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社会经济体比做一个人，当其出现问题时，简单说有两个思路：一个是中医思路，即是从完全性、整体性出发，寻找到病根及病理，然后表里共治、机理共调，实现机体对疾病的化解与排除，这个前提目标是机体的健康性恢复与健康化发展；一个是西医思路，即抓住病点、痛点，以专业化、定向化、定点化的方式去除局部疾病。这种方法见效快，但往往副作用较大，且难以解决病根。
产业生态指产业发展需要构筑生产要素与生产、市场消费与生产、商品流通与生产等诸多经济关系的有机组成，使生产、消费、交换、流通、人与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形成生态链的有机关系。产业生态有层次之别，既有依国际分工构筑的产业生态，也有依地域市场构筑的产业生态。前者的构筑需要彻底开放、没有隔阂的“同一个世界”做基础；后者的构筑则依赖区域性资源与市场关系。在中国当下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中，后者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可操作、可化解当下问题的主要指向。其落点应该是以县域经济范畴为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出于政策导向与政策红利、当时种种经济差异，产业发展大多集中于沿海开放地带。伴随经济发展，城市在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下，产业开始向城市集聚。这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出现跨区域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向产业地带集中，造成了产业拥堵、生存成本、伦理认同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原材料、技术、管理等，在改革开放早期，劳动力与原料的流动是最佳选择。然而，伴随经济发展，资本和技术等流动性成本降低，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等显现，产业生态安排应回到“就近原则”。在区域要素禀赋优势下，实现资本与技术的落地发展，从而真正实现要素基础上的资源效率。
城市化、工业园等前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未必符合真正的经济原则。我们应该看到，当城市日益庞大，当工业园、产业园过度集中之后，城市运转的成本急剧上升，劳动力生存成本面临巨大压力，产业重复与同质竞争现象严重，这些由城市化、产业化产生的负效应没有从经济角度进行认真评估，而其带来的社会化问题日益突出，而重新向要素禀赋、资源优势的回归，可分散产业布局，形成产业生态根系，更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化解当下产业结构的危机。
“中国制造”依赖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农民工”，这些农村劳动力为寻求更高的收入水平，背井离乡，加入到国际分工的大经济循环中。然而，随着国际市场的萎缩，保护主义流行，这些两头在外的企业出现问题，就业市场出现巨大波动。
就业与生活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是将区域产业发展与当地劳动水平相结合，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优势，将一些适配性产业与劳动力相结合，从而实现劳动力的就地就业。
就地就业会降低很多生活成本，同时提升故乡感、传统伦理下的认同度。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就业形势下，依赖区域产业生态重构消解就业问题，是产业结构走向具有多维关联性的思路。
3，消费与市场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我们经常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市场发生扭曲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然而，我们没有去探寻导致信息不对称的根本性因素在哪里。当消费与生产、交易市场与生产都处于远距离的情况下，当资本与要素的结合在这种表面是空间隔阂、内含很多资本逐利、地方保护等扭曲因素时，这种弊病就导致了整个市场的扭曲。
消费和市场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依据的仍然是“就近原则”。就近生产，就近消费，这种空间压缩会促成消费与生产、市场供求之间的信息更开放，从而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弊病。
消费和市场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会增进“内需”扩大。因为就近生产、就近消费必然会有更准确的供求对应关系。产业构筑的依据与目标首先是区域消费需求，这种针对性能有效解决供求失衡问题，从而促进内需，化解供求关系扭曲导致的产业弊病。
4，流通成本与竞争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当今时代，以电子商务为拓展的新兴商业形态带动了供求方式的转变。其催生的产业之一是物流业。物流业的发达有效促进了商品流通的远程化，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物流的发达在节约流通成本的同时，反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倘若一些产业能就近消费，就不需要流通周转而浪费人力物力。凡事物极必反，西方流通形态和制度产生的弊病可提供借鉴。降低流通成本的根本不在于物流发达，而在于尽量减少物流、形成流通节约。
以往县域或区域产业生态构建曾出现过“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当商品自由流通和竞争自由打破了这种保护后，县域或区域市场本应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然而，大资本却替代了政府，开始以资本力量构筑流通垄断。除了跨国超市存在着垄断经营之外，一些大品牌依仗资本实力买断流通环节形成了流通垄断，极大影响了地方品牌或自产商品的流通机会。因此，在流通环节既要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更要关注资本流通垄断。重构县域产业生态要求区域市场彻底公平开放，以真正自由的竞争促成县域产业生态体质，驱除资本垄断造成的产业结构偏失与产业机会丧失。
这就要求完善县域经济运行秩序，制定相关法规，使县域产业生态运行在合法的基础上，并通过法律抵制流通主体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与垄断资本合作，实现市场的真正公平、公开。
5，资本与技术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要素市场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劳动力低廉向资本富裕转化。当资本和技术成为更易于低成本流动的状态，经济运行应思考要素结合的新形态。当过于充裕的资本如脱缰野马进行股市、楼市投资时，应为资本提供新的市场机会导向，让资本重新回归到实体经济之中。
中国经济以往发展模式在县域经济的体现便是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外部资本。政府并没有从县域产业生态构建的思路着手，只利用政策红利吸引资本进入，其产业构建更多盲目性、短期性。而“工业园”模式如同建设“工业孤岛”，使得产业与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的匹配关系，这种资本引入模式思路必须要改变，否则，地方经济发展不会有可持续性未来。
