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毅夫、张维迎和田国强三人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各人所遵崇的理论有差别。田国强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张维迎始终以奥地利学派理论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林毅夫则始终以林氏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基准，其地位大致不可动摇；奥派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批判的一列观点，作为一种解毒剂可以，但药不可以当饭吃。
林式比较优势理论最初是基于中国和一些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归纳而来的一种发展战略理论（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之后经过不断扩展，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应该说，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林毅夫在三人中更胜一筹，即使林氏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比较粗糙，也体现了林毅夫二十多年来在结合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力图进行理论创新的不懈努力，并且其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任命其担任一届世界银行副行长就是证明。
第二，各人在理论的致用功能理解上存在差别。他们三人对理论的致用功能认识具有一致性，都赞同对现实的分析和政策制定要基于科学的理论分析，三人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但由于不同的工作经历，在对理论应用的程度上有所差异。田国强更强调理论在研究和讨论中保证逻辑严谨性的重要性，并强调理论结论应用于实践中应该小心谨慎，因为任何理论结论都是某些约束条件下得到的，如果将这种结论的政策含义直接广泛化推荐，可能危害很大。林毅夫更强调理论的致用功能，并对自己基于经验研究得来的理论结论具有一种过度自信，为此不惜牺牲理论的准确性而希望能够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和认同，这可能也是林毅夫这样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情怀和西方科学精神混合的学者的一种权衡选择。但这种做法可能对理论本身和政策后果都是双输的，好动机导致坏结果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作为学者，应该在这方面格外谨慎。张维迎则基于奥派经济学演化秩序最优、而市场是一种典型的演化秩序这一信条，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ZF自利假说，否定现实中的市场失灵，不赞成任何形式的ZF干预。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保证自己思想的逻辑一致性是基本素养。但是，涉及政策领域的具体讨论，甚至是政策与ZF作用这样比较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也需要理论约束条件的放松，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就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对理论反而伤害更大。这方面，田国强更具有合理性。
第三，各人在ZF主体的行为假设上不一致。林毅夫持善意ZF假设，并对ZF发挥作用的条件持乐观看法，由此提出有为ZF的相关命题。毋庸讳言，林的这种ZF行为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这里有没有可能从ZF的具体性质、结构、文化等方面，依据显示性偏好的方法，从行为的角度给出这种假设的依据呢？或者从结果的效率性反推出这个假设呢？总之，林的理论如果没有恰当的ZF行为假设和相应的ZF行为理论，很难应对理论上的质疑。张维迎基本上持自利ZF假设，并对ZF行为的信息条件持怀疑态度，这也是奥派经济学的传统。但完全否定市场机制失灵的可能性，也是有问题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身的质疑甚至否定是有问题的。田国强则基本上持中间立场，一方面对林的善意ZF假设提出质疑，不同意林有为ZF的相关命题；另一方面不同意张否定市场失灵的观点，从而不完全否定ZF的作用。这方面也是田的观点较合适。
第四，各人在对中国改革绩效原因和未来改革取向的认识上也略有不同。林强调改革绩效的ZF作用，这可能与林氏比较优势理论有关。因为林毅夫认为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源，在于ZF实施了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所致，如果实施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自然会随之变化。而田、张则强调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化对改革绩效的作用，ZF及其体制是改革的对象，用ZF作用解释中国改革的绩效，从逻辑和经验上均难以令人信服。由此在改革取向上形成两种不同观点，林淡化了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方向。而田、张则坚定认为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民营化改革。从这方面，田、张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经验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