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保留的下部分公车，给谁用？怎么用？
    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啊

6楼说的其实是标准要透明化，就是怎么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监督，公车改革是必须的，公务员是既得利益集团，可别忽视，按等级制定的标准，可实际跑腿干活的多是低级工作人员，领导可以只发号司令，标准合理吗？最重要的是，从另一角度看，改革后的成本大大低于了改革前的成本的话，还算是进步的，毕竟既得利益集体的利益不是可以用休克疗法一下到位的，而且还要考虑到车子卖了，那些司机怎么办，又要安置好，参考国外，国外也不是完全没有公车，那他们怎么管理的，可以借鉴一下，总之，也要看到积极一面，也要看到任重道远！！！
改革

不仅是公车问题，其它很多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国家的房地产问题，银行业问题，以及为什么公务员很热等问题，都只是表面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表面的现象，必须得从制度，从根源处解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仅是公车问题，其它很多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国家的房地产问题，银行业问题，以及为什么公务员很热等问题，都只是表面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表面的现象，必须得从制度，从根源处解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个人的观点的是：制度是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规则的执行的也是很重要的。二者能够结合起来会更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制度制定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个利益集团代表自己的利益；其他利益集团（普通民众）参与不进来。因此，一这样的方式制定制度是有问题的。所以要改进制度的制定、制度本身、制度的执行才好。

诚然，用车比较多的是基层工作人员，甚至是那些县乡的工作人员最需要用车。而按等级算车费补贴却正好反其道而行。我举个例子，做课题的时候发现a县的转移支付测算出来只需要80万，但去年的转移支付已经给了a县100万。我今年能只给他80万么？当然不能。原因如下：1a县等支出预算是刚性的，如果突然下降可能会出现资金缺口，那么就有可能迫使他们加大非预算内收入（行政收费、罚目收入等），2部分人既得利益受损，在做这种政府的课题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既得利益受损，那么这套方案就无法执行，只能束之高阁了，即使再理想，再完美，也是无用的。所以，得出的办法是：增量调整。今年我给a县105万，明年110万，每年增加5%，而其他地方我每年增加10%，慢慢的将相对比例调整合适。
而这个公车私用的问题，也有相同之处。虽然这种等级不合理，但不能急于一时。让局长比科长拿的少，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通过长期的调整，慢慢使其合理。如：最低级300，每年增加10%，第二年330。而最高级2600只增加5%，第二年2730。

口水中徘徊的公车改革

于泽远 (2009-07-12)

早报导读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 ... dian_ji090720.shtml

  
　　长期以来，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公消费”。一般认为，三公消费每年耗资9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

　　对于三公消费的弊端，舆论早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揭露、抨击；官方也多次发布文件，要求刹住三公消费的歪风。但时至今日，三公消费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在三公消费面前，貌似强大的舆论和官方居然都显得力不从心。

　　以公车改革为例，官方1998年就制定了一个《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2003年2月，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工作。”同年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并将公车改革纳入其中。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公车改革的进展如何？只要到北京的高档餐饮娱乐场所转转，就不难得出答案：停放在那里的高档车中，包括挂着军队牌照的公车不比以前少。

　　要说官方对公车改革只说不做，似乎也不太公平。11年前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改革不了了之，近几年地方政府又开始新的探索。从黑龙江的大庆市，到广东江门市，再到浙江省杭州市，公车改革此起彼伏。每次改革都能吸引一阵子公众的眼球，每次改革也都在公众的关注后止步。

　　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也相当简单。往大了说，是因为使用公车的“特权一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公车制度与实际情况两层皮；往小了说，舆论在公车改革问题上忽冷忽热，进退失据，对不改革公车制度的城市视而不见，对“勇吃螃蟹”的城市大施口水，使尝试公车改革的城市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

　　先看公车制度：按照中办、国办发布的通知，党政机关车辆配备要坚持使用国产车的原则，正部（省）级干部配备排气量3.0升以下、价格45万元（人民币，下同，约10万新元）以内的轿车，副部（省）级干部使用3.0以下、价格35万元以内的轿车，不配专车；党政机关的其他公务用车一般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的轿车。按照陕西省的规定，厅级领导干部配车标准是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在27万元以内，副厅级干部一律不固定车辆。

　　再看实际情况：无论在北京还是在省会级城市，每当官方大型集会时，会场外排列的高级轿车价格恐怕很少低于45万元或35万元；陕西省人事厅126名公务员配42辆公车，12名厅级领导配备13辆车，这13辆车中10辆的排气量超过2.0升，最高达4.5升。难怪有人大代表用“屁股底下半座楼”来形容公车浪费之大。

　　面对这些“马路上的腐败”，民怨自然小不了。舆论也时常呼吁官方改革公车制度，官方也深知公车超标和公车私用泛滥，也鼓励各地尝试改革。2004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山东威海、江苏南京、常熟、广东珠海等地先后启动部门或乡镇货币化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出现了“集中公车，有偿使用”、“核定费用，发放车票”、“保留公车，发放补贴”、“取消公车，发放车贴”四种模式。

　　不过，面对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哪种模式都很难真正实施，当然也解决不了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的问题。而且，舆论对公车改革鼓励叫好的少，挑剔批评的多，使原本就遭到多数官员反对的改革变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以杭州最近推出的车改为例，官方数据显示，首批参加公车改革的杭州21家市直机关，原来1200多辆公车每年运营费要一亿多元，改革后不到两个月，公车费用就下降约32%。

　　但由于车改后杭州处级领导每月能拿到2600元的用车补贴，接近杭州市职工的平均工资，引来各路媒体的口诛笔伐。媒体指责杭州是在变相为官员加薪，甚至是变相腐败，大有不将这一补贴铲除决不罢休之势。在舆论压力下，杭州市的公车改革是否能继续推行，还真有点悬。

　　如果杭州市取消公车改革，重返超标配车、公车私用的老路，各路媒体可能很快就会调转枪口，去寻找下一个车改补贴高的城市，继续履行“主持正义”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重返老路的杭州或其他车改城市，在公车上消耗的公币，要远远超过不公平的车补。

　　公车改革在舆论的口水中徘徊，甚至毫无进展。于是，各级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们继续安享公车的好处，还不必担心舆论的监督，因为舆论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


《联合早报》
（编辑：杨丽娟）

感谢各位的探讨，我学到了不少。
制度说个通俗点也就是规矩，程式，一旦制定出来后就能不能随意改变。而制度始终是人制定出来的，很明显制定制度的人决定了这个制度对谁有利！而我们现在需要制定的制度是要对老百姓有利，就像上面一位版主所说的，我们首先需要完善制度制定的制度！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制度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中国是一个经历长久封建社会的国家，要根除人治在短时期内，或者说一个很长时期内斗难有改变。要想制度合理，人民需要更多的权利，其中重要的就是监督权，我国法律的制定一开始就是统治阶级制定出来的，而且我们国家是高度自治，没有多少斗争，我们现在需要“还权与民”，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的权利，这样便有法可依，加上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斗争的平台，政府想稳定就必须尊重民意。
而谁来帮着制定这个宪法呢？我也只能期待“朱镕基”出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