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纪行－－张志雄

认识一个国家 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的印度导游“莲花”站在阿格拉的一座宏伟的大理石神庙前宣讲道： 　　“这神庙是由印度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建造的，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却还没有建完。为什么呢？因为有预言说，若神庙完工了，家族就会断子绝孙。所以，这家族想了个办法，白天50个工人建造，晚上却派 10个工人把建造好的东西拆除掉。看来神庙是一千年也建不完了。” 　　多么神奇的故事。 　　放眼望去，神庙的中央仍搭着脚手架，神庙下方的土地上摆放着一大堆大理石，确实一切都在进行中。 　　我好奇地问莲花，可以指出哪儿有拆迁的痕迹吗？ 　　莲花煞有介事地指着神庙台阶下的几根未完工的柱子。 　　这故事不符合常识，可我们想起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便是破坏神湿婆，他与创造神梵天和保护神毗湿奴相互依存，倒是个不错的哲学寓言。 　　有没有其他证据呢? 　　离开前，我发现神庙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房间，有些书籍存放着。于是我问里面的一位老太太，有没有关于神庙的介绍。 　　有，是一本薄薄的练习本似的的小书。 　　我从英文介绍中很快抓住了几个关键证据，这神庙是纪念一个小宗教的，创始人在1878年去世。小册子写于1997年，作者预测神庙在 2004年完工，这样正好是它奠基的一百周年。为什么神庙从1904年建到现在？是因为这神庙要与同城的泰姬陵比拼一番，极尽雕琢之能事，这样屡屡超出预算，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正好是2004年，神庙还是没完工，但绝不是莲花导游所说的建造者在自毁长城。 　　但是，如果我不是幸运地找到这本介绍，对这荒诞的故事也只能听而不论。 　　还有比这更荒诞的故事，它发生在我们从德里赴阿格拉的路上。那是一座用红砂岩砌成的建筑，里面有厕所、商店和食堂，我们去那儿只是下车稍事休息而已。 　　这建筑造得很粗糙，一看就知道是当代的产物。可是旅游团里的一位朋友很好奇地向门口的两位印度年轻人打听一番后回来报告说，这建筑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供皇宫贵族住的。 　　我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上前揣摩一番，除了看到了几只猴子在扑腾，没有新的发现。 　　没办法，我去问导游这建筑的年代。 　　莲花睁着一双大眼，不以为然道：“这怎么可能，它就是两年前造的”。 　　旅人和观察家的所见所闻，未必是真实的，尤其是在印度。 差点让我吃闭门羹的 印度领事馆 　　我是在2004年5月初的长假去印度的，对于炎热的印度来说，明显不是旅游旺季。可是我迫切地想了解它。首先让世界关注印度的是它的IT 业，我是在1997年从东大软件的董事长刘积仁那儿得知此事的。作为同行，敏感的刘积仁大声疾呼中国人要注意印度软件业的崛起，我还把他的观点发表在《上海证券报》上。当时（1997-1998年），印度软件的出口额是18亿美元，到了2000年达到 39亿美元，已是中国软件出口额的近40倍，几年增长的平均幅度达到50％以上。印度政府计划到2008年软件产值达到850亿美元，出口额达到5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到了2003年，除了中国，印度的整体经济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将两个大国相比较的舆论也日益增多。令我吃惊的是，素来让人钦佩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表示，印度的潜力比中国强多了。 　　我下决心去一次印度，眼见为实。 　　可是，4月底的一天晚上，上海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来电，说我的签证有点问题。印度领事馆见我的身份是个记者，要我写保证书说明不是去采访而是度假。 　　奇怪得很，我跑了世界这么多地方，护照上写得都是记者，从没有一个国家要我做这样的保证。 　　这更让我好奇了，一个表示对外开放的国家有什么可以遮遮掩掩的呢？ 　　 印度导游分明在抢钱 　　到了印度，导游莲花成了我观察当地人的一个典型。 　　提及“莲花”，中国人一般会认为这导游是个女人，其实是个男人。莲花，在印度教和佛教中都是最神圣的象征，不分男女。这和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在中国现在她是女性，但至少在传入中土之前，观音菩萨可男可女。 