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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勤劳的惠安女是当地生产劳动的主要群体,至今如此。她们做男人应做的粗重活,例如,她们是开公路、修水利、补鱼网、扛石头、拉板车等等劳动的主力军。进入惠安的崇武乡间,旅行者还会坐上由惠安女驾驶的各式摩托车,而男人们则把精力放在抚养小孩,雕刻、打鱼、照看店铺上。
背景材料:http://literature.cqnews.net/system/2005/07/21/000502436.shtml
提问:试着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去解释男女不同分工的原因,解释为什么在对外交流广泛的情况下,惠安男女分工的历史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一个社会分工和任何制度变迁,都需要很大的成本,在一部分人获得好处的同时,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失去利益。因此,社会的变迁通常是在一个社会无法生存的时候,或者有很多无所事事的人可以推动这种制度的变迁。
从惠安女所从事的工作来看,一方面他们没有因为原有的男女分工导致无法生存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们从事的工作只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够活着,没有人可以无所事事。因此,这样的社会没有变迁的条件,特别是如果非要在这样的社会实行一次强制性变迁,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难以生存。这或许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强制性社会变迁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菜鸟学着样子胡说一番,希望鼓励为主,板砖慎用!
如果假定分工是发展所必须的,那么确实没什么道理说女人不能负责粗活而男人不能负责家务.但为什么版主在出题目的时候仍然会说"她们做男人应做的粗重活"?我觉得其中隐含着一个判断:男人做粗活通常比女人更有效率.从先天的差别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例如男人通常比较强壮,没有例假,也不负责生育.
我们假定人类需要在两种分工制度中选择(婚姻制度是给定的):1,男外女内;2,男内女外.并且,由于这个地方似乎仍然处在工业化之前的状态,所以可以假定第一种制度更有效率.
在这样的假定下可以推断出,惠安女之所以没有选择另一种分工制度,原因有二:1,制度变换的成本非常高;2,所谓的"对外交流广泛"并不足以让两种分工制度有足够大的效率差距.
第一点似乎没有发现好的证据来说明那里的风土人情有如何特别.但对于第二点,版主的题目中引用的劳动方式就是证明.从这些方式来看,这个地方似乎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对于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劳动,男人的效率优势并不特别大,与转换制度的高昂成本相权衡,完全有可能是弱的一方.但我认为,如果这个地区引入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男人的效率优势会提高到大于制度转换成本的程度.这个时候惠安女很可能会回到家中承担家务.
这样的话,也同样可以解释在信息社会为什么女人负责家务的比例会减少.因为在信息社会男人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但以上的讨论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必须有人负责外有人负责内,而不可以假手他人.我想,如果在未来家务可以彻底外包的话,男人和女人恐怕都会选择"外",而我们也不会再认为有什么事情是"男人应做的粗重活".
http://web.amoney.com.cn:3307/luntan/printpage.asp?BoardID=5&ID=42163
生活在福建省东南一隅的惠安女,曾因服饰奇特、婚俗奇异吸引着世人目光。她们的勤劳、贤惠、负重、坚忍超类拔群,而婚姻生活的凄苦、压抑和悲哀更令人难以想像。毕竟,这是华夏女性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但以往外界对她们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媒体的介入才使神秘的惠安女撩开紧裹的头巾。她们用吃惊的眼神偷看外面的世界,整个中国更对她们瞪着不解的眼睛。
几乎每个女孩子都逃不过年幼订婚和早婚;婚后不得与丈夫一起过日子,每年只有几天可到夫家团聚,但如果不怀孕生子,就要一辈子住在娘家;婚姻的不幸导致每年都有成批的妇女自杀身亡,她们像草芥沙粒一样无足轻重地生生灭灭。这是一种何等残忍的婚姻局面!