资本和技术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地方产业现状，夯实现有实体；其次吸引“返乡资本”参与县域产业生态构建。同时，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应该调整心态，把技术安排落实到县域经济体中，从而为县域产业生态提供技术支持。政府应鼓励地方企业进行技术引进的改造，从而提升县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当我们的县域经济拥有了这种能力时，我们的经济体才真正实现了夯实与健康。对于当下中国产业而言，创新不是产业形态发展的关键选择，培育县域百年企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6，生态与生活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落实到因地制宜上去，必须要实现产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洽共和。以往的招商引资，出于GDP压力，地方政府对资本流入没有选择，过多给予超生态负荷的政策红利，放任资本不顾及外部经济问题。这种后果便是生态的巨大破坏，而先发展再治理的模式只是给了资本一次性掠取的机会，却留下更大的后患。故乡人爱故乡水，只有资本与故乡情结相结合，才会有生态关爱。因此，县域产业生态要鼓励当地企业的参与，并利用社会监督实现产业、环境的双生态共和。
生活导向的产业生态构建是要完善和提升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产业关系，将产业生态构建的重心放在日常生活需求上，这样才会打造更坚实的百年企业，通过内循环而做强做大企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已经丢掉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市场，却又无法在高技术、新产业领域弥补这种市场损失。重归常规产业，重振相关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真正有效的路径，是有效解决就业、财政、收入的关键所在。
7，品牌与品质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中国地大物博、产品多样而丰富，县域经济曾经拥有深入人心的地方名品，只是这些产品因不熟悉当代市场游戏规则，不注重管理提升与品牌打造，而渐被挤出市场，甚至销声匿迹。地方政府的产业生态构筑应重新挖掘、恢复这些有深厚基础的“名品”，并通过引进人才等方式提升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产品水平与营销包装，通过竞争完善，使得这些产品重新在市场经济中复活。
市场经济往往会促生经济行为的盲目性与短期性，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地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确保产品品质，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法规，形成对“劣币”的驱逐。只有如此，才不致于因劣币现象而丢失自身的经济品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打造更坚实的品质基础。
8，区域产品差异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县域产业生态构筑要考虑区域产品的差异化安排，避免因相邻区域资源同质而产生的产品同质化，从而避免恶性竞争、两败俱伤，以及因此而易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
县域产业生态构建可以有两个视野：其一是当地市场，在当地市场解决供求关系平衡；其二是外部市场，外部市场有更广大的、国际化的竞争空间，为实现更大空间的供求关系平衡。县域生态安排可考虑相邻区域或相似产品的“联合共赢”模式。从而在避免内部竞争的同时，增强外部竞争力。
9，政策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地方政府应该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在产业诱导上，而非单纯的利用政策红利吸引“外资”的简单功利上。同时，对“政策红利”和财政安排做更科学的运转模式，一要避免资本进入不过为套取红利，二要避免政策偏向导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从而失去产业公平；三要避免政策扶持成为企业寻租依赖。一个可选择的方案是变支持为奖励，通过经营绩效环节的政策安排完善政策支持，同时把政策支持转化为员工股份，如此，才能真正起到政策效用。同时应改变县域发展的GDP单向指标，应以产业生态构建指标来完善地方考核。
10，观念与信仰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经济行为是社会总体行为的一部分，经济健康发展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关照。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误区，反映在观念领域，便是人人都有投机心理，为获取金钱不择手段。在这样的观念与心理环境下，想获得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重新树立世界观与价值观开始成为当务之急，要充分弘扬和发挥县域亚文化的正能量取向，促成有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的经济观念环境，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11，历史导向的产业生态构筑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各有弊端也各有成就，我们不能以政治偏失去看待这些历史过程，也不能以简单的理论思维去认定经济发展的得失。换言之，我们既要总结计划经济时期的过错与成就，也要理性看待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过错和成绩。只有认真、理性对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构筑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民愿望、符合政府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要认清体制和机制的区别，清理体制障碍，约束机制盲目。同时要认清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身上。在历史经验总结上，民国经验同时令人深醒，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们还要有一种观念创新，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双面刃”的作用，这就要求采取政策“逆回购”措施消除负面因果。
总的来说，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阶段，在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的危险期，产业政策导向与安排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笔者看来，重构县域产业生态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县域产业生态构筑不是由单一化指向可完成的，需要产业政策的总体安排、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契合，本文尝试从几个方面提出县域产业构筑的导向，只为了向学界提出一种思路，这种思路的完善有待学界的更广泛参与。县域产业构筑就是要以地方资源为基础，以地方市场为关系，从而实现因地制宜，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就地就业，这种就近原则可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节约，实现市场的充分对应与契合。值得提示的是，政府在促进县域产业生态构筑时，要能做到该放的放，该管的管，摆正自己的角色，认清自身的责任，使政府、市场、个人在中国社会核心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的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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