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与特朗普：民粹主义复兴的左右两翼
11月9日，就是今年选举日之后，唐纳德·特朗普很可能与伯纳德·桑德斯一道，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脚注。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作为候选人将不留痕迹地销声匿迹。一二十年间，于我们而言，美国政治看上去可能会像以1960年代的自由派观点看待1980年代的保守派政治那样生疏难解。部分原因会在特朗普与桑德斯，以及他们所揭示的我们政治体系的软肋那里。
人们一再指责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土主义者、厌恶女性者和种族主义者。“我们想要他离开舞台”，政治学者彼得·德雷尔（Peter Dreier）8月间宣称。“并且，我们想要他的法西斯主义追随者知道，他们代表的是极少一部分美国人。”克林顿的支持者和共和党人对桑德斯不屑一顾，称其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称其支持者为“幼稚的空想家”。但有关这两人的竞选活动以及他们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简单化的不屑忽视了一些本质性的事情。
抛开他的暴躁脾性、他刻意修饰的自我迷恋和随心所欲的偏执顽固，特朗普代表着美国民粹主义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880年代。桑德斯也是如此。在美国，民粹主义者的竞选活动、政治运动和政党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的上升成为团结这个国家及两大政党领导层的那种政治共识正在走向分崩离析的预警。民粹主义者的竞选活动预示、激发了，有时候是促成了政治上的重组。为理解何以特朗普和桑德斯掀起的力量会比他们的竞选活动生命力更持久，你必须理解美国的民粹主义。
美国民粹主义的由来及演进谱系
民粹主义（populism）的含义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多。有时，该术语只是用作大众性（popularity）的同义词。间或，如科赫兄弟资助的“荣昌美国人”（Americans for Prosperity）那种商业游说团体，会借用民粹主义的反精英主义语言来掩饰它们的自利。但美国是有一种政治传统，该传统起于1880年代的农场主联盟（Farmers’ Alliances）和1892年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其拥护者造出“民粹主义者”[populist]这一术语），并向后一直延伸至休伊·朗（Huey Long）和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罗斯·佩洛特（Ross Perot）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到了特朗普和桑德斯那里。（“荣昌美国人”是2004年成立的保守派游说团体，由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的拥有者科赫兄弟[ David H. Koch 及Charles Koch]提供资助。农场主联盟是由美国南方和中西部黑人和白人农场主发动的一场农业经济运动，若干同时存在但彼此独立的组织参与其中；起于1875年，1890年代之后融入人民党的政治活动中。人民党诞生于1892年，1896年与民主党合并，这期间作为一支左翼力量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部分独立残存力量继续活动到1908年。休伊·朗是民主党人，生于1893 年，卒于1935年，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和联邦参议员，在任参议员时遇刺身亡。乔治·华莱士生于1919年，卒于1998年，曾担任阿拉巴马州州长，在二十世纪中期民权运动期间持分离主义立场；曾连续四次参选总统，其中三次谋求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一次作为美国独立党候选人参选。罗斯·佩洛特生于1930年；1992年曾作为独立候选人，1996年曾作为改革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帕特·布坎南生于1938年，曾经担任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的高级顾问，1992年和1996年曾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2000年曾谋求作为改革党候选人参选总统，目前是共和党人。——译注）
所有这些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核心特点在于，都试图声援“人民”对抗精英或建制力量。但如何定义人民和精英，随历次运动而有不同。人民党代表“劳苦大众”对抗“财阀统治”，休伊·朗代表“穷苦人”对抗“金钱政权”，华莱士代表“街头民众”对抗“大政府”，特朗普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对抗“特殊利益群体”，而桑德斯则代表“我们人民”对抗“超级富翁阶层”。
