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方法主义”迷信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渠敬东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说过，社会科学不一定非得要确立极其明晰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会，需要体悟，需要修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甚至这种概念的内在气质，也需要我们从文明的传统中去领会和挖掘。

不过，时下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去衡量中国，就像拿一把蹩脚的尺子来度量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批评本身也是皮毛之见，并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实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就好像中古社会的佛教是其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拿佛教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能说单靠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们要重新追问，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西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首先在于对西方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国。

中国有多样化的传统生活，不止有经学讲的那些原理，还有历史本身的不断变化;我们也有多样的现代生活，包括中国自身传统转换出的现代性和整个世界体系带来的现代性，以及今天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相沟通而构建出来的部分。此外，发自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社会连带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共同世界的构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不过，所有这些要素必须要经过重构，才能形成一种秩序，才能让我们感到心安。而这种重构的能力和动力，恰恰要从我们的内因中去捕捉，去培养。

就西方来说，他们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断基于自身文明的变化而加以扩展理解的，我们不能仅凭杜撰一个典型的西方，就来说中西如何不同。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是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须的工作。方法主义则全盘放弃了这项工作，还自命不凡，说什么理论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教，理论不等于经验，经验远高于理论……殊不知，一个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来源和特质，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鼓噪者，一种学问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脉，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对别人的先辈不尊重，谈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预设的立场做判断，向幻想出来的敌人宣战，这不是审慎平和的学者风格。

对西方文明体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体，我们不进入它的观念结构去理解，也不进入它的现实经验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种体制制度作为整体历史来研究，来对比，这三点缺失以后，就不能审慎地发现其内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对西方的概念时，便会或者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或者全盘拒斥，手拿红缨枪，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在现代体系中，社会科学若没有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就谈不到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国文明走上现代变迁道路的转折、调适和再造中，更谈不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

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要着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去努力认识一种文明内在构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态，即这种文明在它的不同时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体验是怎样的?人性的状态是怎样的?二是要特别关注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现时代的根本困难是什么?有哪些危机存在?寻找过哪些办法来化解这些危机?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处，又有其难处，别人总是自己的镜子，识人，方能自识啊。

情理之辨”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今日社会科学的启示

《文化纵横》：非常感谢你非常直接地谈了对学术和教育的看法，但刚才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似乎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讨论。一是中国社会科学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二是从哪些思想资源出发获得改变的契机。请就第二个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渠敬东：社会科学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并不是完全对接的。从清末开始，中国才有了带有社会科学思维特点的学问方式，其创设与中国现代之变有着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降生之时起，就直接承载着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更承载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内在困难，承载着在这种转变中中国人生身性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局促的，艰难的，却与我们的现代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所以也应该具有两种气质：一是用于正视现实的处境，二是正因为不想做现代的模仿者，而对传统的文明存有敬意和感情。当然，这主要不是针对简单的启蒙所说的。

中国的现代之路还远没有完成，且困难重重。所以说，社会科学必须要尊重现实的变化，更要有耐心去理解中国和西方整个现代构型变化中所有的内在机制和人的体验。我不能说前辈的学术造诣有多么高山仰止，不可企及。而是说这样的研究有生命力，有焦虑，有焦灼，才会动人。

早期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诚如涂尔干所说：“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几种可能的未来”;“只有细致地研究过去，我们才能预想未来，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就某些具体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提出不同的见解，却要对前辈学人的功夫、眼光、见识和情怀肃然起敬。这里所说的不是狭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其实，那一批史学家、文学家也都大量采用了社会科学的视角和视野。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问家，也可以说是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在所谓的社会科学内部，历史学家也是层出不穷，像潘光旦、瞿同祖这样的社会学家，抓住的都是现代变迁中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脉络中去发现其本质。潘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著作极好看，血系研究融合了诸多方法和材料。我们系现在还留存着潘先生一柜子的二十四史读书卡片，试问现在还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在史学研究上下这样大的功夫。瞿先生本科论文就抓住了周代封建制研究的要害，此后的研究脉络从汉代一直逼近到清代。每当读到这些，就不免一身冷汗，由衷生出一份敬意。

再说一句，今天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到了关键阶段，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到处都是政策分析和数字分析，几乎难以看到经济学家从古典思想那里寻找给养，更别说从历史那里获得启发了。经济史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杳无声息，真是可惜啊。反正简单说吧，历史研究能够提供理解现实经验的契机，或许在今天，只有通过不断恢复自己的历史传统，去其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才能使得还远未完成其形态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完成其自身。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早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有很多启发性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我们自有文明体对于现代冲击的一种反映，一种重构，而不单是一种模仿。

