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进一步退两步”

今天，中国该往哪里走，我们民族是绝对清楚的。问题在于，走向规范现代化境地，谈何容易。中国往何处去，不在于撰写文献性的方案，而在于执行文献性方案的勇气和智慧。核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展现出来的经济能量，已经足以让国人心服口服。从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诉求出发，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已经浮出台面：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换言之，关键的问题是接着分享经济权利之后，国人必然祈求公平分享社会政治权利、平等行使国家权力。

中国的改革，需要从经济层面走向社会政治层面。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改革领域。原因在于，这样的改革是改革改革者的改革。改革者筹划不涉及自身的改革，完全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淡定自如、全力投入、有效推进。然而，一旦改革涉及改革者自身，那就会举步维艰。这不是说改革者使坏，造成改革的夭折。而是基于亘古不变的人性，改革者也会担忧自身利益受到触动。因此，当中国改革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官员、准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们几乎是格式化的表达：“我们愿意改革，只是没有想好怎么改”。这不是托辞，而是道白。就算他们特别愿意改革，也想好了怎么改革，甚至设计好了改革的实际步骤，改革依然难于推进。利益当头，谁能做到坦然自若？人非神衹，岂能免俗？

国家主义忽视了个人的价值

于是，站在官方权力立场上指出社会政治改革之难的各种论断便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归纳种种说法的宗旨，就是现有权力体系不能更动，稍有更动，国家危殆。在这类说辞中，敌视公民权利、崇尚国家权力成为核心命题。今日中国浮现的种种国家主义，也就可以理解了。

国家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强势与弱势两种版本。弱势的国家主义主要是一种敬重国家，事事国家优先，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局部利益与个人利益。强势的国家主义则显现出无条件崇拜国家的特质，以国家为至上的存在物，个人和群体需要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直至为国家不惜献出生命。两种国家主义都忽视个人价值。但后者的危害远超前者。日本、德国、意大利，都曾经在国家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受国家主义危害，以至于让国家处于战争危机之中，造成严重的国家危机。此情此景，不能不令国人深思。

明治天皇参拜靖国神社

一个国家确实需要有强大有效的权力建制，这本身没有错。但一个国家仅有强大的权力建制，仅把这个强大的权力建制作为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误入歧途。因此，凡是那些崇拜国家的主张，尤其是无条件推崇和服从国家的主张，都必须坚决反对。诸如国家崇拜色彩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不加拒斥，似乎不足以塑就健康的国家意识。

健康的国家意识，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基础上。否则，一个国家的公民，国家意识越强，后果越不堪设想。

实现现代化依赖于全体民族成员上下同心

解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当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过去的实践问题，是个当下向未来迈进的实践决断的问题。不首先致力把握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实践先机，一切理论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们民族怎样在现代化实践中真正把握好机遇，掌握好我们的命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设问。

今天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无论是小国、中等国家，还是大国，都处在复杂激烈的竞争之中，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发展机会，往往稍纵即逝。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民族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呢？

需要强调，中国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引领世界，要发挥提高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领导作用，依赖于我们民族是不是能上下同心。上下同心，便足以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这对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比任何伟大的政治个体都要管用得多、重要得多。

如果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没有为自己民族的前途负责的愿望，而寄希望于个人，甚至委责于后人，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堪忧。这一方面表明，我们民族没有走出现代化焦虑；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民族依然会处于一种社会政治危机的状态。

我们要确立时势比人强的基本立场。我们怎么行动，这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是最为关键的事情。在现代化转变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能犹豫徘徊，不能进退失据，只能勇于前行、敢于决断、择善而从、寻求突破。如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终可克治，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实现。

（作者：任剑涛；编辑：陈菲；文中小标及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