莲花三十出头，尼赫鲁大学毕业生，刚结婚，生有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导游，他在专业上应该是很不错的。莲花从未到过中国，中文却讲得极好，撇开开始那个黑色幽默故事不谈，莲花对印度风土人情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的，尤其是数字、年代和事实，基本无误。这点很不容易。我一般都能记住每个导游所说的话，回国后查资料核实，绝大多数导游所述的故事与事实相距甚远。 　　可是，莲花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时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骄横傲慢。起先，他还克制些，后来便愈演愈烈，类似的行径在我遇见的导游中也是绝无仅有。 　　我们的团队是个大团，接近40个人，加之天气炎热，不免三三俩俩，一些人跟不上莲花的步伐，就会让他重复解说一遍。这种情况几乎在所有的旅游团都会遇到，最不耐烦的导游也只不过要求大家尽量聚拢在一起听而已。但莲花突然大声训斥我们：“难道你们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就会你一言我一语吗？”，大家倒一时愣住了，不知如何应对。 　　还有一次，一位客人向莲花询问锡克教徒知识，没想莲花大怒道： “你昨天已经问过我一次，现在还要问我，什么意思？”莲花太自信了，其实是我昨天问他的，当时那客人不在场。 　　莲花当着众人面对我也是冷嘲热讽。有次，我见新德里绿树成荫，便问莲花：“这里的绿化面积占新德里多大？”莲花答不上来，恼羞成怒地问我北京城市的面积有多大，我承认不清楚。莲花冷笑道：“既然你连自己首都的面积都不知道，我如何知道新德里的绿化面积”。 　　开始的时候，我对莲花的所作所为的判断是，他正值而立之年，又赶上印度经济的好光景，暴发户的气势多了些，也就没必要计较了。但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 　　我认识几个国外的电子器件销售人员，他们经常与印度人做生意，对印度人的诚信大为感冒。其中的一位新加坡人得知我要去印度，叫道：“你疯啦，我们到印度去做生意是没办法，你干吗要去活受罪呢？”。我们的另一位韩国朋友与上海的印度企业德加拉做生意，货发给了他们，却迟迟不见汇款。后来才知道德加拉计划有变，不要这批电子元器件了。韩国人见势不妙，想把货拿回，却没人搭理。最后，好说歹说，想尽办法才退回这批货。要知道德加拉在上海还是个有点知名度的电器产品牌子。 　　离开印度赴尼泊尔的前一天晚上，莲花突然告知大家明天的晚班机没有，得坐中午的飞机。我们本来计划是在明天下午购物，现在只能提前到晚上。莲花说德里的商店关得很早，一般在八、九点都打烊了，他特意关照一个朋友，等我们去买东西。 　　到了商店，面积只有我们的小杂货铺那般大，里面的东西也只有几样，无非是神油、茶叶和木盒子之类的东西。出外旅游的人都知道，这种店是导游拿提成的地方，货物一定比较贵。可是，我一看这店里的标价，惊呆了，好像美元不值钱了，换句话说，我认为它的标价是人民币元而不是美元才合理。 　　还有让我吃惊的事情哩，店里只有一个伙计等着，只见莲花钻进柜台，自己开始点钱做起买卖了。而且声称，所有的商品不二价， 　　很明显，这店就是莲花自己开的。 　　见此情景，我当然退避三舍。但像我这样的人绝少，大多数的人带了不少钱就是来购物的，一见要离开印度，总不能两手空空回去啊，于是大买特买。 　　同类商品最怕价格比较，让人绝望的是，我们第二天上午在机场商店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气得几乎所有的客人都不敢逛机场商店，只有两个客人打肿脸充胖子：“只有昨天买的那个价格送朋友，我们才心安理得”。 　　王牌对王牌，暴发户对暴发户，让人一点脾气都没有。 　　那天，我们并没有赶上飞机，所以晚上又让莲花给恶心一把。 　　晚上安排的是印度舞蹈表演，去的是一家小旅店里一间小屋子。环境之差也就不提了，出来了几个印度女人，让人吓一跳，比我们乡下的发廊妹还不如，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丑恶啊，没法让人看下去。为了让我保留一些对印度电影里的舞蹈的好印象，几分钟后，我不得不退席。 　　舞蹈结束后，莲花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印度最好的舞蹈表演”。 　　 莲花：一个典型的 印度人民党党徒 　　我不清楚莲花是否典型的印度人，但他肯定是个典型的印度人民党党徒。 　　我们到达印度的时候，正值大选尾声，阿格拉大街小巷彩旗飞舞，竞选似乎进入了白热化，我们自然也会问莲花一些关于印度政党和政纲的问题。 　　莲花支持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而且非常狂热。他宣扬人民党的时候，口吻像拉票，直指国大党是印度经济停滞和腐败的象征： 　　“报道说，国大党有买票贿选的嫌疑。” 　　莲花大赞人民党的经济成就：“新德里市政建设这五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外国人重返印度都认不出来了。