据《惠安县人口志》披露,惠安县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1953年是17.75岁,到1982年仅上升到19岁,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婚者不满15岁。据1984、1985两年调查,五六岁的孩子仍然大都被父母订了婚。1985年对惠安86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已婚而未生育的妇女中,长住娘家的占97.7%。这种状况,甚至到1988年也没有改变。而妇女轻生的悲剧,依然是按下葫芦起来瓢。1985年,全县仍有661名妇女自杀。
女孩子结婚后长住娘家,固然有结婚年龄小而想家和丈夫常年出海、妻子住娘家更方便的因素,但每年只允许几天与丈夫团聚和不生孩子就永远与丈夫分居的习俗,确实是对妇女人性、情感的严重摧残。
管惠安女的婚姻环境正在日益与外界趋同,但有些婚姻现象,却与外界有着并不一致的含义,譬如离婚。
在惠安女以往的婚姻词典中,绝对找不出离婚这个词汇。世世代代,不如意的婚姻比比皆是,但离婚的没有一对。如果谁敢那么做了,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唾沫也能把她淹死!扭曲人性的婚俗制造出无数家庭悲剧。妇女婚后像“活寡”一样忍耐情感的寂寞,又要负担沉重的劳动。
解脱这种无望的生活,前辈们留给后人的道路历来只有一条:自杀身亡,以期轮回转世成为男人。因此妇女轻生甚至三五成群集体自杀的事,司空见惯。有资料记载,惠安县后堡村的七十多户人家,因妇女自杀,到解放初连一个成年妇女都找不到。小小的南赛村历史上曾有14人一起投水自杀的记录!
但是,无数的冤魂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也决不会动离婚的念头!
惠安女“婚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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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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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斗笠、花头巾、露脐袄、肥脚裤,这些只是福建省东南一隅神秘的惠安女的表面。至于她们的婚姻变迁,你又知道多少呢? 外面的人搞不懂惠安女的服饰为何如此奇特:黄斗笠、花头巾、露脐袄、肥脚裤,被人戏称“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更不能理解全国解放几十年后竟还有这样的地方:几乎每个女孩子都逃不过年幼订婚和早婚;婚后不得与丈夫一起过日子,每年只有几天可到夫家团聚,但如果不怀孕生子,就要一辈子住在娘家;婚姻的不幸导致每年都有成批的妇女自杀身亡!
婚姻 不再是惠安人的热门话题 惠安不愧是天下闻名的石雕之乡,一入县境,但见公路两旁的大型石雕,这里一片,那里一群,佛像人物、走兽飞禽,林林总总,既是店铺的商品,又是实物广告。 我的采访集中在惠安女婚姻中最受人关注的四项内容:订娃娃亲、早婚、婚后“不落夫家”、婚后自杀。 出乎预料,她们给了我完全一致的回答,概括起来是: 父母包办的娃娃亲近些年已经没有了。现在按照旧俗该订亲的孩子,父母都是年轻人,有文化,观念新,见过外面的世面,因此没有人再为孩子包办。中老年人即使有此心思,也已经失去了决定权。近些年日渐增多的退婚纠纷,也让中老年人感到与其包办惹出麻烦,不如不管。 婚姻登记和计划生育的严格贯彻,使童婚已经绝迹。如果哪家父母让孩子十几岁不领证就结婚,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民政、计生、村委会马上就会出面制止。 婚后“不落夫家”的旧俗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妇女有了选择住娘家或夫家的自由。过去女孩子结婚后长住娘家,固然有结婚年龄小而想家和丈夫常年出海、妻子住娘家更方便的因素,但每年只允许几天与丈夫团聚和不生孩子就永远与丈夫分居的习俗,确实是对妇女人性、情感的严重摧残。现在,结婚都达到法定年龄,青春年少,干柴烈火一般,住在一起的要求普遍强烈。