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0年为界限，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主题：建国前30年（1919-1949）的自救，建国后前30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开放30年的自新（1979-2009）。

2009年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经济治理结构和全球化动力在变，中国发展本身也在变——两者各自的“30年之变”又是高度关联的。走向巅峰的中国经济需要“以变应变”，更需要“以变促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博士，研究重点兼及战略管理和公共政策。岛君推荐他对中国如何以变应变的分析。

作  者｜梁国勇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正面临新的“30年之变”。经济的内部情况、外部环境以及对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变局，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展望未来，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市场和ZF的关系，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等三方面关系的重构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面临外部需求不振、投资收益递减、金融风险累积等约束条件，中国经济需要以重大改革和开放措施寻求突破。

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国家战略和政策目标，并在实践中加以积极贯彻——可将其称为 “发展主义”。自改革开放之始，“发展是硬道理”迅速成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其后30年间，中国将“发展主义”的政策实践演绎到了极致，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维持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

200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升级与变革的临界点。随着中国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门槛并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正从脱贫向致富、从总量向人均升级。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而言，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量与质的匹配。显然，从数量赶超到质量赶超的升级要求经济政策实现从重视速度和数量到重视结构和质量的转变。

在向高收入国家挺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经历一系列的转型和升级，其核心是经济活动向高技术和知识含量、高附加值和价值链高端的提升。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创新是各方面转型和升级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而也是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核心决定因素。

“发展是硬道理”，但对发展的理解不能仅仅是经济，更不能仅仅是GDP增速。经济发展之“硬”并不意味着对环境和社会和谐的要求就可以“软化”。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不断累积、危机频发的当下，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环境和社会考量也必须“硬”起来，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可持续性及与大自然的和谐，减缓生态足迹，降低发展的生态代价。国家层面如此，地方层面亦然。

中国的发展需要经济学的指导，也需要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同时，国人的发展观应实现从“科学”到“人本”的升级。从对冷冰冰的数字的关注到对活生生的人的关切，从对金钱的追求到对幸福的追寻，从GDP增长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也在“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教训和不足？新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下，现存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面临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步骤和轻重缓急如何？展望未来，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人口趋势的演进会呈现什么样的基本格局，确定与不确定因素有哪些，蕴含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怎样的？经济改革受到哪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如何推进以配合和推动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经济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必须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分析和理性思考。

在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然而，经济体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涉及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及相关法律保障的建立，ZF和市场关系更明晰的界定，多元所有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确立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财富积累，中国的经济“蛋糕”不可谓不大。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稳步前行，要求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这就要求效率和公平并重，没有效率，就不可能把蛋糕做得更大；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把蛋糕分得更好。

很多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的根本问题在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这方面，应具备全面、动态和长远的眼光。公平可以分为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方面。尽管结果公平往往是期待中的结果，但政策着眼点应在机会和过程公平。如果以结果公平为目标实施政策干预，机会和过程公平也将很可能被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它们对做蛋糕的贡献很小，但在分蛋糕中的发言权却很大。更为重要的是，其存在不仅会妨碍“结果公平”，也可能会通过限制准入、扭曲竞争而妨碍“机会公平”，从而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致命伤害。

在改革年代的中国，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重要因素，所以科斯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尤其广泛。实际上，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而对于转型过程的安排和控制也很重要。就设计而言，必须对目标、参数、决策变量（选项和路径）、约束条件（如超越经济范畴的考量）、利益相关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经济制度的设计应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争，避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于其渐进性，这包含了目标上的不断摸索调整，过程中的试错、纠错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就具体方式而言，某些领域（如宏观经济）的改革有赖于“顶层设计”，以探索和建立最优化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而另一些领域（如社会管理）则应鼓励“基层探索”，让好的制度通过竞争脱颖而出。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应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在某些领域更多地放权给地方，这样才能发挥中国改革地方试点的经验，营造鼓励基层探索的氛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而每一省、每一市、每一县又应有其自身的经济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其实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决策权在地方的问题自不必说；即使是全国性的制度问题，也可以凭借中央推动的地方试点及地方推动的政策创新来探索创新之路，以引导改革的推进。

经济改革将深刻地影响现有利益格局，其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在政经互动新格局下，原有的激励机制作用降低乃至失效，建立新的、持久的、有效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今天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有不同诉求，通过代言人将其表达出来，并通过博弈影响最终决策。利益存在差异的各方实力也有所不同。改革方案的设计须力求避免被局部利益和强势利益集团的呼声所左右，应充分反映全局利益和民众的诉求。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最少，声音最弱，但其利益诉求却应当在改革中得到最充分的尊重。

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推进改革需要凝聚ZF和民间、国家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的合力。一方面是各领域新改革的推出，另一方面是对已经制定的改革措施更有力的实施和切实有效的落地。后者对于避免意识形态阻碍和利益集团阻挠，防止改革“空转”具有重要意义。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阻力、障碍不可低估，行政体系内部的惰性、惯性也值得注意。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从来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协同演进的。积极改革往往是大胆开放的根本动力，而开放带来的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国际规则的约束都会推动国内的改革议程。在2001年入世时是如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的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特别是面对改革阻力和“空转”风险，以开放促改革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具有全新特征的开放进程？显然，和过去的开放过程相比较，当下中国经济开放面临的问题、路径和战略有所不同。市场准入的推进是中国经济“新开放”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对中国经济开放新路径和新战略的探索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从以下几个领域全面着力：

第一，以国际贸易、投资等衡量，中国在大型经济体中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因此，“新开放”是在较高开放程度基础上的进一步、更深入、更全面的开放。中国目前的产业开放格局是入世所奠定的，其能带来的增量收益已经很有限；同时，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开放空间。从全球范围看，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增长将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新动力。对中国而言，服务行业开放的空间很大，“新开放”意味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有序、深入推进。开放、竞争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两方面的协调。

第二，中国原有开放型经济存在一些失衡、短板、低质方面的问题，例如出口竞争力在商品和服务两方面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处于价值链低端、资源环境代价大、经济附加值低等。因此，“新开放”必然针对这些问题对原有的开放战略和路径做出调整。同时，“新开放”应使“进”和“出”两方面的关系更加合理、平衡、有效——贸易、投资、技术、信息、人才流动方面都是如此。在整体中国对外开放架构中，“引进来”依然不可忽视，但“走出去”的重要性应极大地增强，需要升级为“走向全球”战略。

第三，从国际经济学分析看，“新开放”要求贸易方面从利用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到更多地利用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s）的转变，投资方面从利用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到更多地利用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合作发展格局中定位的提升，其基础则是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强和国际化运营的推进。

第四，从制度层面看，“新开放”要求完善国内政策和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相结合，顺应时势实施更积极主动的自贸战略，特别是在诸边、区域和双边层面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同时努力使陷于僵局的多边体系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有效转型和长期增长既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升级，也取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以上几个方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开放” 将和“新改革”一起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将推动中国有效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向高收入经济体演进。两者又密切关联。例如，在市场准入的推进中既涉及外资，也涉及国内民营资本。相应地，政策制定应致力于建立开放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避免短期、局部的利益考量左右政策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