泰姬陵大门外的一段路过去肮脏无比，现在可是好多了。”我过去没有来过新德里，不知有何变化，但城市的绿化相当好，可以媲美欧洲的城市。但通往泰姬陵的那条道却说不上干净。 　　莲花又说，在国大党统治的前4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这明显是在抹黑。其实在1951年－1980年的30年中，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确实不高，只有3.5％。在整个8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已达5.6％。到了1991年，印度出现外汇危机，美元储备只有10亿美元，由国大党的曼·辛格主持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率从1991－1992年度不到1％，到1994－1995年度的7.2％和1995－1996年度的7.1％，外汇储备上升到170亿美元。 　　1996年，国大党下台，人民党联合政府执政，继续经济改革，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以及自身政府不稳，经济增长率由1996-1997 年度的7.8％降至1997-1998年度的4.8％，2000－2001年度为5.4％。印度只是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又迅速增长，到了2003年四季度增长速度为 10.4％，而外汇储备突破了100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服务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速度为6.7％和 7.8％，要比70年代的4.4％高出许多。90年代的工业增长率为5.7％，要比80 年代的7.1％低，但比70年代的4.1％要高。相形见绌的是农业部门，90年代只有2.8％，但印度这方面数据一直偏低，最高的80年代才3.6％。 　　我们回到中国后不久，印度大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以国大党为首的联盟重新执政，引来全球评头论足，中国舆论也是热闹非凡。 　　关于这次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改选，我首先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性，这又恰恰是许多人士很少分析到的。 　　我也是从莲花那儿获得强烈的感性认识，他当然是个印度教教徒，可公然表现出对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蔑视，让人吃惊。 　　在莲花的眼里，只要穆斯林人在哪儿，哪儿就搞不好，印度也一样。 　　“印度北部没有南部发展得好，就是因为穆斯林人多”。 　　到了阿格拉堡时，莲花忍不住对莫卧儿王朝的生活方式大加挞伐，内容粗俗不堪。 　　上面我曾提到莲花对锡克教的问题非常不耐烦。其实，我早注意到他对锡克教至少没兴趣但又不能像对待伊斯兰教那般发泄的态度。 　　印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印度生根发芽。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均起源于印度，而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所罗亚斯德教等在印度都有自己的信徒。据2001 年的人口普查记载，印度教信徒超过8亿，伊斯兰教是印度第二大宗教，信徒已接近1.2亿。其他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人数分别为2400万、2000万、800万和400万。 　　有关印度教，我已在《窗户外的尼泊尔》（《value》2004年第8期）中介绍过，这儿我们只提一下印度教的圣物——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牛群和牛车，但只有在印度和尼泊尔这样有大量印度教教徒的国家，才会发现牛在街上那种“不卑不亢”或悠然自得的境遇。这多少体现在一种称之为“流浪牛”的身上，它们在大街上风餐露宿，最大的特征是瘦，瘦得皮包骨头，这在其他地方一般看不到。在1996年，印度的黄牛超过2亿头，水牛是8000万头，现在恐怕超过了3亿头，是世界上拥有牛最多的国家。前几年欧洲闹疯牛病，大量牛群被消灭，印度人难受得要命，要求政府将这些牛引渡到印度来。 　　印度政府60年代末搞了个“白色革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产牛奶国，仅次于美国，20世纪末，印度日人均牛奶消费早已超过200克，是中国的好几倍。 　　