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尚成问题，更不要说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的中国。实际上，对于政府在历次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很多经济学家存在质疑。认为经济复苏是市场自我调整结果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本人虽然没有能力去研究和论证政府在拯救经济中有何作为，但我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始终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我们对经济系统的把握能力极其有限。经济主体尚且是有限理性的，更不要说“政府”这个没有具体指向的虚体。政府的决策能力优先，政府赖以做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政府中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的部门（人）又具有自身的利益，正是因为此，我们才一直在强调“小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家说的“无为而治”。
    基于上述认识，我始终对此次庞大的政府救助计划持怀疑态度。实际上，早在此前，郎咸平已对此颇有微词。认为4万亿最终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浪费严重。今天，世行好像调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这样的高增长使用盖房子、搞基建搞出来的，有何意义？与此同时，一则报道正好说明了当前的问题，中国房地产界“地王”卷土重来，出手动辄几十亿，出手的不是别人，是“国字号”的企业。业内人士称，他们背后有4万亿的庞大资本作支撑，阔绰的很，所以才表现出这种“超乎寻常”的拿地行为。实际上，在历次中国刺激经济之时，欢呼雀跃的往往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因为可以动用的资源和资金多了嘛。所以，我觉得，国字号地产商疯狂拿地正是4万亿负效应的表征。
    说到此，我才发现为什么在中国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转向研究宪政经济学。确实，在中国，只有首先规范政府行为，我们才能说如何发挥政府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姑且不论这种调控是否必要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