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7月16日文章

尽管危机暴露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严重分歧，但对经济学来说仍是件好事。本文将着眼于宏观经济学家间的内乱。

ROBERT LUCAS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但其信徒“在基础分析方面所犯的古老错误正遍布全球”。该领域的另一个领军人物，哈佛的Robert Barro正“提出真正愚不可及的论点”。过去三十年中，美、英大学的宏观经济教育是“对时间的奢侈浪费”。

对门外汉来说，经济学永远是种沉闷无趣的科学。但上述种种攻击却来自业内人士，他们分别是：Brad DeLong，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时报的Paul Krugman；以及来自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Willem Buiter。过去两年的宏观经济危机也引发了对宏观经济本身的信任危机。7月10日，Krugman先生在最近一次纪念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讲座中提到，他担心最近30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用，在经济坏的时候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

这些内部批评家认为经济学家忽略了危机的根源；无法识别最糟糕的症状；也无法对救治措施达成一致。换句话说，经济学家既不能识别经济何时上升，也不能识别它何时下滑，因而现在也无法找到正确的出路。

在经济上升阶段，宏观经济学家并非全都沾沾自喜。其中许多人想到房差泡沫会破裂，美元会下跌。但他们没预料到金融系统会崩溃。即使在2007年8月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受到冲击时，宏观经济学家仍然低估了这一事件所预示的危险。那时他们多数仍对雷曼兄弟的前景颇为乐观，而该银行于2008年9月宣告破产。

目前经济学家尚未对什么才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途径达成一致。他们多半高估了通常所用的货币政策（比如，央行购买ZF账单）在恢复经济繁荣上起的作用。如今一些人不认为财政政策（如出售ZF债券）能起到同样效果，其他人则热切支持这种政策。

财政政策的热情拥护者就包括DeLong先生和Krugman先生。他们将目光转向大萧条时代的文献，特别是凯恩斯的大作以及象Hyman Minsky这类被遗忘的持不同意见者，从中寻找灵感。人文学科会将此算作学术成就，但对许多高科技经济学家来说，这样做未免有点自贬身价。毕竟，真正的科学家不可能翻翻牛顿的“数学原理”，就将当代物理难题一一解决。

这些高科技经济学家指责DeLong和Krugman这些同行居然向过时的凯恩斯教条求助，就好像过去70年他们什么也没学到一样。Messrs DeLong 和 Krugman则反唇相讥，说Lucas这类经济学家竟然不懂得依靠凯恩斯经济学，就像这一学说在过去70年来被彻底遗忘了一样。对Krugman先生来说，我们正生活在“宏观经济的黑暗时代”，失去了古人的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失去的呢？宏观经济的历史始于知识界难题。凯恩斯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发表，据某些读者说，这本书用了一种“毫无必要的引起争议的基调”。但这却是在作者思想中进行的自我辩论。他将此书视为脱离继承自传统经济学派前辈的思维定式的一种努力。

传统经济学思维模式认为完全就业将会普及，因为供应本身就会创造需求。传统经济中，人们挣的钱要么花掉，要么存起来；而无论哪种存钱方式都是属于资金项目投资。没有什么是收储起来，闲置一旁的。

凯恩斯欣赏传统模式的简洁性与连贯性，这些优点经济学家至今仍颇为向往。但这无法阻挡他摧毁这一理论。在他的设计中，投资由充满活力的企业家控制，其前途不可限量。同样，不确定性使存款者以流动资产的形式储存自己的财富，比如金钱，而非将其投入新的投资项目。这种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偏好控制金融证券的价格进而控制利率。如果企业家丧失活力或流动性偏好上升，投资将步履蹒跚，且没有明显的市场力量使其恢复。需求将少于供给，使乐于工作的工人无所事事。推动需求的责任落到ZF头上，如果可能的话，ZF需削减利率；必要时也可减少公共建设工程。

正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使人们走出大萧条，从而成为ZF的惯有职责。经济顾问建立了经济运作模型，对关键关系进行定量；而ZF接受了这些经济顾问的帮助。二战后近三十年来，这些顾问以通胀和失业率的明显平衡为导向，他们似乎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的可靠性经不起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油价冲击的考验，这使西方各经济体陷入滞涨，即令人困惑的失业率、通胀双高现象，而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也理解有限，无法防止。