第二个重要视角是，千万不要把中国传统还原成一个纯粹模型化的东西，费孝通同样讲过，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必须是一体两面。中国从来不是以一种标准不变的模式去理解自己的文明结构，而是对于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都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夷夏之辨和夷夏大防，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个文明体既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意义上的政治关联，也不是目前学界常讲的帝国式的关联。研究所谓中国，就必须研究边疆，研究周边不同的文明体系。民国时，至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社会学家，都是双肩挑的，在民族地区研究领域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第三，正是因为中国自身不是纯粹的宗教形态、也不是民族国家和帝国政治形态，中国才有一套构建我们自己社会的方式，其前提是家庭、宗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扩展性的共同体结构。本质而言，西方是在基督教之后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否则其后就不会有市民社会这些讲法。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构成、安置人心的办法，以及政治运行的形态，需要深入挖掘这样的问题。从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到林耀华《金翼》中的家族制度，以及潘光旦的位育概念，瞿同祖对中国法律儒家化中家族部分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原初分析单位的讨论。

我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企业、单位这些现代的构建形式中，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制度目前都是不完善的，无法安顿人心，确立价值。我在研究国有企业师徒制时感到，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其内部结构的构建和人与人关系的形成，之所以能够维续下来，让人们感到心安的关键，还是与中国自身传统的转化有所关联的。我甚至认为，如果实现不了这种转化和关联，那中国走向现代性就是一条死路。这些都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键，也是我们今日理解社会科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对方法的反动走向学术的再自立

《文化纵横》：听到你的这些讲法，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怎样的研究，无论是人文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落实在研究者这个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没有情怀、没有修养，没有眼界、不下功夫的人，研究什么也都是一杯白水。

渠敬东：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本来人文学科可以更直接地把我们带入到一种以情感性、体悟性为基础的学问里，但由于人文学科同样迷恋方法，而使得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想象同样决定于方法，而非基于总体的经验而产生的想象。历史学本身也忽视了历史本身的问题是应从当前经验化的方式去进行，当然也难以带入真切的情感，体会到传统社会中的人的样貌，他们活着的价值。例如在绘画史研究中，现在很少讨论一幅作品内在的精神和德性这样的核心问题，而是讨论画家的日常交往，怎么买画卖画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总要有个实质性的问题来引领。画家们寄怀咏志，意味着在追寻一种理想的人格，单纯依靠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他们就不再是画家了，凡夫俗子而已。

目前，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产生了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反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千万不能把社会科学自身的合理性反动掉。我们用文明性的原理，是可以克服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些问题，但这种思维本身，也易于带来“中国人就是如此”一类的简单意见。在中国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真问题不假，但却是一个不充分的问题。

对方法主义的反动，今天在我看来依旧是不充分的。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也要看到我们一般思维方式的局限，所以必须最终形成观念、经验和历史的链接。这是学问的三个最基本的入手点。或许搞哲学的也需要多了解现实社会，做社会学的也需要读那些哲学原典。虽然今天专业化的学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我依然觉得这将会对学问的形成，甚至对个人的修养，起到极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任何一种学问，都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最好的学问，并不仅是自己最擅长的学问，而是要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学问本身所带来的不足，知道自己内在的界限，才是一种开放的、有着最自然的乐趣的学问。

这么说，不是要取消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最好的研究都是专业化的。差别在于，有的研究仅有方法，看起来“没心没肺”，不感人，不动人;有的研究确实是专业化的，但是它是敞开的、动情动心的，不同学科的人读起来都深有体会。学问不在于专业的差别，而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厚度的差别，能够进入人心的程度的差别。

今天本科生就要写学术论文，研究生就要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学问上未老先衰的体现。一个人过早在方法和主题上成熟，最后做的都是假学问，与研究者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成长没有任何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悖论，就是一个研究社会的人，一旦进入真正的社会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四肢短小、畏首畏脚的人。这就是学问与生活相疏离的结果。梅尔· 吉布森在《基督受难》中所设计的魔鬼撒旦形象，就是一个长着老人脸的孩子，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今天，“做学问”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不动感情、没有内容的生产体系，一个形式化的、积累化的循环，每个人在其中醉生梦死，复制这套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学术发展一点不乐观。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体系的问题。就西方而言，从古典到近代，学术和学问一直在政治与宗教之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从中世纪以来，教会、帝国和学术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三大支柱。对于中国传统而言，中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政教关系，而是政治和教化的关系，教化是由士大夫演进而来的。真正寻找能和权力系统平衡的力量，或许要从道统，也就是中国以往的教化和学术系统中去寻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质问题不是中西问题，也不是古今问题，而是政统与学统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学统，学问不可能有真正的样子。

今天，别觉得在大学教书的人，就是传承学统的人，方法主义者绝不是这样的士人。人不是一个单纯在体制下生活的人，借用钱穆先生的说法，人也是山林中人。这是一种绵延的传统，一代代绵延不绝。读书人修身养性、言传身教，才是文明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