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更使夫妻团聚的行为不再被人嘲讽。 至于婚后妇女喝农药、上吊、投塘、跳海那样的自杀行为,她们都说,那是过去的事了,这几年再没有听说过。过去造成妇女轻生悲剧的直接原因———贫困、暴力、性压抑、受奴役、没地位,现在己有根本改观,妇女越活越有滋味了。 陪同采访的前任惠安县县妇联主任黄淑华说:“现在生活好啦,妇女自由啦,谁还傻得去死呀!”一句话逗乐了在场所有的人。 同行的惠安同志告诉我,现在惠安女喜欢谈论的内容和外人希望她们谈论的内容,取向往往不同。那些已经随风远去的婚姻陋俗,即使中老年人也会视如陈糠烂谷,懒得去翻腾。年轻人甚至连听听都不愿意,她们决不想同那些涂满血泪的过去沾边。 说到婚姻,有一个话题,惠安女们倒是经常主动提及,便是“聘礼”的升级。娃娃亲退位了,但正常年龄的订婚还存在着,只是“聘礼”已从几十年前的12元飚升到眼下的8882元,这还只是礼金,不包括金器和一应物品。小伙子埋怨负担太重,姑娘们则嘻嘻哈哈地自诩身价提高。其实这也是与外面的世界接轨,并非惠安独有的现象。 青年人 领唱离婚进行曲 尽管惠安女的婚姻环境正在日益与外界趋同,但有些婚姻现象,却与外界有着并不一致的含义,譬如离婚。 在惠安女以往的婚姻词典中,绝对找不出离婚这个词汇。世世代代,不如意的婚姻比比皆是,但离婚的没有一对。如果谁敢那么做了,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唾沫也能把她淹死! 扭曲人性的婚俗制造出无数家庭悲剧。妇女婚后像“活寡”一样忍耐情感的寂寞,又要负担沉重的劳动。解脱这种无望的生活,前辈们留给后人的道路历来只有一条:自杀身亡,以期轮回转世成为男人,因此妇女轻生甚至三五成群集体自杀的事,司空见惯。有资料记载,惠安县后堡村的七十多户人家,因妇女自杀,到解放初连一个成年妇女都找不到。小岞的南赛村历史上曾有14人一起投水自杀的记录!但是,无数的冤魂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也决不会动离婚的念头! 此次在惠安,我穿行在乡镇村落间,每到一处,都会问及近年来有无妇女自杀。多数人对我的提问颇感诧异,那眼神分明在说:“你说什么哪?有没有搞错啊?”青年妇女则直斥这样的举动愚昧,而且好像事先有约定似的,相视一笑,张口都是:“不顺心就离婚呗!” 净峰镇民政办主任陈水法告诉我,离婚确实已不是新鲜事。但协议离婚少,去年到他这里协议离婚的只有一对。因为涉及财产纠纷,因此基本都到法庭去解决。于是,我又赶到净峰法庭。 这个法庭负责审理净峰、小岞、东岭、东桥四乡镇的案件,所辖地区占了惠东半壁河山。庭长庄碧山说,2003年和2004年分别审理了385起和341起案件,其中离婚案分别占62%和55%。值得一提的情况是,女方起诉离婚的比男方还多一点。理由多为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疏远、孩子缺乏父爱、家庭暴力、第三者插足、童婚夫妇长期没感觉、婆媳不和睦等等。庄碧山告诉我,每年春节,在外打工的人回家时,也是离婚的高峰期。今年春节就有二十多对劳燕分飞。而离婚妇女的再婚,也早已不是新闻了。 离婚现象的大量出现,对惠安女而言,不啻天翻地覆的变化。惠安女摆脱不幸婚姻的办法,不再是悲观失望,走向死亡,而是奋起抗争,走向新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不应该忽视惠安女离婚这一“新生事物”独特的积极意义。 与离婚“兴起”异曲同工的,还有娃娃亲“退婚”的纠纷增多。这些娃娃亲大都订于十几年前,在当时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现在当事人长到了二三十岁,到了结婚的年龄,要自己拿主意了。过去,退娃娃亲虽不像离婚那样不可思议,但也是极罕见的事。退亲意味着退还聘礼,纠纷由此引发。有时闹得两家兴师动众,鸡犬不宁。所以做父母的,一般不愿意儿女退亲。但年轻人不管那些,只顾“一意孤行”,不达目的不罢休。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眼下的纠纷两方,乃是包办婚姻的最后一批娃娃亲。因此,惠安县当前解决的退亲纠纷,实际是对父母之命的一次埋葬行动。这类纠纷越多,说明破除旧俗的人越多,最终导致对娃娃亲的埋葬也会越彻底。 正是出于这样辩证的理解,我很快读懂了为什么陈水法在说到“我们这里未婚先孕也有了”的时候,脸上反而挂着微笑;而陪同的妇女干部告诉我县里的一位中年女企业家找到小青年丈夫时,口气中竟不乏某些得意。 