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人经营部门来看，都是把地租（或者场地租金）算入经营成本的，所以较高的地租必须给出一个更高的价格来支撑其利润。的确，个别的经营部门必然在其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价格中计入地租或者房租，否则其将面临利润的减值甚至是亏损。但是，从个别方面正确的理解推导不出一般和总体，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和一般的原理中不仅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得出趋势化的动态图景。

   只有政治经济学认为，高地租抬高价格是以高利润率导致的高地租为前提的。

   土地本身没有价值，从而也就没有价格。是因为土地被使用，而这种使用于土地的所有相分离，所以产生了地租。这种因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而导致的地租在政治经济学上称为绝对地租而与级差地租相区别。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前，高企的地租一定使得土地产出减少，使用土地的资本退出利用土地方面的经营。因此，土地多是地主自己经营，并以适当比例的劳动力为限。随着商业资本的兴起，租用土地从事生产经营并将所得的利润让渡给土地所有者才使得地租从经营利润中分离出来。这种情况不仅符合以往的一切经济史发展，而且也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的地租变动趋势相符。

  尽管，中国的土地在名义上是国有的，但实际上遵循了谁出资使用谁就归属于谁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最早出资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人，其所支付的土地或者说场地使用金在其所经营的总成本中是占有相当小比例的，也就是说，地租率相当低，低到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租用土地的人会在意租地费用。因为就所能获得的利润来说，那些让渡给地主方或者商铺房东的利润只占其总利润的很小比例。但是随着经营上丰厚的利润所导致的扩张性经营和由此吸引更多地资本相互竞争，租金一直在上涨，最终到出现依靠取得商铺后出租可以“一铺养三代”甚至“一铺养八代”的说法。尽管这里存在一个区别，即代表国家占有土地的人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购买这种使用权后建筑设施其上后转租这些设施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但此二者在取得收益的性质上是相同的，即：凭借优先占有资源的所有权来取得收益，而尽管购买土地使用权者在土地上投入了某种形式的劳动，但其收益衡量是以一定期限内收益总量能否超过其投入土地的劳动作为标准的，也就是说，他必要在一定期限内通过租金取得的总利得超过他投入在土地上的各种形式的劳动耗费。

  如果我们只考察城市的场地租金。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租金是受着相关的两方面来推动的，一方面是人口聚集带来的消费力的集中，另一方面是商业资本的增长。在这上面，人口的聚集不仅导致商业资本被吸引，而且主要是吸引经营终端零售的商业资本。不仅是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本，而且是随着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中退出，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产业领域的资本挤入终端零售的领域，尽管其经营不同的产品。

  卡尔·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总循环如何不可避免地陷入生产过剩和由此导致的危机，而哈耶克——不论其如何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会成为专制主义策源理论——不得不沿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推导出资本一定从一开始的逐步扩大需要更长投入周期的生产资料上的生产，变得逐步转向越来越短周期的和更接近于直接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经营。极度地转向终端零售并在推高地租，使得终端零售也难以为继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濒临爆发的最后阶段。

   我们知道，终端零售环节是纯粹的交换环节，是一切价值已经形成并做最后实现的阶段。由于产品已经形成，所以已经不可能继续增加价值。我们不要忘记，产品附加值一定是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添加的。比如：山楂片从用锡纸进行简单卷裹到用食品塑料材质进行密闭封装可以延长其保质期，但同时也抬高了其最终的生产价格。一方面，这种包装的确可以延长销售等待期，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价格一定对原本占据终端消费品主流的消费群体进行挤出。依赖资本取得收入的消费者可能也消费山楂片，但受制于其消费总人数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因素，其消费总量不足以吸收大规模扩张后的产出。而普通纯粹依靠劳动为生的人对价格远比资产阶级敏感，这就极大制约了对扩大后的总产品的消费。这种总体的产品消费力的不足远远压倒产品可以通过包装来延长的销售等待期。固然超过保质期的产品会被销毁，但是，当终端零售场所中出现质保期间内越来越多的等待出售的商品时，毫无疑问地加大了零售终端的理货成本。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来理货。可是，这种理货有个困难。

   我们说过，终端零售是产品价值的实现环节，这个环节，价值已经完成而不可能在其上继续添加价值。这就是说，越是终端，越是难以或者说不可能进行对产品本身的改动。而交换领域本身和生产领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是且只能是生产的辅助环节从而和生产部门可以通过不断地技术改良或者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来调整自身的利润率不同，终端销售领域的一切部门，其利润是生产部门的让渡利润，当生产部门的利润已经降低到极致，终端销售部门不可能通过压低生产部门的利润来取得自身的空间，而本部门的经营不仅难以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这种有机构成就是直接地扣除利润——而且在商品积压严重的时期，终端零售部门总是不得不追加劳动力或者劳动力在在劳动时间上的投入，这在一定周期内，就不仅不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而且反而是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