但民粹主义的另一元素较少为人所知，这一元素将该传统分裂为两支政治上泾渭分明的谱系。在左翼民粹主义那里，民粹主义者声援人民对抗精英，休伊·朗、佩洛特、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凸显了这一谱系。在右翼民粹主义那里，同样是人民对决精英，但精英遭到攻击，因为他们对第三方“外部团体”（out group）如非洲裔美国人（华莱士）或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布坎南、茶党和特朗普）宠爱有加并予以资助。是什么令民粹主义者有别于保守派和自由派？全在于他们所提诉求的性质。保守派和自由派倡导由谈判和妥协主导的渐进改革，比如将最低工资增加两美元一小时，或是取消《平价医疗法》中对医疗设备的征税。相较而言，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要求会被美国当前的政治领导层彻底回绝。休伊·朗希望形成有保障的年收入。茶党希望废除《平价医疗法》。特朗普希望对那些逃避监管的工厂生产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桑德斯希望实施“全民医保”。从根本上讲，这些当下迫切而无法实现的诉求制造了人民与掌权者之间的分裂。多数时候，美国的选举体系是正常运转的，确保了政治诉求维持渐进式和可协商的特点。我们的赢家通吃方式阻止了第三方政党的兴起，两党制则对在全国性选举中回到中间路线的候选人给予回报。中间路线本身通常由广泛的共识加以明确，这一广泛的共识勾勒出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譬如，内战之后，自1872至1932年间，尽管出现过一些偏离，政府理当首先推动工业扩张的共识仍继续存在；新政之后，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共识得以维持，直至1980年。只要实现了和平及繁荣的承诺，共识就得以延续。一旦承诺无法实现，美国就进入政治危机之中。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表明主流的世界观正在崩塌。1880年代，农场危机席卷南方和西部，受此危机搅动，最初的人民党向当时自由放任的共识发起了挑战，要求实行铁路国有化，削减农场债务。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发端之际，休伊·朗提出的经济平等诉求迫令富兰克林·罗斯福着手实施第二次新政，这次新政建立起了现代福利国家。1960年代，华莱士攻击将公共救济和民权拓展至黑人的做法，这在华盛顿中断了有关民权、福利和税收的共识，并促成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重组。（大萧条指1929年至1930年代后期发生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民主党人，1933年3月至1945年4月担任美国总统。—译注）
市场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
那么今天，是什么世界观正遭到民粹主义的攻击？1980年，罗纳德·里根赢得压倒性胜利；对自那之后取代新政自由主义的政治共识，公众的不满日甚一日，特朗普和桑德斯均回应了这种不满。在欧洲，那一共识被称作“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美国，更确切的称呼可能是“市场自由主义”。始于1970年代的经济下行过程被拉长了，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市场自由主义应运而生，相较于公平，它强调优先应对增长问题：如里根所论，其承诺是“涨潮会抬升所有船只”。市场自由主义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包括外包）、劳动力流动（包括移民）、对企业和富人减税、金融去监管以及财政约束（以保持低税）。市场自由主义保留了先前新政共识之下形成的“安全网”，但在其中戳出巨大的漏洞。（罗纳德·里根是共和党人，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译注）市场自由主义共识由里根和新一代共和党保守派人士付诸实施，受到传统的共和党企业利益群体和白人工人阶层成员支持。尽管很多民主党人最初抗拒市场自由主义，但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新民主党人”还是很快就接纳了在企业减税、自由贸易、增加移民和金融去监管方面日渐形成的共识。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阶段。（比尔·克林顿是民主党人，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译注）对抗市场自由主义的首波民粹主义反叛，紧随1990至1991年间的经济衰退以及随后虚弱无力的复苏而到来。德克萨斯州亿万富翁罗斯·佩洛特承诺“让美国再度运转起来”。他攻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引发了美国企业向国境线以南迁移。佩洛特宣称：“我们必须停止将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输送到海外，并再度令‘美国制造’这几个字成为世界上优良品质的标准。”1992年6月，佩洛特在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领先于乔治·H.W.布什和克林顿，但因退选并随后在距离大选到来日仅一个月之时再度参选，而削弱了自己的竞选活动。（乔治·H.W.布什是共和党人，1989年1月至1993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译注）佩洛特崛起于政治光谱的中左位置，与此同时，另一支反叛力量正在右端酝酿。1992年和1996年总统竞选活动中，里根的前助手帕特·布坎南激烈反对非法移民，并谴责“受雇于金钱政权的人”要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逃避监管的工厂和全球化负责。“全球竞争为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做了什么？”布坎南问。“归根结底，如果不是为了它的人民，经济是为了什么？”当下特朗普和桑德斯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化身，是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发端之际不断涌现出来的。紧随金融崩溃之后，第一波民粹主义反叛发生在茶党活动人士中间。这些活动人士多为小企业主或者白人工人阶层成员，他们避开了衰退最恶劣的影响，但对一些政策极其不满，这些政策迫令他们补贴他们认为不值得补贴的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穷人，以及胆大妄为的华尔街投机商和底特律管理不善的汽车公司。