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向来是我所喜爱的经济学家之一。近日《经济观察报》用几乎三个版面刊登了先生的文章《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足见其分量之重。深感先生对中国经济问题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见解，特著文以记之。
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就点名主旨：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继续让征税权不受制约，继续让政府在经济中唱主角，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就会非常困难。紧接着，文章以此为中心提出依次递进的四个问题：经济转型为何难以推进（投资驱动→消费驱动）→“保8”为何意义重大→居民收入缘何始终落后于GDP的增长→GDP高速增长对就业的贡献为何有限？应该说，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及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驱动力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渐穷途末路，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的全球经济的衰退使得中国经济既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尤其是在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过半，通胀隐忧再次浮现的当下，如何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使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进行转化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而如何理解并回答这四个问题，无疑是我们推进经济改革，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变革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措施的根本和依据。
首先，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如前苏联、中国）对于扩大投资规模、发展重工业具有“天然的偏好”。不可否认，在工业化阶段，这种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即通过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实现产能的持续放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产能的持续扩大必须有市场的持续扩容作为保证，否则必然会因为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经济陷入低迷。庆幸的是，随着全球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以及重化工业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向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转移，从而使得中国国有经济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正好与之契合，市场的问题也迎刃而解。然而，这种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对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等的忽视）必然难以长期维系下去，而当今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中国经济原有发展模式的弊端以更加剧烈的形式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也导致国民收入分配进一步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也一降再降。因此，不改变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想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当然难上加难。
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国有经济比重与居民消费比重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负相关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的增长与居民个人的收入（不论是显性还是隐性）并无太多关系。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相信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并不会因为国有企业的高速成长而大幅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而且国有经济部门的强势必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占据优势，相应的，居民收入的增长自然受到影响。先生还通过梳理全球70个国家的数据从实证上验证了这一结论。
其次，在财富分配上，“国进民退”的现象同样十分明显。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征收税赋、出售土地等获得大量收入，而每年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甚至连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也远远不及。而在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不仅如此，与居民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持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支出不仅在经济意义上不具有可行性，在道义上同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不相符合。
再次，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方面，先生跳出效率之争，通过论证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方面的消极影响说明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基于以上分析，先生提出一方面从约束征税权和管治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进行有效监督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资产真正“民有化”，比如通过设立国民权益基金，将相关国有企业资产放入这个基金当中，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这个基金的持有人，从而真正实现国有资产“人人所有”。虽然对于国有资产产权乃至运营体制的问题仍然具有很多争议，但是先生提出通过基金分配的方式实现居民有效分享国有资产收益无疑是未来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方向之一。
最后，先生提出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即所谓“休克疗法”，我们今天应该致力于更全面更具体的研究结论。因为在很多东欧国家，改革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距西欧国家不远。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改革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正处于改革深化的关键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渐进式改革模式的成功是否能够延续，则取决于当下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决心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