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本身并不是问题

                    于德浩

                   2017.1.15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向往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人人自由平等”。但是，人们一直被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所困扰，“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是贫富分化。”不论是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西方的高税收高福利，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消灭或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实行所有人的平等自由。

我也向往“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但我认为“劫富济贫”不应当成为唯一的手段或目的。通俗的说，“先富带后富”才能距离理想更近一步。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至于是否均贫富，那只是一种副产品。财富的流转有其自身的市场经济规律，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本身无所谓好坏。当水流向一片洼地，它就形成湖泊；当钱财流经一个人，他就成为富人。如何利用资本为人类造福，顺其自然，“疏”比“堵”要更好。

任何平等须以自愿为前提。“来工厂上班，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人1000元工资。”暂且不论，是否有人偷懒怠工，工资太少不够花。这里面潜在的最大不公平，是有人不愿意干这个工作，有人只喜欢1天工作4小时。人们宁愿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哪怕只给100元工资都乐意。所谓客观的平等，本身就不存在。有的人一顿两个馒头，有的人一顿吃六个馒头；还有人愿意暂时饿肚子只吃一个馒头，少干点活，多玩会儿。真正的平等是个人的主观自由，客观的机会均等。

自从人类脱离原始社会，贫富差距就如影相随了几千年。历朝历代都有过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所以贫富分化与建立和谐的文明社会并无根本矛盾。相反，历次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均贫富”都很快以失败告终。

富人和穷人本无怨恨。“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就是穷人的心声。“你门路多，有活想着给我点。我不怕累，也不嫌给钱少。”穷人更希望和富人合作，或者说“被剥削”。少数的富人和大多数的穷人共同创造了社会财富，所以他们应该平均劳动成果。这话前半句对，但后半句不妥。至于他们之间如何分配财富，他们自由协商，我们不应该插手干涉。也许，我们要可怜穷人，可是更坏的关爱结果是“富人和穷人没法合作，没有任何财富被创造出来。”富人分1万，穷人分1千，我们可能觉得不够公平。但是，富人和穷人都平等的一分钱也没有，这就公平吗？

财富的集中比财富的分散往往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统筹运营，不论是集中到国家手中，或是某些资本家手中。比如抗震救灾，国家直接拨款，要比民众募捐更有效率。投资建厂，资本家个人出钱招工，要比工人群众集资办厂更快更直接。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让人们互相协作，生产并享有更多的总财富。到底是私有企业，地方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都无所谓。我们应该都让其充分自由发展，不要刻意限制或扶持那一种形式，每个地区都有地方特色，要因地制宜。反正有一点大家务必谨记，“穷山恶水多匪患”。发展经济才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如果为了“防止贫富分化”而阻碍了经济发展，那必将得不偿失。

财富来源于创造，而不是被分配。当“均贫富”成为目标时，最受伤的其实是穷人。当富人的财产被剥夺后，他失去了资本赋予的号召力，很难组织起协同作业。而穷人更悲惨，因为富人没有钱给他发工资。更坏的可能是，“均贫富”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折腾经费”，穷人的三间瓦房被平均成了两间甚至一间。

普通民众往往只看表象，很容易被蛊惑。比如，一个工作职位，两个工人竞争，他俩就会互相仇视。他们就没有想过，换个工作或自己创业。工人要求涨工资，组织罢工，但是首先他们要斗的是不愿罢工的“工贼”。同是难兄难弟，相煎何太急！现在的出租车司机，恨黑车司机，恨份子钱太高，恨网约车软件；这与150年前的失业工人砸机器有什么差别？有些人仇富，认为富人把穷人的钱“巧取豪夺”了；更有甚者，还仇视老人，说老人的退休金就是他们现在交的社保，就是他们现在缴的税。公众是愚昧的，他们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只会把矛头指向自己人，内斗。

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市场隔断，有些是天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但大多数是人为制度使然，而且很多是“好心办坏事”。“要致富，先修路”，这种消除市场隔断的方法现已深入人心；但是摆脱“人为特权”却依然是一个心结。比如，产业政策，初衷是好的，扶持企业家创业。可是，实践起来却是把企业家当贼防，设置各种条条框框。若符合条件，就大量补贴；否则就没有，甚至禁止入内。这就是典型的帮倒忙，再严密的制度都会有漏洞，真正拿到补贴的是“钻研条文的野心家”，真正干事的企业家没这些闲工夫。防止冒领补贴的最好办法，是彻底放开，进来100个人，可能有10个坏蛋。但是如果设限防贼，那么就只能进来15个人，其中10个是坏蛋。

特权利益，是权钱交易的基础。有些社会福利，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而权钱交易，使得富人也可以享受；而穷人没钱也没特权，所以无法享受。穷人只看到了“钱买权”，但他没有进一步思考，“废除特权”才是安享福利的根本。

我国历朝历代都是以“轻徭役，薄税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兴起，以繁重的苛捐杂税导致内乱而灭亡。当一个王朝运行久了，就会形成大规模的特权阶层，所以容易造成各级市场隔断，关税林立。从而税赋被迫逐年累加，直到底层人民忍无可忍为止。而新王朝的崛起，原来的特权阶层自动取消，使得低税赋再次可行。农民起义实质反抗的不是地主，而是繁重的税赋。只不过当时还有粮食的地主，恰巧成了饥饿农民的附带牺牲品。

特权经营是主要的市场隔断顽疾，说好治，一纸文件即可；说难治，可能几十年都通不过废止的法令。当年英国的《谷物法》废除就折腾几十年，现在各国城市的“运营执照”废除估计也类似。网约车技术如此利国利民，而且从长远看，各个阶层都会受益。我现在真看不出来，到底是为了保护谁的利益；我只能说，现在是损人不利己。当年，大清帝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他以为外国人会把中国的钱赚走，但实际是清政府为此赚了不少关税钱。当然，现代的人都想明白了，各个国家都竞相引进外资，鼓励进出口贸易。

人们太想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所以总是过度干预市场。比如，上市公司实行审批制，给各个中小投资者把把关。结果，上市公司成了稀有投资品，哪怕是阿猫阿狗的垃圾公司也被捧上天。注册制现已搁浅，怕未经证监会挑选的企业会坑害中小投资者，怕股民被诱导损失钱财。我们为什么就不想一想，恰恰是因为阻挠了市场的选择，才使得股民很受伤呢？

人们对贫富差距诚惶诚恐，所以设置“非法集资罪”“财产来源不明罪”，据说，其主要目的为了防范“老百姓的钱被卷走”。在我看来，好像是怕老百姓变富。因为，我们已经有诈骗罪了嘛。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法律就是阻碍市场经济资本自由流动的“莫须有罪”，从长远来看，必将被废除，就如同当年的“投机倒把罪”一样。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主要是得益于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中国人做事以实事求是、简便易行为准则，这是一个优良的民族传统。“民不告，官不究”看似执法不严，但恰恰成就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民营企业家说，“我们就是被圈养的猪，之所以没被杀，是因为我们还有用，还不够肥。”话糙理不糙，企业主只要能主动捐款，主动交税或补税，没人会较真的。

但在西方国家，随着信息技术的完善，执法成本越来越低。西方人很较真，所以高税收高福利被严格执行，结果养成了一批懒汉和一堆叫苦不迭的就业工人。也好，让他们感受一下“均贫富”带来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实证。咱们中国在50年前已经领教过饿肚子的平均主义了。

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也许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消失。但若强制消灭贫富分化，往往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导向“落后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