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林毅夫不是经济学家！”

保卫资本论作者“没有老老实实读懂《资本论》耶！”

看似玩笑，实则有违常理。一定有过人的批评，请您说来听听。

看来雷老师的“榷经济学”很彻底，全覆盖，无一人能够漏网，佩服！！

《资本论》（选读本）是最理想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这句话，有歧义。

您认可，凡是中国人翻译、选编的，改制的，都是“中国化”。

资本论选读，是中国人的设计制作，为何还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贾谊，王安石，张居正等算不算是流芳百世的中国经济学家？？


孔子，老子算不算呢！！

上溯三代以上，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祖上都是农民。将近两千年来，小农经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DNA。中华民族依赖小农经济养育人口、生生不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一语道破：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
但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是小农经济。从战国时期，直到汉代初期，中国的城市工商业相当发达。如果一直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未尝不会出现类似古代希腊那样的城邦文化。历史的洪流在汉代转了一个大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研究，中国在汉代才出现了独特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这一生产模式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繁荣。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了盐商猗顿、铁商郭纵、畜牧起家的乌氏倮、以及能够获得秦始皇敬重的女企业家巴寡妇清。《汉书》里关于巨商大贾的记载更为详细。《史记》写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业的兴旺，一是得益于战国时期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而这是借了各国为打仗纷纷修路之便；二是得益于战国时期的大国比春秋时候的封国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人口和货物能够流通的范围更广；三是得益于货币制度的发展。汉初的商业繁荣，亦得益于战后的“和平景气”：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是一种以城市为重心、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由此带来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市井社会，也显得格外别致。《史记·游侠列传》中写到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侠客，大多生于闾巷，而非寄身畎亩。
由乱至治之后，人口逐渐增长。据估计，西汉时期人口的增长率大约为1.6%。在一个传统社会中，这是非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西汉时期，人口总额至少翻了一番，或许翻了两番。在一些核心地区，人口压力逐渐凸显。西汉初期，官府试图减少农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无法缓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迁移，尤其是迁至具有战略意义的北部边疆。然而，开垦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四处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汉初年，就有像贾谊、晁错这样有远见的大臣上书，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发展农业。西汉初期的应对措施是重本轻末，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一方面提高农业的地位，另一方面打击商业。汉景帝时期就曾经打击闾里豪强，但最具杀伤力的还要算汉武帝时候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汉武好大喜功，四处出击，大兴土木，自然入不敷出。算缗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一缗折合一千文。富豪家中财产，每两缗抽取一算，约为一百二十文或二百文，税率折合6%-10%。乍看似不高，但这次出台的新税已经比旧税提高了五倍。此外，官府还要征收车船税。《史记.平准书》写到，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于是，汉武帝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告缗”运动。
所谓“告缗”，就是发动群众斗地主，鼓励群众揭发隐瞒财产的商贾。一旦被告发，这些商贾的财产就要被全部没收。告发者将得到大大的奖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富豪家财的一半都赏给告密者了。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得倾家荡产。后来，汉武帝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清理告缗罚没的财产，得到财物数以亿计、奴婢上千万。大县罚没土地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大约十年之后，告缗令才最终废止。
许倬云谈到，这场告缗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富人们不敢再投资于工商业，而是转而购买土地，因为土地不属于征税对象。加之商业税严苛、农业税优惠，这更鼓励商人们投资土地。这导致土地价格上扬，普通农户无力购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缗令是一个来自经济系统之外的外部冲击。经济系统遇到外部冲击自然会偏离原有的轨道，但逐渐会调整回去。若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小农经济，很可能跟种植本土农作物需要的技术有关。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假说。各种农作物差异较大，因此种植不同农作物的文明也表现各异。欧洲种植的小麦易收耐寒，但产量太低，大约播一收五，即产量是播种的种子量的五倍左右。东亚种植的水稻产量高，但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美洲种植的玉米易于成活、产量最高。布罗代尔讲到，正是由于种植玉米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不占用太多的人工，才有可能调动那么多空闲的人力去修建玛雅人的巨大金字塔、库斯科的巨墙或马丘比丘。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主要粮食是稷、黍、麦和稻。稷、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一说麦来自西亚，也有观点认为中国自己培育出了麦。麦要到汉以后，才获得了主要食粮的地位。中国人的食粮素称以五谷为主。五谷究竟包括哪几种作物，尚有争议，但像稷、黍、粟、菽这些中国北方的禾谷，或是从狗尾草的变种演化而来。
禾谷的优点是抗风、耐旱，适合北方的气候。但种植禾谷也有不利之处。分量较轻的谷粒很容易从谷穗上脱落，来年自己发芽长出来。要想提高产量，就得不断地除草间苗、深耕保墒（在中国北方，只有将土地的表层翻耕，打碎覆盖耕地地表的细小颗粒，干燥的黄土地才不会很快失去水分）。中国的农夫不得不付出格外艰辛的劳作，从播种之前，到收割之后，都要不断地耕耘土地、芟除杂草，中国的农民在这些农活上付出的劳动和时间，超过了播种和收获时所需的劳动和时间之和。“锄禾日当午”，就是写照。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的农业，这和种禾所需的劳作是有关的。
种稻亦然。水稻可能是土生野稻的改良后代。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插秧的技术，农民在浅平的秧圃培育稻秧，这能够节省稻田的面积，提高产量，但代价是农民不得不再把秧苗移植到大田中去。水稻需要大量的水，因此农民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灌溉。布罗代尔就曾经讲到，一位在中国旅行的传教士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农民不用马拉水车，而是自己用脚踩动机器，“轻松愉快”地踩一天。
由于土地稀缺，汉代农民为了改良土壤，付出了艰辛努力。欧洲的农民土地广阔，可以拿出很多土地休耕，而休耕地可以用来喂养牲畜。牲畜的粪便再用来做肥料。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奢侈”，他们只能对有限的土地连续耕种。中国的肥料包括绿肥和粪肥。杂草腐烂之后，变废为宝，可以改善农田土质。粪肥则只能用人的粪便、猪和鸡鸭的粪便。用粪肥改良土壤、有限的家畜饲养，表明汉代的农民不得不采用小农经营的方式。
古代的农书，比如《氾胜之书》的记载上说，汉代的单位面积亩产非常之高，两个劳动力种十亩田，所得粮食可供他们两个人吃26年。这一记录是否可信，仍待考证，但较有把握的是，到了汉代，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已经大致成型。西汉末年制铁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东汉时期已经可以用熟铁制造农具。但汉代的农具一直流传至今，无论从种类，还是每一种类的细节，居然都和今天的农具极其相似。
说起小农经济，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实恰恰相反。如果是大的庄园，各类农作物、各类手工作坊齐全，才有可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是无法自给自足的，许倬云讲到，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重商的小农经济。
从九月以后，田间的劳动就告一段落，农闲时光，人们会从事农具和房屋的修整、或是一些可以赚取现金的活动，比如加工食品、纺纱织布、金属加工、制革制陶，甚至做一些运输和买卖。或近或远的交易网络，将零零散散的小农经济交织在一起。农民参与的交易大致在两个圈子里进行，一是方圆五十公里左右的小圈子（赶集趁墟），一是方圆两百公里左右的大圈子（都市城镇）。汉学家施坚雅提出，中国的农民参与市场活动有一个周期循环。若是天下承平，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中，集市连着城镇，城镇连着远处的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网络，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会回撤，以至于一个村子完全地与外界隔离，形成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精耕细作的、重商的小农经济。这一转型肇始于政策的剧烈冲击，但归根到底，是在中国独有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做出的一种最优选择。一旦走上了这条演进道路，历史就从此景色大异。两千年一弹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

