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7月13日 17:03 来源： 沃顿知识在线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沃顿全球校友论坛上，参加“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小组讨论的成员——包括来自摩根大通、瑞银中国以及东方证券的金融界专业人士——一致认为：这场危机是中国重新思考其增长模式的绝佳契机。其中一位发言者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过去数年中一直以两位数增长，但是这种模式不能持久。我认为金融危机在促使中国向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最近，在北京举办的沃顿全球校友论坛上，参加“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小组讨论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摩根大通集团（JP Morgan Chase）、瑞银中国（UBS China）以及上海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Orient Securities Company）的金融界专业人士——一致认为：这场危机是中国重新思考其增长模式的绝佳契机。
　　小组成员分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从历史背景来看，这场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一（David Li）指出。“但是，它也反映出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社会价值的结构（这一结构也塑造了产业结构）、对财富无休无止的追求、人类的贪婪、不称职的监管，以及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设计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曾经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的李一指出，中国各个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很显然，”李一谈到，“这场危机给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而西南地区所受的影响则相对有限。比如，在重庆市，今年前5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没有多少差异，今年，该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有望超过12％。”
　　这一观点受到了上海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益民的赞同。“这场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要超过对金融界的影响。因为后者尚未对全球市场大规模开放，因此所受到的冲击较为有限。但是，这场危机让出口驱动型的企业遭受了重创，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总体增长率的下降。不过，对那些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公司来说，绝对销售额依然还在增长，尤其是中国出台了大量刺激消费的政策之后。”
　　地方政府受到的影响也是因地区而异。“沿海地区的财政收入出现了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中西部城市的财政收入仍在强劲增长。”王益民谈到。
　　一场及时的危机
　　王益民认为，尽管这场危机在短期内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不过，从长期来看，这场危机具有积极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其增长模式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认为。
　　“我笃信不疑的是，就对中国经济进行意义深远的根本性重组而言，这场危机是个良好的契机”，摩根大通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Frank Gong）认为，“为了改变增长模式——过于倚重出口和过度投资的增长模式，中国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与人们普遍的判断不同的是，龚方雄认为，中国经济最近的复苏主要归功于消费者的力量。“自去年10月以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中国指数（MSCI）已经上涨了50％，这一结果并不只是由政府投资的项目拉动的，实际上，其原因在于，即使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消费者也依然在花费。你会看到，房地产销售相当火爆……在有些城市，汽车的销售增长了34％……中国的消费市场比其它国家的市场要热。”
　　龚方雄强调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迫使中国寻找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去年，中国的消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消费则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7％，即使在亚洲的某些国家，这一比例也高达60％。”他谈到。“受这次危机的促动，某些真正的变革正在发生。或许，社会保障系统会进行某些改革，会出台某些降低高储蓄率的举措……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建设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良机。”
　　政策制定者对促进国内消费已经越来越关注了，李一谈到，“我们已经听到了有关产业升级的很多讨论，但是，在实践中的应用尚不足够。由于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迅猛，人们长期以来忽视国内市场。消费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可目前来看，消费还不足。”他补充说，必须把促进消费的战略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来考虑。
　　东方证券的王益民认为：“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主要是由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所驱动，改革刺激了对于劳动力以及对资源的利用。此外，经济增长也得益于全世界经济的繁荣，因此，中国的出口驱动型经济每年才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是无法持续的。这次危机将会把中国推向一个更健康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要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很困难的。”
　　“早在1997年的十五大会议期间，人们就曾对这一议题进行过讨论，不过因为当时的经济增长强劲，所以，这一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王益民补充说。“甚至在2007 年的十七大期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或者意识到这一议题的迫切性。但是，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级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和商界人士都开始意识到并一致认为，为了进一步增长，我们需要一个强劲的国内市场。”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一直在寻求基于数量的增长，而不是基于质量的增长。这场危机是中国改变其发展重心的转折点。现在，省级官员的业绩不再只是考核GDP的增长，还要考核节能和环保指标。”