起初，茶党的反对目标是奥巴马行政分支，但在该党帮助选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而该届国会亦未能废除《平价医疗法》之后，茶党活动人士转而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他们自己的党。（大衰退，指200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下行期。在美国，这场衰退的起止时间为2007年11月至2009年6月。——译注）在左翼那里，2011年秋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首波民粹主义躁动。这场运动的主要构成力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背负学生贷款，对自己的未来茫然不知所措，奥巴马为华尔街和富人在大衰退中的罪责开脱的做法令他们愤怒不已。占领运动仅仅持续数月，但其将经济不平等视作市场自由主义的副产品，这样的抨击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占领运动的示威爆发之后，奥巴马表达了对市场自由主义箴言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总统在堪萨斯州的奥萨沃托米城（Osawatomie）发表演讲，以之开启谋求连任的竞选活动。他在演讲中将矛头指向了新的“一种不平等，自大萧条以来我们尚未曾见识过”。
占领运动和茶党，这两大叛逆力量象征着民粹主义的左翼和右翼谱系。2011年10月的一次广泛民意调查发现，这两大运动追随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同意，“政府也被特殊利益群体掌控了”。但民意调查强调了两者的不同。82%的占领运动支持者同意，“美国有太多的不平等”，相比之下，茶党活动人士当中仅有26%的人同意这一点。占领运动将平等视作重新分配最顶端1%富人财富的手段。在茶党看来，那种对经济平等的关切令这样的举措具备了正当性：通过对中间阶层征税来实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均等。那样两种民粹主义表达，很快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活动中找到了新的生息地。
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远非“前所未有”
自特朗普宣布其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以来，人们经常将他的竞选活动描述为“前所未有”。但其竞选活动明白无误地契合了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唯一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斩获成功的程度：他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以来首位获得主要政党总统选举提名的民粹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生于1860年，卒于1925年，民主党人、民粹主义者，1896、1900和1908年三度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总统。——译注）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全然不出民粹主义传统。人们也拿休伊·朗、乔治·华莱士和罗斯·佩洛特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比较，并指责他们是未来的独裁者。同他们一样，特朗普是一位具备超凡魅力的领袖，他似乎将其本人置于所在党之上，将自身视作人民反抗精英的代言人。2016年1月间播出的一则标题简单到仅为“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的竞选广告中，特朗普坐在一张桌子后。“建制派、媒体、特殊利益群体、游说团体、捐赠者，他们都反对我”，他宣称。“我的竞选活动是自己出钱。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只欠为美国人民做好一份重要的工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特朗普向“我们国家那些被遗忘的男男女女”保证，“我是你们的代言人”。
特朗普的攻击指向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原则。他抨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贸易协议牺牲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他指责美国企业向海外迁移，以之唤起罗斯·佩洛特的经济民族主义，间或唤起他使用过的那种特有语言。“我们的就业机会正在被吸引到国外”，在纽约州初选中，他这样宣称。“那些就业机会正在被吸引到国外，我们不会让那种事再度发生。”即令特朗普于5月间已铁定斩获共和党提名，并且人们期待他或许已与共和党商界达成和解，但在那之后，特朗普依旧持续抨击市场自由主义。在6月间一场论及“选举的重大利益”（The Stakes of the Election）的演讲中，特朗普呼吁桑德斯的支持者为他背书：因为不只是政治体系被操纵了，是整个经济。整个经济都被地位显赫的捐赠者操纵了，他们想要压低工资；被大企业操纵了，它们想要离开我们的国家，解雇我们的工人，然后将它们的产品卖回到美国，这对他们来讲全无任何后果……整个经济被操纵了，美国人民，这是针对你们的。特朗普有关非法移民、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的刺耳的本土主义观点也远非前所未有。