顺便一提，在古印度教典籍中，能与牛分享甚至超越神圣地位的事物是黄金，这也就是今天印度是黄金最大消费国之一的原因。 　　锡克教创始于16世纪初，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化融合的产物，信徒有五种标志：戴长梳缠头巾、蓄长须留长发、穿短裤着长衣、手戴铁镯和身佩短剑。现今的锡克人主要聚居在旁遮普邦，擅长于农业、军事和商业。国大党的新任总理辛格便是锡克教徒。 　　耆那教以绝不杀生和极端苦行著称，它和佛教产生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和同一背景，但要比佛教更为极端。圣雄甘地受该教影响明显，如几近裸体游方僧的生活和经常绝食等。 　　各类宗教要在一地相互融洽，并不容易。 　　1947年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立出来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宗教冲突时有发生，如1992年和2002年的两次冲突，都有近千人丧生。而锡克人也是一再骚乱，最著名的一次是1984年政府军攻入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伤害了锡克人的宗教感情，守护英·甘地总理8年的两位锡克卫兵杀害了她。 　　当年的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深知宗教冲突的危害，圣雄甘地因为阻止巴基斯坦分立可能造成的暴力，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英·甘地总理的父亲尼赫鲁作为新印度的首位领导人，顶住了不少人要求宪法体现印度教政体特征的巨大压力，极力主张建立世俗政体，保护所有宗教，给每个宗教以自由，反对建立国教。 　　与多少渗透了尼赫鲁精神的国大党相比，迅速崛起的印度人民党却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的色彩，这与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的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相吻合。印度人民党认为“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而这个“价值”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意味着只有印度教才是医治印度政治弊病的灵丹妙药。 　　在1998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党这次落选后，人们开始分析它忽视了农村人的要求，往往是从经济政策层面分析的。事实上，印度人民党的“铁票”或重要社会基础就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教徒。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深知这点，却又不想触动宗教的深层敏感性，而是针对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的让印度“大放光明”的纲领，提出了也要让印度农村大放光明的主张，旁敲侧击，赢得了主动。 　　不过，印度教教徒并没有放过意大利血统的索尼亚·甘地，后者在大好形势下仍拒绝出任新总理，是看到了印度目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色彩的社会大背景后面的可能出现的危机。 　　另外，莲花当时还点出了人们对印度人民党的最大担心，那就是具有领袖魅力的瓦杰帕伊年事已高，选民怀疑一个80岁的老人是否能继续胜任总理这个岗位。莲花说： “选民不但选党派，也选候选人。瓦杰帕伊哪怕是再当一年总理也好，后来人一定会接替上。瓦杰帕伊现在不能走”。 　　但是，很多选民是不会择选一匹还没有亮相的黑马的。 　　　　 印度历史上的大放光明 　　今年我去了埃及与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不免会将中国与它们作番比较。公元前3000年埃及第一王朝出现，公元前1700年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公元前1600年中国商文化出现，埃及文明无疑最为古老。而且从目前的实物观察，埃及三千年的法老文明最为博大精深，但却与后两千年的埃及历史关系不大，尽管埃及后来曾出现过伊斯兰文明等中心。 　　印度的历史则更不清晰，马克思的“印度人没有历史”说得很中肯。从另一方面而言，印度的历史述说的是不断被异族人入主的故事。印度的原始居民可能是达罗毗荼人，然后是雅利安人入侵，它的另一支是今天大部分欧洲人的祖先。公元前6世纪，印度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征伐波斯大流士，一直打到印度河上游，并将希腊雕塑风格传入印度。