周期下，雇主从雇工身上最多只能剥削2亩地的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价值。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劳均提供的绝对剩余有多大。[13]如果雇主家庭要生活得比雇工家庭好5倍的生活[14]，那么他就需要占有至少15×6=90亩地的剩余价值[15]，而每个雇工最多只能给他提供5亩地的剩余价值，因此他必须雇佣90÷5=18个雇工，至少要拥有18×20=360亩的土地。　　

4、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每次农民起义过后几乎都是分田地均贫富，在这样的条件制约下，大规模的经营式农场很难形成。在正常的小农经济社会商品经济下，通过自由市场交换是不可能形成规模生产土地集中的，既然是等价交换当然就不能形成资本积累。[16]至于地租，那只是用于消费而已，而不是资本积累。　　

5、关于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社会户均占有土地数量，温铁军教授做的研究表明，这一数量的分布大致呈正太分布，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常态的分布，户均占有耕地超过200亩的是极少数。[17]因此，一般家庭占有的土地数量，根本就不能支持他们去雇工搞经营式农场，所以我们常见到一个大户家庭，不仅是雇工很少，甚至自己家里的劳动力也要下地干活。要想成为资本家，那可是要有一定量资本的，那是从量到质的变化。　　

6、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经营式农场很少，而佃农——地租的经营模式却更加普遍。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本质上不是追求利润而是维持中庸稳定的社会，租佃的生产方式可以得到更多的总产量。庸俗的说法，至少是租佃比雇工经营的监督成本更低，不需要强制管理，家庭就会更多的投入劳动，为了生存，亩均产量也就更高。[18]　　

　 　

B.       所谓欧洲资本原始积累[19]　　

18世纪中期，肇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蒸汽机无非是一种更高效的自然力的利用设备，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很早就开始了，自然力在很多生产上取代了人力。事实上，蒸汽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17世纪，在欧洲被称为科学革命的世纪。牛顿力学原理的广泛应用，机器设备中工具机的发明，这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所谓工具机，就是工具手，以前必须用双手才能完成的工序，现在通过科学设计的机器装置来完成。蒸汽机这一自然力利用装置更多的是从经验中积累而设计的，工具机则是利用牛顿动力学原理精心设计。有了工具机，加上自然动力，这才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想想，一只手变成千万只手，这是什么变化啊！　　

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先后发展起来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化大工厂。[20]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就必然导致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特别是羊毛和棉花。于是，我们常说的英国“圈地运动”就开始了。历时几百年的圈地运动，贵族和资本家们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英国以自耕农为的农业变成了资本主义经营式农业，规模化就是这样形成的。　　

技术的革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这种规模化形成的前提，于是多余的人口那里去呢？300年的殖民化，欧洲本土总共移出1/4人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占的殖民地面积最大，移出人口也最多，大约有1/3，其中最贫穷也最善战的苏格兰人口转移出去1/2。其结果是欧洲人占领了其他的4个大洲，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由此彻底改善，资源环境空前宽松。[21]在北美，原先一亿的印第安人原住民，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十万，殖民者直接在广阔的美洲大地建立了资本主义经营为主的农业。因此，这一过程绝不是通过自由交换[22]形成的，而是战争、暴力、掠夺促成的。　　

没有了人口压力，技术的进步，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工人给资本家提供的相对剩余价值[23]就要高得多，一个人就可以耕种上千亩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老板生产的剩余价值。如果折算成一个工作日来看，很可能10小时的劳动中，9小时的劳动都是为老板干的，只有一个小时是为劳动力再生产而付出。总之，过剩人口的转移，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二者缺一不可，资本主义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才有形成的可能。　　

二、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价值规律外化的第二阶段[24]　　

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精神发育成长。当产业资本主义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日趋成熟，资本主义逻辑渗透于每一个角落。这种理性的逻辑，就表现为资本家会计算生产成本，按照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市场价格[25]计算；资本家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并计算利润率。这种行为特点与小农生产者绝然不同。资产阶级有意识的理性，以及资本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使得资本雇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得不那么自然神秘，不那么不可改变。属于私人的庞大商品的集中供给，对市场的控制和影响，使得商品的（人为）定价成为可能。价格不再神秘，价值却被隐藏起来。这时，价值规律的表现已经发生变化，关于商品交换的生产价格范畴[26]产生，由其成本价格和一定的利润所决定。某一生产部门资本越庞大，有机构成越高，那么它的定价权就越高，它就能够额外挤占其他部门的剩余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可以任意给自己的商品定价，归根结底，价值规律，即商品价值由其凝结的人类无差别劳动所决定这一规律，仍然发挥作用，制约着商品交换。　　