雷老师是否了解：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怎样形成的？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最终还是垮了！

中国第一代货币是铜钱，盛唐之前中国的主要货币始终是方孔圆钱。经过了宋代原始自由经济大发展，铜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总量，取而代之的是纸币——交子、会子、中统交钞，等等。

为什么大明帝国会突然放弃纸币，转而向银本位演进呢？

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纸币是纸做的，根本就不值钱，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

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

在世界历史中，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

都是帝国支持下的对外贸易，为什么西欧演进出资本主义，大明帝国却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连资本主义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丝、瓷器、香料、丝绸、纺织品……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白银！

《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描述：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

货物和白银，二者有区别吗？

答：有。

——西方大航海时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创新，国内从来没见过，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新的货物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又会带来新的财富。

——反观大明帝国，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国近现代主要的商人集团基本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比如，晋商、徽商，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就是晋商首领，后来的东林党也是江浙一带的商人集团。

据《明史》记载，时人感叹，当今朝廷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敌国了！

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

在原本土地兼并就非常猖獗的惰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渐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隆庆、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估计，一套尚书、待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干两白银左右，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海外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

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嘉靖、隆庆年间，大明帝国市面上再次流传一幅新的《流民图》，所绘城市为鱼米之乡苏州，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涌入了这座以富庶和策繁华著称的城市，人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杂耍为生……

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真的就国富民强了吗？

在明代，甚至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把白银变为货币的人是张居正。

中国2000年前的经济学家，用货币战争灭了两个国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成为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说管仲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绝对不为过，这里先插两个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第一个故事是齐桓公灭掉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管仲发动的另一个货币战争故事就是“衡山之谋”。