然后是大夏人、塞种人、贵霜人等游牧民族，建立了形形色色却大多短暂的帝国。 　　接下来，印度与伊斯兰文明为主的势力发生碰撞，有阿拉伯人、阿富汗人、突厥人、蒙古人、突厥化的蒙古人即莫卧儿人。到了近代，西方人侵入印度，最后被英国人殖民。 　　中国历史也充满了分分合合，但以合为主，印度却是以分为主。公元前3世纪左右，出现了100年历史的孔雀帝国，其中以佛教的信仰者阿育王的40年统治最为鼎盛。然后是公元320年创立的笈多王朝，统一了北印度100余年。到了7世纪，戒日帝国再次统一北印度，不过只存在了几十年。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统一了印度，王朝虽历时300多年，但也是以混乱分裂为主基调。 　　16世纪初莫卧儿帝国建立，经历了17代君主统治，共计331年。1857年9月19日深夜，英国人攻占德里，屠城3天，莫卧儿帝国的多位王子王孙被杀，皇帝、皇后和太子被囚往缅甸，王朝就此覆灭。今天我们对美英在伊拉克的行径表示不解，事实上，这是帝国主义本性使然。 　　尽管导游莲花一有机会便诋毁伊斯兰教，可是今天至少印度北部的文明遗址都属于莫卧儿帝国。众所周知，泰姬陵就是莫卧儿的第5代国王沙·贾汉为王后泰姬而建，泰姬19岁便嫁给沙·贾汉，19年里生了14个孩子，因生育太多，身体虚弱，38岁时生了最后一个女儿后死去。沙·贾汉早年曾被父王放逐7年，泰姬也陪伴他左右，两人感情极好。 　　沙·贾汉根据妻子遗愿从国内外请来最好的工匠，从外地选来最好的大理石，动用2万余人，历时22年，耗资6000多万卢比，建成了泰姬陵。由于它地处印度地震多发带，旁边的四根三层传音塔均稍向外倾，以防止它们倾倒后压坏陵体。但该陵1631年建成后，并没有什么损毁。 　　泰姬陵背靠朱木拿河，原先一定很漂亮。但我们去的时候，朱木拿河几乎已干涸，露出荆棘遍地的河床和脏脏的牛粪，明显影响了隔河望去的景观。第二天凌晨从正门进入，泰姬陵被日出的阳光映照，透着玫瑰色彩，柔和之至。走近参观，更觉得了不起，这么大的一个大理石建筑，却像一个精致的雕刻艺术品，周遭是如此细腻，极像一首抒情诗。美中不足的是，陵墓前的一条狭长的水池没放水，如果能看到她在水中的倒景，该多美啊。 　　沙·贾汉正处于莫卧儿的黄金时代，他的另一件艺术品孔雀宝座也曾轰动当时，到了1739年，它被迁往波斯，最后消失了。但今天印度的很多工艺品上还在顽强地再现这座镶嵌钻石、绿宝石、红宝石和珍珠的大宝物。 　　莫卧儿帝国的地位在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中也可以看得很显豁。从文物的尊贵和丰富而言 ，印度国家博物馆无法与开罗埃及博物馆相比，而里面最让人关注的就是莫卧儿时期的细密画。顾名思义，细密画的篇幅都不大，缺乏巨制，但在尺幅之间，却能将人物、鸟兽、花卉表现得令人如身临其境。细密画的题材确实十分丰富，爱情故事、生活起居、打猎放牧、神话传说皆能入画，栩栩如生。我早知细密画的大名，此次细细观摩后，觉得它与中国书画一样，应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多元还是繁琐 　　很多人都说，由于印度通用英语，帮助了他们的软件事业，并将进一步有助于国家的崛起。确实，我们用英语与印度人沟通比较方便，尽管他们的发音完全是“印度英语”，在机场商店和旅游书店里，摆放的大多是英文书刊，包括进口和本土出版物。印度的英语出版物在数量上仅次于英、美而居于世界第三位，在2万多种已登记的报纸中，近4000种是用英文出版的。 　　英语变成了“国语”，这未必是印度人有心如此。其实，印度的国语是印地语，中央政府也一直大力倡导和推广印地语，却效果不彰，因为印度是世界上语言最为复杂的国家，有4种语系（南亚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179种语言、544种方言、15种官方语言，货币上的文字也达15种之多。 　　麻烦的是，这15种官方语言没有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印地语使用者占总人口的29.67％，占第一位，但以下的五种语言的比例从8.17％到5. 22％，加起来占总人口为36.15％，超过了印地语，而居第十一位的旁遮普语也占总人口的3％。 　　国语统一不仅推广未成，而且以语言为基础建立行政单位成了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诉求权力的第一步。从1956年开始，印度的许多邦以语言为主进行了再划分，如原有的旁遮普邦一分为四。接着，印地语地区之外所有民族邦都希望实现民族自治，缩小中央的权力，扩大各邦的自主权。 　　我们上面说过，印度历史是分多合少，也几乎从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即便英国殖民者声称统一了印度，可仍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土邦占领了约四成的领土，这种传统多多少少限制了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近十几年来，地方性政党力量的增强已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势力，而且后者也只有在他们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我还没得到这次大选的地区政党占有545席位的人民院的数目，从1991年到1999年的数据看，地区政党从155席增加到了222席。