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就失业”深层原因是什么

         

                                                           -----“中国民办教育论坛2008年论坛”侧记
   “教改难改”难在哪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民办教育论坛2008年论坛”上，知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毕业就失业”深层原因是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宝元教授用一句“让大学生就业难来得更猛烈些吧”表达了他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
李宝元认为，这几年大学生之所以就业难，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就是，教育之外的通道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就业不难反倒不正常。只有市场化的、横向的通道都开通才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最需要的人才是职业教育、技工教育，但在这方面我们却严重不足。
    在李宝元看来，教育不能等同于公共领域，经济学上的公共品和非公共品不是按照行业划分的，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教育领域也有公共的、非公共的。基础义务教育，是教育领域公共性最强的领域，中央政府应把主要精力、物力、财力放在这方面。而高等教育应走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公共治理、社会多元合作的路。
     他说，中国教育面临的，与其说是发展问题，倒不如说是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教育要走出困境，必须创新。他表示，要明确教育基本宗旨和发展方向，适应市场化、多元化，采取外围突破、边际调整，从根本上突破“垄断”的、大一统的教育模式。
    期待“竞争化、多元化”改变教育投资乱象
据教育主管部门统计，目前公立高校负债2000亿元，一些非政府机构统计，这个数额约在3000-4000亿左右，尽管这些负债换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但其中的问题也十分严重，给政府造成过大的风险和过重的负担。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所长表示，教育领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没有走“竞争化”这条路。他说，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还权于民，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对的。但教育领域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在盛洪看来，教育改革要进行多元化的尝试。首先要根据宪法教育自由的原则，明确办学自由；其次应设立教育监管委员会；最后，要结束对教育领域的进入管制。他说，教育要还权于民，在办学自由的基础上管理，对学校间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要进行转移支付，保证起点平衡；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鼓励建立民间的竞争性的教育评级和监督机构。
   “教育券”或可改变中国教育局面
    谈到如何增进教育竞争，学者们大多对“教育券”表示了支持。
   “从国家教育长期健康、持续地发展角度来看，实行‘教育券’将对中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教授表示。他说，“长兴和瑞安的实践表明，‘教育券’确实产生了吸引投资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降低办学成本。”
   “教育券”制度的做法是，政府兴办教育的责任不改，对教育的资助金额不减，但不再把教育资金层层下发给学校，而是直接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家长凭“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冲抵学费；成功争取到学生的学校，凭“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事实上，“教育券”在中国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上趋于停滞状态。但是“教育券”的思想仍然活跃在各个层面上。
   这个弗里德曼设计的高效率教育构想，之所以没能在中国开展起来，吴华认为，主要是部门利益作怪。
   吴华分析，从制度上来看“教育券”有三个有利方面：第一，它改变了公共资金受惠主体，学生才是公共资金受惠的主体；第二，可以给学校教育职能重新定位，学校只是满足社会的需要；第三，“教育券”有利于实现公平、效率、多样性、选择性等。
   他表示，“教育券”的实施需要很多配套政策，比如就近入学的政策，怎样从强制到自愿；比如教师工资发放等等。
   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在1000万左右，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个数字可能上升到3000万。吴华说，可以通过“教育券”的办法更有效地调动流出地和流入地两方面的责任感。
    曾经去长兴考察过“教育券”实施状况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说，“当更多的民间资源被动员起来，就有更多的私立学校参与‘财政性教育购买力’的竞争。这一定会给公立学校施加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迫使公立学校在竞争中变革图存。”
   “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制度，使教育投入又有效率、又有公平，这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这样说。
                                     记者　王劲松
中国财经报 2008-11-25
(编辑：宫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