当时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举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型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现在这一点对我们仍然有很大启示！


再说说管仲为齐国富强做出的一些其它贡献：


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即：对内发展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扩大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


十分重视工商业，“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此外，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甚至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以提高人民自觉抓紧农时的积极性。


水木然点评：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非常对立，但他们都推崇管仲，核心的一点就在于，管仲认为善和恶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近两千三百多年。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国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而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的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罕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从远离中原的小国崛起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然而，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后，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武力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战”的策略也正式失败，他用贸易来制衡战争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列国争霸只适合丛林法则。

乾隆还要防范老百姓，防范老百姓起义闹事。乾隆对老百姓有两幅面孔，一方面他是一个很仁慈的皇上，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很残忍的皇上。

乾隆这个人本性上还是很善良很仁慈的。他小的时候，皇宫中养的小猫小狗死了以后他会难过上半天。所以雍正从小就观察他，选择他做继承人之后，雍正还有点担心，说这个孩子可能过于仁柔，当不了皇帝。

当了皇帝之后，乾隆非常重视各地的灾情，有的时候地方官写灾情汇报写得惨了点，乾隆一边看一边会掉眼泪，所以乾隆算得上一个仁慈君主。

他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个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五次普免全国钱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五年全国老百姓都不用交税了。这种举动在那个时候可不像今天这样免除全国人的个人所得税这么容易。个人所得税在我们今天的国家税收中只占很小一块，但是乾隆时期，老百姓钱粮是国家税收的大部分，占到百分之七十多。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的财政遇到空前困难，于是开重新征收从隋文帝时期已经废除的盐税，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主管税收的第五琦将原本一斗10钱的食盐，增加100钱，按110钱出售。后来官府又多次提高盐价，直到每斗370钱。唐朝的盐利，从每年40万缗（1缗为1000钱）很快就暴增到600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终于解决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主管其事的刘宴得意地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

刘宴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因民所急”而征税的思想家，当然，考察历史，“因民所急”而征收的实践，很早就在中国通行了。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提出实行“官山海”，由国家垄断对食盐和铁器的经营，通过加价而赚取超额垄断利润。《管子》一书说，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管仲否定了向房屋、树木、六畜以及人口课税的选项，主张“官山海”。他说，人人都要吃盐，如果每升食盐的价格增加2钱，一个具有千万人口的大国，一月就能增加六千万钱的收入。如果向老百姓增加赋税，则老百姓一定叫嚣反抗，而增加盐价后能够得到同样的收入，却不会遇到反抗。管仲同时认为，铁器和食盐一样也是人们需求量巨大的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同样可以通过垄断经营从而加价的办法增加政府收入。他计算说，每一个妇女都有一针一刀，每一个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每个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只要向针、刀、耒、耜之类铁器稍稍加价，就有巨额收入；只要人们干活，谁也逃不脱负担这种税收。

管仲的思想，可能在齐国得到实行，齐国确实因此而强大以致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史上真正在全中国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则是汉武帝。汉武帝垄断了食盐和铁器的生产经营，对于“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釱左趾，就是在左脚上戴上脚镣。汉武帝盐铁专卖的借口是盐铁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被私商经销，私商大贾必然为谋取利润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言外之意是国家专营可以降低农民负担，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但事实正好相反。汉武帝死后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方正对盐铁专卖提出严厉批评，指出盐铁专卖给老百姓带来巨大不便。官营之后的盐铁，质次价高，农具粗笨不能使用，还不准挑选，强迫买卖。由于“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褥，土覆淡食”，人们吃饭没盐，种田也回到木器工具的时代，出现了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但除了盐铁会议上贤良方正的批评外，历史上并无专卖政策前后盐铁价格变化的具体数据，使得对专卖政策很难作出量化评估。但唐朝重新实行食盐专卖后，相关数据却较为清晰：如原本一斗10钱的食盐很快就增加到370钱。增加了三十多倍。价格的暴涨使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便出现冒死走私食盐的盐枭。从唐朝开始的王朝对于走私食盐的处罚极其严厉，有的法律甚至规定，只要贩卖私盐，不问多少，一律处死，比起今天贩卖海洛因的惩处还要严厉。从唐朝刘宴一直到中华民国政府，盐利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中最有保障的一块，而且在遇到战争等需要钱，而加收田赋来钱太慢或一时无法加税的情况下，就一定先拿食盐开刀，无限加价，不到穷苦百姓根本买不起盐不罢休。


——史上荒诞的财政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