　　王益民谈到，金融领域的情况也一样。“在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并不清楚如何在中国建设金融市场。我们主要是追随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而现在，因为这场金融危机，政府和市场对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了更清醒的判断。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比如，很快就将推出的创业板（GEM），将会为中国的中小型企业（SME）提供新的一个融资管道。”
　　思路和实践的改变
　　讨论组成员证实了中国官员在危机爆发之后发生的思路转变。瑞银集团的李一和大家分享了自己与高层官员会谈的体会。“这场危机带来的真正积极影响在于，它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和战略规划方式，这是一件好事。”
　　此外，李一还认为，保险公司、证券机构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也提高了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所有人都在谈论增长和扩张，至于说风险管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变了。”
　　讨论组成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中国保险业的最高监管机构——副主席周延礼指出，中国的保险业并没有受到这场全球危机的很大影响，第一季度该行业的增长率达10％。但是如果中国的保险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向海外拓展，风险管理问题就尤其重要。他表示：“很多保险公司都因为这场危机而改善了自己的治理结构、提高了管理水平。”
　　“它们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战略和管理思想，以避免受到这场危机带来的某些后果的影响。”他接着谈到。“现在，我们看到，保险公司正在市场需求和治理结构之间寻求平衡，而后者正在得到改善。”
　　瑞银集团的李一谈到，这场危机还让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正准备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关注全球背景，还要注意采用什么战略、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吸引什么样的人才等问题。”
　　李一了解到的一个更深入的议题是有关如何转向一个更平衡的增长模式的讨论，不仅要在短期和长期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也要在各地区之间取得平衡。
　　总体而言，李一总结说，“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个巨大的机遇，它更新了我们对风险、对金融市场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此外，这场危机还为我们提供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机会，同时，我们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如何走下去，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
　　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也是一个热点话题。讨论组对两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无论中国是买还是不买美国的债券，都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利益做出的决策。”王益民说，“如果不买美元，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购买欧元呢？但这场危机爆发以后，欧洲的复苏速度实际上比美国要慢，此外，欧盟是个多国组织。所以，在全球背景下，尽管存在着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但是截止到目前，尚未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哪种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地位，尽管我们将来会沿着某一个方向前进。如果中国过去购买了其它国家的债券，那么很可能在这次危机中遭受的打击会更严重。”
　　王益民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在今天的世界中已经极其紧密。他引述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乔恩•亨兹曼（Jon Huntsman）在电视讲话中用汉语表达的开场白：“中国和美国要相互帮助。”王益民谈到，很显然，不但从投资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中国和美国都被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亚洲投资银行部（日本除外）的常务董事兼联席领导人拉维•辛哈（Ravi Sinha）表示：“我不赞同那种认为某些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的观点。我想……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事实上，这个世界现在已经联系到一起了。我不希望看到的另一个状态是，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发展繁荣，而其它部分则在走向衰亡。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个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应该变得更好。比如，要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出口就必须复苏。要想让出口变得更强劲，就需要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起来。
　　中国的雄心
　　在回答观众的一个有关一种全球性货币前景的问题时，辛哈回答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欧元形成的过程，就会发现，欧元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且现在依然在发展之中。并且欧元是在一群拥有较多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产生的。全球性货币的产生将会比欧元的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到人们开始严肃对待这一议题并开始真正投入之前，至少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辛哈对中国的未来感到乐观。“我想，中国对这次危机的反应非常出色。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中国另一个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方面，就是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妨看看中国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情况，看看人们来北京推销自己项目的情形，看看通过银行的个人消费的情形……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是的，资金正在流入经济体系。我们的预期是：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的货币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东方证券董事长王益民在最后的发言中提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精神和信息：“最近，由国务院发布的文件指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中国决定，到2020年，要将上海建设成为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货币在全球的地位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会者对中国完成这一目标的能力表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