中老年 婚姻观的被动升华 那天,我们冒着小雨赶到邱淑花的金熊发展有限公司。她的“熊宝宝”已经从过去的103只上升至三百余只,而且大都是本场人工繁育。熊胆系列药品于1997年作为一类中药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998年一上市,年销售额即达3000多万元。那些黑熊不论大小,在她面前全都活泼顽皮,如见亲人。 可是,当我们在公司宽敞的会客室里坐定,谈到她自己的孩子时,这位母亲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邱淑花有四女一儿五个孩子。即使像她这样思想开放,又罩着政治光环的人,也不敢违抗祖上规矩,分别给他们订了娃娃亲。岂料父母的意志孩子们偏不买账。大女儿和儿子因为“没感觉”闹退婚,让她大伤脑筋。更让她难堪的是四女儿,不但不遵母命,还私自找了一位在公司打工的河南人当男朋友。邱淑花决不同意女儿嫁给北方人,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都不管用。一怒之下将男方赶出公司。但女儿反而更加决绝,相恋八年,毫不动摇。去年大年初一邱淑花最后摊牌,逼女儿改变主意。生气的女儿却立即赶往河南与男友团聚,大有生米要煮成熟饭的态势。邱淑花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只好妥协,默许女儿完婚。到底骨肉亲情难断,婚后又允许女婿女儿回到公司上班。我问她这位女婿如何。邱淑花说人还可以,工作踏实肯干,爱女儿,对岳父岳母也不错。 “看来我们的观念不太正确。”邱淑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句迟到了八年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完全发自内心。至于为儿女们订亲,邱淑花现在的态度很坚决:“我觉得订童婚毫无必要了。” 惠安女“婚变”成因析 探寻婚姻陋俗消除的原因,惠安上上下下出奇的一致,都认为得益于四大转变:教育普及、生活改善、眼界扩大、法制彰显。 人们早就发现,惠安女中婚姻观念是否陈旧,婚姻悲剧能否发生,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文化程度常常是愚昧程度的标尺。如今全县教育的普及,决不逊于福建其他地区。7.2万多在校生中,女生占了46.9%,其中初中占47.4%,高中占43.6%,而且数年来基本保持了这种水平。去年高考中,女生上本科线的占30.3%,上大专线的占38.1%。不要小看了这些数字,只要想想解放前惠安女全部目不识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存在大量文盲女童的情况,就该承认这是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生活水平步步高升。2004年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年前的4.3倍。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各个村镇都在大兴土木、家家纷纷盖楼可以清楚地看到。11年前各村还只是石头房子,现在却是楼房林立,至少三层。据介绍,盖一栋楼,最低也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上百万元。历朝历代,惠安女何曾过过这样的日子! 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口广泛流动、信息密集传播,使惠安女眼界大开。昔日闭塞的偏远之地,迅速融入外面的世界。 至于法制宣传和婚姻、计生等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对惠安这样一个特殊地方的特殊作用,更是自不待言。 有了这四种变化,导致惠安女的婚姻旧俗土崩瓦解,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8期李明信文 |
惠安的婚俗确实有不少变化,但是女人干重活的传统依然没有很大改变,不过从婚俗切入很不错。
楼上的兄弟可以把资料整理下啊,里面有不少内容哦。
昨天晚上也收集了不少资料,里面的结论不很难,是大家都熟知的经济学原理。
当然,我的答案有可能是错的。开放性答案哦!