典型的资本主义农场生产方式模式是在美国，它完全不像中国的小农经济，早已经充分的市场化，其运转的逻辑必定遵循价值规律（第二阶段），农场追求最大利润化，而不是追求满足家庭需求。由于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为产业资本生产提供原材料的部门，即便是农业中产品转变为食物的部分，在美国也因为一个庞大的食物加工体系的形成，农场也沦为纯粹的原料提供者。因此，生产商品化作物的农场，紧紧随着市场需求而变化，各农场之间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每一个农场的规模不等，资本投入量也就不等。但是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绝对提高，单个劳动力理论上可以耕种远大于现有农场规模的土地，潜在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极高的。因此，对于小规模的农场来说，资本有机构成就相对低，资本相对劳动投入就不足。[27]　　

这里，我们是把美国农场主当作资本家来看待的，因为他们的农场都充分进入市场，参与到市场价值、市场价格的形成，以及平均利润率的形成。[28]所以，对于一个农场主来说，他获得的利润并不由他的劳动投入来决定，[29]而是由他农场的资本投入来决定。这也是价值规律在不同阶段所决定的，也是古代小农社会简单商品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差别。因此，不同规模的农场，尽管劳动人数一样，机械设备等资本投入不一样，利润就不一样。正是这一特点，就必然会导致小规模的农场无法生存下去。我们看一看1930年以来的美国农场数量、农地规模、农场平均规模的变化情况就很清楚了。[30]　　

　　　　　　　　　　　　　　　　　　　　　　　　　　　　　　　　　　　　　　　　

我们简单估算一下，也能发现只有大农场才能生产下来。按照美国社会的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一个农场家庭要过上比较体面的小康生活，年收入至少要15万美元以上。由于布雷顿森林解体后，美国虚拟资本市场急剧发展，资本严重过剩，无论是现实资本还是虚拟资本，本质上都是要求占有利润的。因此，整个美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特别是生产领域的平均利润率被稀释、压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投资平均利润率已经低于5%，农业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一般只会略高。[31]如果一个农场按照以上数据估算，那么需要有几百万美元的资本投入，他才能正常生存下来。几百万美元合理配置下来，要求的农场规模就远大于目前的农场平均规模。二战以来，美国平均每半个小时就减少一个农场，这就毫不奇怪了。目前仅靠市场无法生存的家庭农场，必须依靠社区支持农业（CSA）[32]这一非市场模式才能维持。　　

　 　

A.      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　　

古代中国早就融入到世界贸易之中，所以才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并且，直到近代以前，中国似乎都是处于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大多数时间是出超。而欧洲呢？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33]　　

但是，19世纪中期以后，这种局面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世界贸易中，欧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则越来越被甩在后面，贸易逆差随之而来。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同样是世界贸易，为什么中国会由出超变成入超？情况是世界已经由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变成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　　

1、古代丝绸之路联通的东西方贸易，本质上是一种简单商品经济。商人作为贸易的中介，依靠某种商品（如茶叶、香料、玻璃等等）在东西方社会的价格差来赚取利润，这种价格差是非常大的。而东西方社会的小生产者，则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得到商品，他们与商人的交换只是为了满足自身对使用价值的需求。[34]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而中国对贫乏的西方无所向往，因此，中国一直大赚西方的白银。　　

2、当西方进入到产业资本主义社会后，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社会，在世界贸易中，中国只能处于贡献廉价原材料商品的地位。中国开始为世界市场提供所需求的各种经济作物，这个时候，中国才是真正第一次融入到新结构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另外，西方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是中国所不能生产的。　　

　 　