1894年，《人民党报》（People’s Party Paper）指责中国移民为“精神上的、群居的麻风病患者”；一年后，堪萨斯州民粹主义者玛丽·伊丽莎白·里斯（Mary Elizabeth Lease）就“蒙古人的动向”发出过警告。在因犯罪、增加社会支出、拉低工资而谴责非法移民时，特朗普是在追随帕特·布坎南和茶党。但他也赢得了市场自由主义对低工资合法移民和高技术客籍工人的支持。他承诺减少那些低工资合法移民的数量，并已誓言“优先考虑美国工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见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惺惺相惜。但回溯至1987年，特朗普就要求美国的北约盟友共同分担美国的支出。他力陈“美国再也负担不起充当世界警察的重任”，“我们必须重建自己的国家”，这与佩洛特和布坎南不谋而合。（佩洛特1992年宣称：“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急务是收拾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并让美国再度运转起来。”）特朗普采用了布坎南的口号“美国优先”，以之描述其外交政策，但对该口号的孤立主义背景知之甚少。
呼唤革命的进步主义者桑德斯
同特朗普一样，伯纳德·桑德斯并不称自己为民粹主义者。他固然承认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更乐于被称作“进步主义者”。他的建言某种程度上是效仿欧洲的社会民主和美国的进步主义，但他的方法从根本上讲是民粹主义者的。桑德斯不曾宣称代表“工人阶层”，但宣称代表一个更广泛的群体，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他不曾寻求在一种民主的多元主义框架内调停阶层利益争端，这一点不同于进步主义者。相反，他力倡全民医保、公立高等院校免学费、恢复克林顿当政时废除的对华尔街的监管、以公共资金资助政治竞选。这些诉求在“人民”和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之间画出了一道轮廓鲜明的分界线。
如特朗普一般，桑德斯拒绝接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之后的多项贸易协议，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由奥巴马行政分支谈判达成，希拉里·克林顿最初也为之背书。“我不信任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桑德斯在2016年2月的一次辩论中这样解释。“我信任公正贸易，这种贸易有益于中产阶层和工人家庭，而不只是有益于跨国公司。”桑德斯还批评“将它们的就业机会带到中国的那些公司”，这又与特朗普相像。但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他与特朗普南辕北辙，他支持为那些未经正当授权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通道”。在政治基础方面，桑德斯与特朗普也迥然有异。特朗普的多数追随者是白人工人：1968和1972年，支持乔治·华莱士的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联盟。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将他们描述为“美国的中层激进派”，他们相信，建制派为讨好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底层民众而出卖了他们。桑德斯从年轻选民中吸引到他的主要支持力量。起初是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随后是在反对伊拉克战争，最终在经济事务和大衰退方面：他们早在2000年代就已开始一致投票支持民主党。他们在桑德斯身上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分担他们的愤怒，并且，不同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是，关于未来，他提供了难以抗拒的愿景。克林顿的支持者对桑德斯的建言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东西政治上不切实际，经济上有错漏。前克林顿行政分支的演讲撰稿人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嘲讽说：“桑德斯对美国政治的理解确实格外幼稚而且简单化。”（民粹主义者长期遭到类似的指责；1935年，《新共和》杂志诘问休伊·朗：“您的结论有什么经济统计方面的依据吗？”）桑德斯诸多建言的细节（和花费）往往并不合理，这是事实，但美国有可能立法实现那些建言，也笃定可以想见：毕竟，加拿大和若干欧洲国家有“全民医保”。令那些建言看上去不切实际的是，它们在财政约束和再分配方面挑战了市场自由主义的共识。（《新共和》杂志创办于1914年，目前一年出版10期。——译注）不同于特朗普的是，桑德斯从不曾如他的自由派批评者所暗示的那般声称，假如他当选总统，他就可能立法通过那些他倡导的变革。去年11月，他在拉斯维加斯声称：“假如我们要改造美国，我们就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数百万人必须站起来，加入到这一政治进程中，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不曾如此了。”或许“革命”是一个太过强烈的字眼。但桑德斯的要点是，与市场自由主义分道扬镳或将有赖于彻底背离常规政治。简而言之，有赖于大众的反叛。
民粹主义者会做什么？激进改造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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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pit.ifeng.com/a/20161002/5005712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