   终端部门不仅难以通过技术改良来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而且它还不得不在商品周转期变长时租用更多的场地来堆放商品和为理货安排出更多的空间。

   当终端部门的利润实现完全依赖于商品的售出，其自身为了维持扣除地租支出和劳动力支出后所必要的利润率而不得不维持的进货量时，这个部门实际上已经难以或者说不可能成为技术改良或者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了——我们简单地说就是，“他没钱了”。

   一个部门，只要技术构成难以变动，那么“李嘉图魔咒”就必然浮现在这个部门中。我们看到在普遍生产过剩的最后阶段，终端部门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首先是生产供货方尽管相互竞争激烈，但利润让渡已达顶点，更多的利润让渡要求所带来的是远超吸纳能力的取货量；其次是由于销售不畅和取货量的扩大，所耗劳动力开支的大幅度攀升，但理货损耗却未能成比例下降；最后，由于资本竞争和前期经营扩张，地租开支居高不下。

   在受到三方面挤压的终端部门，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产品价值的终端，另一种是劳动价值的终端。前者我们一般称为商品零售，后者我们一般称为服务销售。对于商品零售终端来说，其是否能继续经营决定于其商品周转所能提供的利润总额能否支撑借贷利息——如果有的话——和地租，即：经营场地的租金后有余额。固然，为了减低进货损耗和可变资本预付——我们通常说的雇佣劳动力的开支，商品零售企业可以减少商品总量，但是这就要求提高商品周转率，而这我们前面说过，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下的消费总量不足。

   于是，我们看到继沃尔玛等商场不得不退出中国的场地经营后，肯德基、麦当劳也不得不相继退出。固然，此前，这类商品零售终端已经逐步地逐年地缩小了租用的经营场地或者减少租用场地数。但是，这显然不足以抵消商品周转的减缓导致的利润量的大幅度滑坡。

   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品零售终端的退出是因为线上零售对其的挤压。但是这即便可以解释沃尔玛之类卖场的退出，却不能解释肯德基、麦当劳等无法直接在线上进行消费的终端的退出。我们将在后续《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电子商务领域中的若干应用》中专门阐述和O2O相关的问题。我们这里只需要指出，认为线上销售能完全挤出一切线下销售是对终端零售分为线上消费和线上销售与线下消费和线下销售这两对概念的混淆。

   销售服务的终端和商品零售终端在普遍的商品滞销时不仅面临商品数量堆放空间、储存空间占用和相应的劳动力配备带来的追加场地及其租金压力不同，销售服务的终端更多地依赖劳动力。其商品挤压存管压力较少或者基本上没有。

一家企业咨询公司，其售卖的是企业相关的知识，其所需用的场地租金几乎是严格地和其知识的载体——人相匹配的。同样，诸如代驾服务，销售的不是车而是驾驶技能，所以其所需要的场地租金严格地与其所用的车辆匹配，甚至不需要车辆从而只有代驾人员本身的劳动力开支费用。

   然而，这并不是说，销售服务的终端会不受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企业咨询只是在企业扩张时才更被需要而不是企业的产品销售发生困难时才需要。代驾服务的需求量是相对固定的，只有那些极少数的资产者才会长期稳定地雇用专职司机，且这只是代驾服务中业务量很小的一部份，大多数代驾服务其实只是在受众偶尔遇到麻烦时才需要。连车绑定的代驾服务则属于汽车出租性质而不是严格的代驾劳动的提供。严格来说，前者提供的是车，驾驶劳动是随附其上的，因而这种服务的收益形式更本质上来说接近于收取车辆的租金，而后者则是纯劳动的售卖。所以，我们看到越是坠入资本主义危机的深渊，越是对人及其本身的活动进行直接消费的经营更少受到冲击。这种冲击的减少不决定于在交换中提供了什么，而决定于价值的实现被单纯的所有权或者已经沉淀下来的死劳动的侵占。

   当一个社会，越是广泛地单纯凭所有权就可以不劳而获，在这个社会中，高尚和堕落就越是近义词。因此，嫖娼从来不出自走婚制，卖淫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中国没有经历过两百年前经济学史上那场卓著的大辩论。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没有被彻底清算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注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不仅会面临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而且还要遭到来自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双重侵害。地租盘剥一切利润的地方，势必加速资产阶级的分化。我们看到代表地主阶级的马尔萨斯保守派是如何地分化了代表资产阶级的李嘉图派，我们也将看到那种想尽一切办法靠土地及其附属物来不劳而获的倾向如何迅速地使得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沦落为彻底的无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不仅首先是金融寡头，而且还兼具大地主阶级的腐朽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