我贴这些的目的是想说,关于现实中的制度变迁,我们应该在掌握了实施的基础上,小心的探讨,而不是凭空得出结论。5楼的解释虽然符合逻辑,但是,在没有材料作证的情况下得出的推论,是经不住考验的。尽管斑竹奖了分,现在看来,那是错误的结论。而且,事实也不像楼主描述的那样。
建议大家学学周其仁老师,别光顾着信口开河
其实顶楼的描述中,一定程度上已经透露答案了。那个事实描述并没有很大出入,到最后我会解释的。我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也考察了婚姻制度。
先进行推定,并不是凭空乱想。有些源于经济学的直觉,我看到天涯一个帖子说韩国农产品价格奇高,于是推断该国对进口农产品管制很严。后面搜索求证,韩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居第四位,亚洲第一位。我也很欣赏
在下一孔之见,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em07]
风俗习惯的变迁无疑会对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产生影响,但必竟还不是生产方式和分工本身的变迁。楼上几位贴出的内容对我们了解惠安女的风俗习惯的变化很有好处,但因此把这种变化说成是男女劳动分工本身的变迁是有问题的。
我看不出几位提供的材料表明了惠安人这种男女劳动分工的很大变化。因此,楼主的问题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大家没有就这一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并由此搬出周其仁的研究方法同样说明不了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大家对惠安女这种劳动分工变迁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现实,作出好的解释。显然,有人已经说了我国其他地区的劳动分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妇女做了很多男子的工作,男女分工界限相对模糊了。而在惠安这个地区,男女分工依然明确,尽管这种分工与其他地区正好相反。
因此,需要解释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这种男女分工会很快改变;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分工的变化可能非常缓慢。
如果惠安女从事体力活的分工是合理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推出:①男人在从事更有利可图的行业;②某些行业更需要男性劳力,技术门槛可能限制了女性进入。
根据收集的资料,该地的自然要素禀赋为:大部分位于狭长的沿海丘陵带、耕地属于贫瘠的红壤旱地、海岸有港口和盐田分布。
古代为百越少数民族居住地,初始农业应当是比较原始的。随着历代战乱,中原人不断南迁避祸,惠安地区人口不断增多。人口不断地增多,贫瘠农地的边际产出便会不断地下降。直到损益平衡点,从男女生理特征看,男耕女织是理想的分工模式。
作为战乱避难地,人口还是会间或涌入,这时人们在生存驱动下会寻找新的产业。比如,打鱼、晒盐等需要男性劳力的产业。本地盛产花岗石且多台风,泉州等港口和边防城市的兴建,无疑为石匠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港口建成后,又为石匠的输出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同时可能也孕育了第一批走南闯北的商人。石匠、渔夫和商人奔波在外,可能多数人的收益也并不可观——不是为了谋生,传统伦理约束下的中国人还是更愿意守土留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完全指望用不确定性收入,通过不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管制的粮食市场去养家糊口。于是,就算作为一项保险措施,耕田还是有必要的,更何况留守在家的惠安女时间成本很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使得劳动分工发生了转换。
惠安男人从事的职业是高风险性的,看似封建陋习的婚俗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早婚说明男人年少就外出奔波,需要早点确定婚事以专心于事业;婚后“不落夫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母方“投资”并未得到女婿确定性回报,女儿“以工代赈”用“出口转内销”方式进行劳力弥补。封建伦理的硬约束不容许女性轻易改嫁,结婚是一项高风险性投资。惠安女自幼参加劳力活动,以防婚后男人变故后丧失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惠安女必须承担那些粗重体力活。有个错觉,惠安男人似乎很懒?不然,他们在家的时候并不多,亲情是稀缺的,多多抱抱孩子是一项不错的亲情投资;休息也是为再番打拼积蓄能量。
如果约束条件不发生太大转动,人的行为也不会随之有明显变化。我们可以推测,建国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惠安人的实际生活质量甚至可能下降!手工业和渔业(台湾海峡)被限制,缩减了惠安人的选择集合。
开放后,历史积淀的专门信息成为惠安人独特优势。惠安男人轻车熟驾重操旧业,女人从事体力活的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有效——传统男女分工的比较优势并未根本性改变。本地人口达1100人/k㎡,经济起飞阶段,外地劳力对本地低端产业(粗活)的冲击并不明显,劳力质量并不逊色的惠安女仍然可以大显身手。(表中,轻工纺织业的产生显然顺应了惠安女性就业,其它则为传统强项。可以推出发展初期,外来工对惠安女挤压不大)

不过随着经济积累,选择范围会不断地扩大,惠安女的行为会相应改变:可以当老板、包租婆、食利者…。也许,以后只能从当地的旅游节目中领略旧日风情了。
1、 为什么古代中国南方沿海多侨民?交通便利只为外迁提供了必要条件。人口增长引发的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是重要的原因。达不到生存临界点,人口便不会轻易外迁。如北方比南方有更肥沃的耕地;广西和台湾是因为原住民抵制住了中原移民的涌进;同是南方,富饶的苏杭人用脚投票的频率更少些。惠安模型适合解释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侨乡的形成。
2、 看似古怪的惠安分工模式,正是当前内地农村的写照。君不见“农忙双抢”时挥汗如雨的993861部队吗?这么看,沿海地方才是更早的民工输出地哦!要知道那时候沿海可是被流放之地,内地才是人人向往的文明之乡。三十年河东啊!诸位既能对民工潮侃侃而谈,对惠安女现象又岂可一言不发?