世界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对中国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将小区域内分散的、内部循环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撕开了一个口子，通过地主买办将一根产业链的管子伸入到中国内地农村市场。它显著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打破了维系社会稳定的小农生产的平衡。中国农村大量种植各种出口的经济作物，原本人多地少的紧张关系，有限的土地就不再能够供应农民生活之所需，这又导致农村地区需要购买外界的商品。但是在产业链中，能够获取收益的总是地主、资本家、买办商人以及外资，大量的小农不仅失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本地市场，而且无力购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导致农村高利贷泛滥，剥削进一步加重。[35]小生产私有制变成了产业资本的大私有制，私人拥有的财富不再是靠自身劳动所得，而是靠剥削他人劳动所得。所谓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关键恐怕就是在这里。旧体系解体，新的还未建立，革命当然就此发生。[36]　　

　 　

B.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经济的市场化　　

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简单说就是大包干，小农经济的回归。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城乡二元对立出现。就农村来说，这一种状况与近代中国非常相似，上次发生的是革命，这一次呢，过程还没完。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的共识是四个现代化。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尽量的提供就业，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我们转移了2亿多农村劳动力。尽管如此，农村仍然是劳动力大量过剩，人多地少的局面无任何改观，21世纪，我们仍然是小农经济。期间，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农村发展策略，诸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规模化种植经营、公司加农户模式、龙头企业带动……，但是基本上这些都失败了。小农经济如何市场化，如何与城市、工业规模化供给和需求相适应呢？这其间的交易成本无比巨大，如何克服？恐怕这是无解的，不得已，中国才在新世纪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　　

关于小农经济与市场化的不协调，温铁军教授分析的非常清楚了，但从价值规律的视角，我们仍然可以引发新的思考。　　

1、80年代以来，农村统购统销逐步解体，随之建立起来的却是一套层级代理商流通体系。以农民日常基本的生产生活材料来看，一般是生产企业通过省市县各级代理商下达到乡村，最终农民从本村或者乡镇小型门市部购买。那么，商品的定价也随之一级一级的提高，并且利润率也是逐步提高，县级代理商利润率高于他上一级代理商。到农民手里，商品的价格往往比出厂价高出许多。[37]农业生产资料是如此，农产品销售也大体一样。　　

2、对这样一种农业产业链，如此的流通体系，看来只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农业的复杂版。那一级一级的代理商与加工企业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都只是农业产业链里的一个生产环节，流通也是生产。那么，我们似乎无法说小农经济与市场化的对接就是交易成本[38]巨大。商人不仅预付了资本，也付出了劳动，他就必然要获得相应的利润。也就是说，所谓交易成本可能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关键问题或者弱势所在。　　

3、在这一流通体系中，企业几乎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它可以规定各级代理商能够享有的合理利润。这完全是按照价值规律（第二阶段）办事。但是，小农则很不幸，他完全没有定价权，谁来控制他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呢？这里需要深入分析。按照价值规律（第一阶段）的分析，小农应该是属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形式，那个时代，交换是自然促成的等价，长期来看，每个小农生产者都不吃亏。但是，当小农经济与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接时，又面临的是纸币时代，他根本无法像企业一样成本加成利润来为自己定价。钱已经不再是由交换而产生，钱是银行根据企业借贷需求印刷出来的。[39]小农经济下农产品的价格，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一般由国家的保护价托住，其上波动就是企业或者商业资本依据市场供需来决定。[40]　　

4、如何判断农产品的价格是否合理呢？亦即价格能否补偿农民付出的劳动价值。现实的变化是，农民越来越倾向于减少农业劳动投入，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小型机械，劳动代替资本投入这一机制已经不是农民的理性选择。这是因为市场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进一步分析，就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生产周期与劳动周期不同步，农业劳动是不充分的劳动，或者说是隐性失业。所以，农民的贫穷首先是就业不充分导致的，其次才是农民作为一个小型的私有生产者，他的商品价格不能够实现其劳动价值。[41]农民并不懂得这样来计算劳动成本，但是他会根据市场价格来选择。他多投入到农业中的劳动，完全是给别人干的，所以他选择尽量少投入劳动。据此判断，我们的农产品价格是不合理的，相对于中国特殊的人多地少国情，以及当前农业生产工具的落后来说。事实上，一旦农资价格暴涨，政府将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提高保护收购价。这就变成了政府和产业资本的博弈，如果产业资本是政府垄断的话，那就成了政府内部核算，左口袋到右口袋，与农民何干。　　

　 　

三、结 语　　

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42]小农的手，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小农经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机械化大农场。我们要的是以人为本，尊重劳动。　　

鉴于文章的长度~~参考文献没有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