这次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人民院的70席，是国大党联盟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该党长期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带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另一方面，执政党联盟这次失去的90多个席位中，有半数属于那些地方掌权与人民党结盟的党派。 　　印度的政党数目也是世界之最，早在1999年8月，印度政党总数达到 712个，其中全国性政党7个，邦一级政党49个。 　　印度党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选举标志五花八门，油灯、手表、缝纫机、汽车、飞机、拖拉机、老鹰、鸽子、花卉、衣食住行，什么都有。主要是因为印度选民相当一部分是文盲，需要用最精练的符号来概括政纲和目标。国大党的标志是一只“手”，表达用手投票的喻意吧（反对国大党的导游莲花则戏谑这标志是“一手遮天，什么都想占有”）。印度人民党的标志是“莲花”，是印度国花，也很有印度教的象征意味。我在阿格拉大街小巷中看到最多的政党标志是“自行车”，向导游询问这党的名字和情况，莲花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就是不答。不过我后来体悟到，在一个至少4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国家里，拥有一辆自行车完全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 　 失落的甘地墓 　　让自己都觉得好笑的是，我第一眼看到党旗上的自行车标志时，首先想到的是这党可能与生态环保有关吧。 　　类似的错觉一直让我无法调整观察印度的焦点。第一天凌晨飞机降落到新德里机场后，我们便直接开往阿格拉，距离是200公里，但一听说要开5个小时，不禁有些茫然。首都到泰姬陵总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吧，我们问导游莲花，才知印度2003年才开始有高速公路的规划。大巴上了路后，我们才发现这路上什么小三轮、小破车都在开，拥拥挤挤的，大巴没法提速。今年2月我们从埃及开罗到亚历山大的路程是250公里，路上车子也有些乱，可是只用了2个半小时。 　　好不容易到了阿格拉，莲花严禁我们饮用当地水，说是不洁净。我们早上去泰姬陵，要走过一条长长的大道，到处坐着站着各类闲人，失业状况很明显。 　　回到新德里后，我们游览的市容显得很气派，先是一座座掩映在树木丛中的小别墅，然后便是印度门、国会大厦和印度总统府。宽广的草地、水池、花丛，真是美不胜收，一时间让我们觉得美观程度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只有一次，我们在大路旁看到一堆破烂的帐篷，由于车子一闪而过，看得并不真切，莲花解释说那是筑路工人的住所。 　　在刻意安排的观光中，只有街头的流浪牛让人觉得有些不解。不过，据新闻报道，印度政府决心在2004年10月底收容新德里3.5万头流浪牛，每天派25辆卡车和90名民工在市内巡逻追捕。也是通过这新闻，我才知道有些流浪牛是有主人的，而且一旦查获主人，要罚款220美元。 　　有关方面的做法，似乎把我们游人当成了年轻的释迦牟尼王子，当年父亲为了不让他看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在王宫周围制造了许多假象。 　　本来我们也只能带着疑问离开印度，可是由于飞机延误，我们多了大半天时间在新德里，印度的另一面由此展开。 　　从小学时，我们就知道印度首都是新德里，事实上还有一个旧德里，新旧德里又统称德里。旧德里建城极早，1638年，多情君主沙·贾汉为了摆脱丧妻之痛，迁都德里，对该城进行整修和扩建，历时十余年才竣工，现今的著名景点红堡就是当时所建。1911年，英国人将首都从加尔各答迁至德里，在旧城以南3公里处兴建新德里，到1929年完成系列建筑。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宣布这儿为首都。 　　新旧德里从地理位置上而言是隔着一座德里门，不像我们的浦东浦西至少还隔着一条江。也许正是这种地理上的混淆，让我们忽视了两者的天差地别。 　　自由活动的那天中午，几位游客要求导游把我们送到“旧德里城”，深入了解民俗风情。他们之所以要去那里，是因为一本中文导游书把这地方描绘得像上海的旧城厢城隍庙，能探究沙·贾汉年代的文明余辉。 　　