小弟即兴说几句,欢迎各位前辈继续开讲。
[em07]
[em1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2:59:38编辑过]
解释的很好,不过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惠安男人从事的事业回报比女性高吗?证据?男性出海等操劳,何时停止?
2。惠安女住在娘家直到生产之后,还是一辈子都这样?
3.男人在惠安的地位究竟怎样?
15楼的解释是不错的,但历史变迁的解释还不能让人信服。事实上,类似的分工还有福建省甫田地区的男女劳动分工,与15楼描述的相似,尽管他们的风俗存在差异。但是,为什么古越人只有惠安和甫田这两个地方形成了这样独特的分工呢?
另外,随着惠安周边如泉州和厦门等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收益的改变之后,惠安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能够发生变化吗?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惠安女继续从事农田劳动的成本与收益之比,难道比她们到泉州和厦门打工收益更高吗?
如果不是,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宝德河曲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挖野菜,男人走口外.
以上是对山西某个地方的一段俗语,在山西流传很广.算是当年走西口的写照.口外是说现在的张家口之外的地方.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贸易机会,山西也会有同样的分工吗?感觉不太可能,一直到了我奶奶这一辈,山西基本所有的女人还是都要缠小脚的.惠州女要从事体力劳动,估计是不会缠小脚的吧,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免除这个约束呢?
15楼论证详细,十分佩服.但似乎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说清楚:惠安的男人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如果是附加值更高的工作,那家务由谁来承担呢?老人?如果老人可以承担家务,女人可以从事一般附加值的工作,男人从事更高附加值的工作,惠安就应该是个效率很高的地方吧.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历史上家务似乎是很繁重的,如果女人完全脱离这个工作岗位,老人恐怕承担不了如此的工作.所以,问题还是在于,惠安的男人到底是出去打鱼了呢还是留在家中承担了家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22:33:20编辑过]
我想,男人外出讨生活是有其意义的。不管一个地区如何落后,如何母系,在大部分地区,大部分行业,尤其是利润高的行业,都是男人有优势,所以,讨生活就要竞争,这主要是男人之间的游戏(女同胞不要有意见)。这是闯口外、闯关东、 乃至闯江湖的原因之一。这不能说明当地,比如惠安,男人的地位低。
但是,惠安女在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从事体力劳动,很令人困惑。有一家石材厂的名字就叫惠安女,很说明问题。
谢谢诸位的有益讨论,逼着我不断去思考:)。
我的分析思路:既然是讨论分工模式,那么离不开比较优势原理;自然禀赋是约束条件;生产要素的价格是重要变量。由于搜集一手的当地各项历史资料比较困难,基于以上分析思路,根据资料碎片重构15楼的历史描述。如果发现与真实历史有出入,敬请指正。
ren兄的第一个问题,我在15楼试着间接推测了下,粗略地分析了沿海哪些地方容易产生侨乡。现在让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向福建省内,去解释惠安和莆田(?)奇特的分工模式。南靖、福州、晋江、惠安、南安、莆田、厦门和泉州是福建八大侨乡,这些侨乡全分布在福州—厦门一线狭长破碎的沿海微丘平原(再看沿海其它侨乡,也有着类似自然条件)。15楼对惠安的历史分析,也可大略用于这些地方。福建沿海其它地区多为山地,古越时期基本无适宜农耕之地;客家人对其开发兴趣不大,当地也就不会有人口超临界值之说,自然禀赋约束了侨乡产生地。(要加深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建议到earth.google.com下载地图查看软件,很容易使用的。)
那么,在福建八个侨乡内部,为什么惠安和莆田(?)的分工现象会格外突出呢?这应当考察它们的区位因素。历史上泉州和厦门是重要的贸易中心,福州则一直充当行政中心的角色。南靖、晋江与南安紧靠泉州和厦门,惠安与莆田位于泉州和福州间的地理中点附近;经济辐射对惠安和莆田影响相对要小。这意味其它侨乡的女性参加商业活动机会较多,而惠莆两地女性则更多被锁定在农活上。以上分析可以解释从古代到80年中期惠安分工模式的存在。
