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如何在全世界被武器化
2016-10-25 埃默森·布鲁金 大西洋月刊


美国《大西洋》月刊11月号（提前出版）封面

　　美国《大西洋》月刊11月号（提前出版）刊登《战争像病毒一样传播——社交媒体如何在全世界被武器化》一文，作者为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埃默森·布鲁金 新美国基金会战略学家彼得·沃伦·辛格，文章全文如下：

　　和今天的几乎所有事情一样，打仗也是从话题标签开始的。话题标签“#AllEyesOnISIS”在2014年所做的不是宣传新唱片或新电影，而是宣布攻打伊拉克北部——一场在两年后仍然困扰国际政坛的血腥占领行动。

　　通过推特网站公布军事行动也许看似一种奇怪的做法，但考虑到其发起者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这个自封“伊斯兰国”（IS）的组织的存在，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兴起后的互联网——一个回荡着数十亿个声音的网上分享、交流、争论以及洗脑的巨大空间。

　　网宣与实战几乎不可分割

　　社交媒体为“伊斯兰国”的招募工作注入了力量，帮助该组织吸引了上百个国家的至少3万名外国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它帮助“伊斯兰国”在从利比亚和阿富汗到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在内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新的分支。它是“伊斯兰国”用来对美国宣战的工具：处决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的视频被蓄意安排在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它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五大洲煽动恐怖主义行径的手段。

　　“伊斯兰国”的网上宣传与实际行动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分割。两年前，当“伊斯兰国”侵略者横扫伊拉克北部地区时，他们在“推特”上发布了大量关于攻克又一个城镇的胜利宣言和有关抵抗者所受遭遇的恐怖照片。该组织发明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使追随者能够轻松地在家关注它，并将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与之关联，允许“伊斯兰国”代表他们自动发帖。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项目研究员伯杰统计，当身穿黑袍的好战分子攻打摩苏尔市的时候，这款应用在一天之内就能发布多达4万条推文。

　　该地区的媒体报道中也充斥着有关“伊斯兰国”最新胜利或暴行的新闻，给人一种“伊斯兰国”势不可挡的感觉。当时没有时间去区分虚假和真实的报道。事实上，每条新发布的内容都令人加深了伊拉克北部地区在“伊斯兰国”猛攻下一败涂地的感觉。

　　后来确实如此。恐怖吞噬了拥有180万人口的摩苏尔市。2.5万多名伊拉克守军或许装备了美国制造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和“黑鹰”直升机，但却被有关敌军的速度和凶残的报道所误导。面对大都只配备了小型武器的区区15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然受到低迷士气和长期腐败困扰的伊拉克部队溃不成军，任凭“伊斯兰国”组织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城市，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补给品，包括约2300辆“悍马”越野车。

　　IS拥有“实际和数字领土”

　　人们可能会发现，摩苏尔的猝然失守和伊拉克守军的溃败与1940年法国在德国的闪电战中意外沦陷有相似之处。德国人当年靠的是坦克和飞机的密切配合，而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的是无线电。无线电为德国军队提供了速度——以及在前线以外散布恐慌的能力。

　　“伊斯兰国”在网上散布了类似的恐慌。通过Instagram发布的完美无瑕的摆拍照片把坐在肮脏皮卡上的乌合之众变成了传奇人物。推特上的机器人水军把实力悬殊的小规模战斗歪曲成了战场上的重大胜利。它们发起、推送（或劫持）话题标签以编造和炒作故事。通过将这些活动结合在一起，“伊斯兰国”偶然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用曾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谷歌智库Jigsaw负责人贾里德·科恩的话来说，它成了“第一个同时拥有实际和数字领土的恐怖组织”。

　　它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个自封的“哈里发国”现在遭到二十多国军队的攻击，命运未卜。然而，该组织已经证明了一件应该令所有战争与和平、法律、无政府主义问题观察人士感到担心的事情。虽然“伊斯兰国”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展示出了才智，但在该组织的破坏性力量和巨大成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却是技术本身——而不是圣战分子中的某一个天才。