美联储在Paul Volcker的领导下，最终击败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美国通胀，尽管在就业方面付出惨重代价。但这一胜利未能恢复知识界的和平，宏观经济学家从这一时期吸取了大相径庭的教训，分裂为两大阵营。

纯粹主义者，由于集中处于几个湖畔大学中，也被称为“淡水学派”经济学家。他们将滞涨归咎于永不休止的央行银行家门试图干预过多。他们起步于古典假设：市场有自我消化作用，使货物售罄，所有工人受到雇佣。决策者为减缓经济本身固有波动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弊大于利。

美国海岸边的大学则汇聚了另一派“咸水学派”实用主义者的大多数人。对他们来说，两位数的失业率以及Volcker先生对通胀的攻击，充分证明了市场可能会功能失常。工资可能无法调整，价格可能停滞不变。经济机器的故障证明了决策者某些干预的必要性。

Volcker先生的学说1982年彻底没落了。类似的理论直到去年才再次露面。在25年波澜不兴的日子里，宏观经济也恢复了自身的平静。两大反对学派的理论相互融合。淡水学派经济学家接受了决策干预这一咸水学派的观点。咸水学派则采纳了淡水学派的模式制造方式。也许可以将二者统称为半咸综合新宏观经济。

咸水学派之痛

半咸宏观经济从大学流传到央行，使以抑制通胀为目标的学说在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几个新兴市场广受支持。自2006年以来就担任联邦储备局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声明赫赫，对半咸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

在危机前约十年，宏观经济学家再度表现出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的思想体现在一种经济运作新模式上，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这些模型对几个央行中进行的各类商讨活动起到引导作用。

Buiter先生在1997到2000年间帮助制定英格兰银行的利率，他相信最近的学术理论对该银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现在认为这种影响是有害的。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宣称，在金融危机开始时，曾经接受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教育是种“严重的障碍”，因为央行不得不从保持物价稳定“换档”到保证金融稳定。

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担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忽略了资产的价格。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对金融市场过于信任。如果资产价格能反映经济的基本元素，那为何不根据基本元素制造模型，忽略它们笼罩在华尔街上的阴影呢？

此外，这也是由于他们对金融系统的内部运作毫无兴趣。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Perry Mehrling写道 “原则上来说”，经济学家是物质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一袋袋小麦比一堆堆债券重要多了”。金融只是一层面纱，遮盖了真正重要的实质。就如诗中所说，“付款承诺/非衣非食”。

因而，在许多宏观经济模型中，资不抵债不可能发生；象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机构，通常不存在；无论公司是通过私募还是债务筹资并无区别。比如，英格兰银行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甚至不曾尝试将银行这样的中介加入进来。“所以，这一模型对那些金融中介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问题来说，无法产生直接的效用。”该模型的设计者承认。不幸的是，现在的危机正属于这类问题。

银行的模型设计者仍然说他们偏爱通过为某种目的设计的特定模型来研究金融。最著名的一种由伯南克先生以及纽约大学的Mark Gertler首先提出。遗憾的是，据普林斯顿的Markus Brunnermeier说，这类模型包括极难控制的金融市场并发状况，他本人处理的这类难题比谁都多。经济学家往往因便利而非信服做出选择。

然而，便利会让人不可自拔。经济学家可能为自己的模型着迷，自我愚弄说这种模型的漏洞无关紧要。比如，假设市场是“完全的”非常方便——即目前，任何一种商品价格在任何一天及其任何可能变的动都是存在的。当今世界，人们永远可以在现行利率任意借款，也可以在现行利率任意卖出。

危机前，许多银行及影子银行做出类似的假设。他们认为，如果需求上涨的话，自己能永远滚动短期债务或卖出抵押债券。金融危机不啻是对这两个假设的无情嘲笑。资金枯竭了，市场参与也减少了。在对金融危机的详细剖析中，Brunnermeier表明这两者互为因果，产生出“流通性漩涡”。

紧随其后的就是资金急剧跳水，投资银行出售任何能够出售的东西，商业银行收储准备金，公司排队贷款。凯恩斯会将其解读为流动性偏好的极端爆发，Paul Davidson这样说道，他关于凯恩斯大师的传记才刚刚出版，加入了新的后记。但当代经济学偏偏忘了这个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