15楼的分析中,并未排除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如果制度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的话。昨晚写得仓促些,确实未能很好解释ren兄的第二个问题。厦门81年开办经济特区,沿海开始出现大批私营企业,福建变成民工输入大省。一部分惠安女可以进厂打工;外来人口增多使得对农业需求增加,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可以改良贫瘠土地,惠安女继续从事农业的收益增加;一部分惠安女可以在传统强项—如石雕上继续保持优势(注:惠安有“中国石雕之乡”美誉);还有一部分与内地劳力进行价格竞争落败,不得不继续承担挑石料等粗重活。虽然时代变化,但是比较优势项目不变,故分工模式不变。
当然,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分工模式会逐渐变迁。但是传统的力量、文学作品的描述使得外界对惠安女的印象改变缓慢。和短短10多年的时间相比,意识形态的改变要缓慢得多。有意思的是,政府要加强人们的这种传统认识,将“惠安女民俗风情”列为特色旅游支柱产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9 0:42:07编辑过]
解释的很好,不过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惠安男人从事的事业回报比女性高吗?证据?男性出海等操劳,何时停止?
2。惠安女住在娘家直到生产之后,还是一辈子都这样?
3.男人在惠安的地位究竟怎样?
1、这个问题不很重要,只要具有比较优势,分工是有利的,可以不考虑边际产出。整体看,男外女内分工后较男耕女织分工的经济总量大。长期均衡上,充分就业后各项产业的边际收益相等。
2、视岳母与女婿博弈能力,看女婿能够回报岳母的经济利益了,具体情况不一而定。
3、惠安男人外出务工、打鱼带来的经济边际收益并不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哦,否则惠安女干嘛那么疼男人啊?


宝德河曲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挖野菜,男人走口外.
以上是对山西某个地方的一段俗语,在山西流传很广.算是当年走西口的写照.口外是说现在的张家口之外的地方.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贸易机会,山西也会有同样的分工吗?感觉不太可能,一直到了我奶奶这一辈,山西基本所有的女人还是都要缠小脚的.惠州女要从事体力劳动,估计是不会缠小脚的吧,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免除这个约束呢?
缠脚之风起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之际。唐宋时,泉州附近商贸已经很发达。历史资料显示,宋朝时,泉州附近人口达到土地承载极限,有人开始迁徙海外,可以推测惠安的分工模式在那时开始形成。而晋商走西口出现于明朝中叶,那时缠脚之风已盛,男人外出后,家中女人无力承担农活只好“挖野菜”了。
福建很长一段时期,被中原文化视为蛮荒之地,唐宋商贸繁荣,主流意识形态约束小些;现实分工上,惠安女缠脚成本太大。中原地区以男耕女织为主,女人不必承担太多农活,加之上流社会的推广,缠脚风流行。山西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后起的经济利益难以打破先前习俗的约束。
推测,中原交通发达,追捕成本高,缠脚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妇女逃跑。而惠安等地山海交夹,交通落后天然提高了妇女的逃跑成本,故缠脚的收益相对较低。呵呵,权当戏说吧。
昨晚发了一个帖子,没有成功,最近我上这个网站,经常出问题,别的网站就很正常。
接着说。
男女分工的关键是劳动所得与机会成本。资源总是优先配置到回报高的行业、地区,男人的生产率要比女性高,所以,除非打鱼收益远远高于石雕,否则,就会有更多的男性从事石雕业。为什么是远远高于呢?因为出海的风险很高,也就是成本很高。
刚开始,看了楼主贴出的连接,我以为妇女在惠安的地位很高,超过了男子,而且男人是常年在家工作,等我查了更多的资料之后,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妇女在惠安的地位低的可怜,正由于太低,他们才从事别的地方的女人不会从事的行业。
妇女能否堂堂正正地到男方家里生活,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以母亲作为宗族的传承,还是以父亲?这或许是判定是否是母系氏族的根据之一。正如随兄所说,男人的高风险,导致女性住在娘家。这降低了某种交易成本。在我看来,是一种有效的保险形式。只有等男人不再出海了,(那时是否已垂垂老矣?)妇女才有可能住到男方家里。而如随兄所说,视男方与岳母的博弈,我不甚明白,难道妇女操劳一辈子还还不了母亲的养育之恩吗?(仅谈成本效益)
所以,我认为,随兄确实不是科班出身,对成本和收益的把握可能还需要加强,但是随兄踏实的作风,值得我辈学习。