　　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交媒体既可以当作战争工具也能够影响战争，并跟踪网上聊天是如何开始与全球数十场武装冲突中的实际暴力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试图借此解开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长期以来，互联网一直因为它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而受到称赞。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技术也很容易被武器化。从招募新人到战地报道，智能手机和社交应用显然已经改变了暴力冲突的基本要点。但最大的影响也许更加基本，即增加了战争的原因和（也可能包括）发生率，扩大了战争的范围。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vs.他们”的叙事方式，使容易受影响的人暴露在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面前，甚至会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它们制造出巨大的“公众意见风潮”，而这种风潮几乎是无法预测或控制的。

　　社交媒体正改变战争本身

　　社交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从约会、商业到政治在内的一切，现在它正在改变战争本身。

　　正如19世纪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所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通过信息传播民主化和消除时空界限，社交媒体扩大了这种手段，它对战争的改变程度是人们自电报出现以来所未曾见过的。

　　一些专家认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放在“伊斯兰国”组织上，而应该放在社交媒体的内容上。然而，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又由谁来划？作为一种遏制“伊斯兰国”组织恐怖“秀”的手段，禁止发布杀人视频也许看似合理，但不妨想一想今年7月脸书网站上菲兰多·卡斯蒂尔被一名明尼苏达州警察开枪击中后流血身亡的视频。那段视频和一些恐怖组织制作的视频一样残忍（而且很快就被脸书网站管理员删除），但它也再度引发了美国社会对种族与警察执法问题的讨论。

　　这些问题看上去已经很棘手，那么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我们所未曾见过的大国战争又会怎样？在“伊斯兰国”攻入摩苏尔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曾将推特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同样，我们也几乎没有想过，如果21世纪的这种神奇工具与20世纪的那种冲突规模和强度组合在一起会怎样？

　　假如太平洋的一场海上小冲突升级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假如乌克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等灰色地带的冲突升级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那么社交媒体巨头可能负有怎样的责任？例如，拥有17亿用户的脸书网站甚至只要略微调整其“新闻流”（News Feed）的运算法则，就能够影响国民大讨论的基调和走势。

　　这种力量已经成为国内政治中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可战争呢？在战争中，对信息流的细微调整可能给其中一方带来相对于另外一方的巨大好处。在这样一种紧张的环境下，保持“中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抉择。泽伊内普·蒂费克奇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技术对政治和社会影响问题的专家。正如他在《纽约时报》上所言：“我们所看到的是由这些运算法则所决定的，而这些运算法则是由企业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所决定的，根本没有中立可言。”

　　社交媒体时代的战争挑战

　　最后，如果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会怎样？在未来某种冲突或灾难的巨大威胁之下，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对社交媒体行业进行审查或将其国家化？虽然这听上去很极端，但却有过大量的先例。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曾下令对电报进行审查。珍珠港事件12天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成立了美国文讯检查局——它的官方座右铭是“沉默促胜利”。像这样控制社交媒体是否可取？这有可能吗？

　　这些问题全都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在面对无休止的战争挑战时，这些却会成为定义社交媒体时代的困境。国家领导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大量数字网络传播暴力的社交媒体环境和一群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快速、大声发表意见的公众。他们还将面对由下一代互联网塑造的新型冲突。

　　长久以来，一个真正互联世界的出现一直被誉为朝着跨文化合作和全球启蒙运动迈出的一步。人们认为，随着不同社会更加畅通地进行交流，同情心将滋长，真相将更容易被发现，冲突的许多根源将消失。由于社交媒体的动员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众智慧”，公民将更加直接地控制他们的政府，帮助解决争端而不必诉诸暴力。换句话说，社交媒体时代应该是一个和平与理解的时代。

　　电报出现的时候，人们也曾这么说过。

来源：美国《大西洋》月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