没想莲花一听有人要去旧德里城，脸顿时阴沉下来，说那里街道狭窄，汽车都进不去，游人没必要去。当客人问莲花去过没有，他竟答道： “我也没去过”。 　　我顿时想起了30年前的中国。若外国游人要去上海的药水弄之类的地方，当然会让导游不快。 　　结果大家兵分两路，一小队人马去了旧德里城，大部分人则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我本来是建议去旧德里城一个小时的，但其中的一个客人非常狂热，认为应该逛一个下午。在如此高温下，这显然有些疯狂。 　　印度的热确实让人恐惧，我算是不怕热的人，但在印度，热得游兴大减，这让我想起了英国作家福斯特的《印度之行》，里面的英国女人被印度的气候和环境折腾得迷离恍惚，竟诬陷印度朋友强奸了她。这真叫热昏了头。前一阵子上海上演的灾难片《后天》，想象新德里出现了大雪，够绝的。 　　没想到一个小时不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回到了博物馆。我们问旧德里城的观感如何，他们一如日本导演黑泽明电影中那些看到悲惨景象的角色，个个张口结舌，不知如何表达，说只在门口张望了一下，没进去。几个小时后，那位狂热的朋友也回来了，我们以为他一定能深入民间，没想他也没进去，只是碍于面子，去玩了附近的清真寺和红堡。 　　毫不夸张地说，回来的人一律是双眼迷茫乃至呆滞，他们极不情愿把所见所闻表达出来，只能偶尔听到“弥漫着尿臭”、“杯子挂在水井边，每个人都可以喝”、“人都挤不进去”之类的句子。我想他们不是没有见过穷困，毕竟都是40岁以上的中国人哩。就像黑泽明的电影看了一半，我努力想象着旧德里城的破败，去当地书店找寻照片资料，却无功而返。倒是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的山上买到一本《瓦腊纳西》画册，瓦腊纳西是恒河之岸的最大圣城，这里最为有名的就是恒河洗浴。在画册里，我看到了多幅瓦腊纳西老街的照片，看上去确实有种肃杀之气。《印度人》的作者尚劝余先生的描述是：“尤其是异国游客，人生地不熟，走在看不到尽头、只勉强走得过一个人的深巷中，头顶上方闪现着各种庙宇或是住宅的屋檐，不禁毛发直立、脚下生风”。 　　有了这些铺垫，我才理解有一天导游莲花突然冒出的一句刻毒的话： “谁拿旧德里都没办法，只有地震才能解决问题”。 　　1973—1997年，印度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始终保持在3亿以上，到了1997年和1998年，分别达到了3.49亿和4.06亿。在农村，由于未经过亚洲许多地区曾进行过的土地改革，75％以上的农民仅占有25％的耕地，而2％的大农户却占有20％的耕地。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偏低，但印度还要低4个百分点，只占27.8％。 2000年时，全世界平均城市化程度达47％，亚洲是36.7％，但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例分别达到74.8％、79.8％和77.2％。 　　从理论上来说，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可是，它需要高速增长的经济带动，否则由于失业出现大量贫民窟也不是办法。 2.85亿印度人生活在城市里，但早在1990年，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钦夸四个最大的城市中，贫民窟的人口比例分别为42％、40％、38％和 39％，相当惊人。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中产阶级比中国产生得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现在已有2亿以上，他们一般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可能还有辆轿车，每月工资从6万美元到600美元不等。当然，中国现在也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中产阶级，只不过大家不去提它罢了。 　　导游莲花当然是中产阶级了，若他继续不择手段地剥削中国客人，他很快就会成为富人的，而且是个对穷人缺乏起码怜悯心的印度富人。若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都是这种人，确实是难以大放光明的。 　　在圣雄甘地墓地那天，我对莲花反感到了极点。 　　我们先是在高台上俯视底下的甘地墓，听导游莲花讲解。他介绍完甘地的生平后，突然说：“去下面草地瞻仰的人主要是外国人和印度穷人，我们印度富人是不去的。” 　　被他这么一说，绝大多数中国客人坐在长椅上，看风景了。 　　我们几个人走下台阶，进入由几块黑色大理石砌成的甘地棺冢，上面刻着他被枪击中后的遗言：“神啊，神啊”。他的遗物其实也耐人寻味— —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一只手表、一个痰盂、一些书和三只象牙小猴雕像。 　　