谢谢兄弟的诚恳批评。:)记得先在WORD里面存档,发贴失败很郁闷的。
可能我的表述不清楚,让duandaodi兄在某些方面产生了误解。
石雕是惠安现在的第一产业,古代有大批惠安石匠在外谋生。我没有说打鱼是惠安的第一产业哦,只是作为一个例证而已。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因素牵制着人类的行为。唐诗中有不少闺中怨诗,表达对远行夫君的思念。打鱼确实高风险,但是古代远行也未必风险低。打鱼三五天终究得回,回家抱抱孩子也是不错的享受。乡音未改鬓毛衰,远行对古代人来说,有太多的时间成本。金钱构成了人们享受的重要一维,但享受的来源是多维的。
至于惠安女的地位,以及惠安的婚俗变迁。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手头资料不够。如果考究得当,可以写成一本专著了,在这个帖子中我不想展开太宽。老兄有兴趣可以另开新贴提个好问题,我一定跟进支持。历史是很琐碎的,发现历史变迁的动力是最重要的,一开始去刻画细节可能会丧失对规律的把握。这点上,“精确的模糊”胜于 “模糊的精确”。把握规律后,再去考据细节,应该不会大错。
呵呵,欢迎大家继续讨论此话题。如果有令人信服或者别开生面的解释,小弟愿意“红包”奉送,努力讨论
[em05]
[em07]
[em01]说几句关于方法论的问题。
经济学研究行为,首要假设就是理性人在约束下的最优选择。惠安女是理性人,他的选择是符合其约束条件的。那么它的约束条件是什么,他可以有哪些选择,这些选择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这样分析才合乎经济学的逻辑。
谢谢各位的讨论。
奖励EVERSONIC、ren、duandaodi金钱50;奖励随机漫步金钱和经验各50,魅力10。
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1)惠安男人到底从事何种更高收益的职业?有数据支持吗?——比较优势的视角 2)惠安女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地位地下,今天政府的强化是否加剧了这种地位?——文化的视角 3)在人口流动的大环境下,为什么惠安女的繁重劳力活没有转移给外来民工?——竞争的视角 4)为什么偏偏是惠安或者蒲田?惠安的禀赋是否真的独特?
职业风险说似乎不足以解释惠安男女之间的分工,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世界上专门以打鱼、经商、采石等为生的地区曾经很多,但惠安却很独特。这种继续让女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基本上是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这里是否存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必然性与各种偶然性因素问题,就象云南依然存在摩梭族这样独特的母系社会一样。
因此,要解释惠安女的这种独特现象,可能需要经济学以外的视角。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惠安女的这种特殊劳动分工能不能发生变迁,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变迁。从现象上看,惠安女劳动分工的变迁明显落后于当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从大家介绍的情况看,或许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加上政府的强制,惠安女的流动性很差,其人力资本产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其劳动力可能获得的收益大大低于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想象的水平。这可能是惠安女劳动分工变迁缓慢的原因吧!
今天去查了一下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不专业,但是很有意思.是<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七期.里面分析了一个藏区(名字好难,没记住)为什么实行女性为核心的大家族制.当地是大峡谷地带,必须实行半耕半牧,但各地和牧地距离非常远,小的家庭会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最后记者的结论是走婚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地理环境.文章中还描述了一个确实存在过的女性主导国家,非常有意思,建议大家去看看.
最后,还是老问题,究竟是惠安独特的分工导致这么多独特的现象呢,还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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