棺冢上的长明灯内火焰徐徐。 　　甘地的可歌可泣之处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是一个印度人，一定会感谢上天将甘地赐予印度，如果没有甘地，很难想象印度过去乃至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甘地在赢得印度人的尊严的同时，又让人民免于暴力牺牲，尤其是1947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分立，两地的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开始了大迁移，没有甘地到处奔走和绝食，两地的人民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让非暴力得来的印度能继续和平下去，甘地身为印度教徒，却对印度教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最后他还要求赔偿巴基斯坦5.5亿卢比。正因为这点，他遭到了暗杀。 　　只有甘地能做到这点。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将来的一代人，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在我们的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甘地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人。” 　　印度曾为世界上贡献过一位佛陀，但在自己的家乡几乎失传；当今印度又贡献了一位甘地，但愿他不要再次在家乡失去理解。 　 一定是竞争对手 　　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进行政经比较，应该是世界上今后几年的热门话题。 　　无庸讳言，中国人对印度人，比起对韩国、泰国、尼泊尔等国家的人而言，远远缺乏亲和力，他们之间最重要的文化纽带是佛教，可惜佛教在印度依稀可见。不过，不管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人们还是会把两国视作是很近似的国家。 　　首先是人口。印度在2001年突破10亿，每年人口增加1800万，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由于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21世纪中叶，印度可能会超过中国，成为20亿人口的第一大国。其次是国土面积。印度为297万平方公里（若按印度官方将有争议的土地算法，有32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洲面积减去俄罗斯部分，位列世界第七。可是印度的可耕地面积居第二位，灌溉面积居世界首位，也就是说印度比中国少了许多穷山恶水。在自然资源方面，印度煤炭和铁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只是石油和天然气短缺。 　　既然中国的经验告诉世人，人口众多既可以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又可能成为市场的消费者，那么同样的印度为什么不可以？更何况印度确实存在着2亿中产阶级人士。 　　从其他国家的利益角度观察，他们一定希望扶植印度成为第二个中国，扩大市场和分散风险。 　　除了先发优势外，比起印度，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可能让自己在高速发展时免于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时所造成的极端冲突。金庸先生说中国历史的主线便是民族融合蔚为大观，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这次印度大选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美国式的民主离我们也许很远，可印度民主是在有近3亿以上的文盲选民的前提下成功进行的。对那些无权无势乃至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生存状况的贫穷之士，他们还可以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印度人民党前总理瓦杰帕伊反思大选失败时说： “我们太自信了”。是的，能让瓦杰帕伊认识到这点，没有比选票更有力的工具了。也许，它是甘地的非暴力和平等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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