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下一步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7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7年01月23日
得益于政策推动，2016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井喷式增长，但境内投资人的绿色意识还需加强；中国应推动绿色债券标准的统一，并吸引更多国际绿色投资者

《财新周刊》 文 | 财新记者 彭骎骎
　　1月12日，北京终于从连续两周的雾霾中缓过气来。街上行人都摘掉了口罩，在金融街工作的梁超也一样，边大口呼吸着久违的清新空气，边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关于绿色债券（下称绿债）的研讨会。
　　梁超从2016年10月开始关注绿债领域。跟很多城商行一样，他供职的晋城银行目前也在计划发行绿色金融债。“绿债现在有政策红利，而我们手头正好积累了不少符合绿色金融债投资要求的绿色项目，所以就积极筹划。”梁超说。
　　与一般债券不同，按照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下称《指引》）定义，绿债是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城镇化、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农林业、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低碳试点示范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的企业债券。绿色金融债一般是指金融机构发行的绿债。
　　梁超表示，绿色金融债发行优势明显：首先，有关部门给绿债开了绿色通道，审批较快；其次，绿色金融债的募集资金使用更为灵活，可以对应一个项目池滚动使用；最后，绿色金融债的发行成本普遍较低，对于利润率较薄的环保项目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目前，绿债的发行集中在北京以及东部省份。晋城银行这笔绿色金融债如果发行成功，将填补山西这个产煤大省的绿债发行空白。
　　正因为绿债有诸多优势和政策红利，2016年中国绿债市场“井喷”，发行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绿色金融债发行规模达到1550亿元。财新记者获悉，像晋城银行一样对绿债跃跃欲试的金融机构并不在少数，多家机构和企业正在排队等待中。
　　不过，中国投资者的绿色意识尚待培育，对中国绿债市场有浓厚兴趣的国际绿色投资者，则面临中国和国际绿债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绿债正成为调动全球债券市场、满足绿色投资需求的有力工具，中国的绿债具有巨大潜力。”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 Bonds Initiative，CBI）CEO Sean Kidney说，“中国在2016年成为全球绿债市场的领导者。在2017年，中国应该推动绿债标准的统一，以进一步促进绿债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下称绿金委）主任马骏告诉财新记者，今后发展将更注重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化；关于清洁煤炭技术的界定标准是否更加严格，是下一次《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下称《目录》）修订讨论的内容之一。
中国绿债元年
　　2016年可谓是中国绿债的起始年。
　　根据CBI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2017年1月17日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现状》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的绿债规模达到2017.85亿元，包括29个发行主体发行的绿色金融债、绿色公司债、绿色企业债、绿色中期票据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各类债券66只。

　　2016年，中国公司或机构在海内外绿债发行规模跃升全球第一，占全球绿债市场40%以上。而在2015年，由中国公司或机构发行的绿债仅有三笔，规模占全球绿债市场约3%，且全部在海外市场发行。
　　“中国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绿债市场，而其他国家可能需要花五年才能达到这一目标。”Kidney评价道，“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政策支持和激励。”
　　与国际上“自下而上”由投资者带动发展较为不同，中国的绿债市场是“自上而下”兴起的，其发展离不开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的大力推动。
　　2015年12月22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39号》（下称《公告》）和《目录》，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同时公布节能、污染防治等六大绿债支持项目目录，首次为金融机构发行绿债提供了制度指引。
　　数日后，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指引》，界定了绿色企业债券的项目范围和支持重点，公布了审核条件及相关政策。国家发改委的《指引》与央行的《目录》为绿债和绿色金融债下了官方定义，国内的绿债发行从此有章可循。
　　2016年3月和4月，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两个交易所均对绿色公司债设立了专门的申报受理及审核绿色通道，并对绿色公司债进行统一标识。
　　此外，中国利用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峰会议题，并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
　　在2016年9月的G20领导人峰会前夕，一行三会、财政部、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35条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具体措施，涵盖了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产品、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的路线图，以及财政贴息和市场担保机制等可以用于降低绿色融资成本的机理机制，被视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里程碑。央行副行长易纲曾表示，此《指导意见》是重要的政策信号。
　　目前，绿债市场发展的环境效应初显。根据目前绿债市场内已披露的第三方评估认证报告与有关募集说明书披露情况，中诚信绿债评估团队测算，2016年绿债募集资金用于的绿色项目，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16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941万吨。
　　未来绿债市场发展潜力可观。马骏介绍，目前全球每年有3万亿到6万亿美元的绿色融资需求，而中国每年绿色投资需求为3万亿到4万亿元人民币。未来，绿色投资应该占全部投资的20%以上。目前绿债发行量只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0.2%；中国在2016年逾2000亿元的绿债发行量，在国内债券发行量中的占比也只有2%。
培养投资者绿色偏好
　　相较于绿债发行端的热烈响应，投资端的反应较为平静。
　　证监会债券部副主任张庆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现在投资人对绿色金融很盲动，他们买绿债，更多是看发行企业目前的资质——现在绿债发行人都是大企业，评级都是3A，“所以他们主要还是看这个” 。
　　一些投资基金也向财新记者坦言，目前对投资标的并没有明确的“绿色”要求。一位基金管理公司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我们现在的投资条件还没有对投资标的是否‘绿色’做专门考量。我们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评价跟其他金融产品都是同一标准。”但她也坦言，目前公司已经发现绿色金融是个大的发展方向，鼓励他们对此多做了解。

　　这与国际绿债市场的情况刚好相反。跟中国市场靠政策推动不同，《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现状》指出，全球绿债市场在过去三年发展势头强劲，主要是由投资者的强烈需求带动的。该报告称，“全球来看，绿色债券的投资需求超过发行需求，潜力巨大。”
　　“国际绿色金融市场是一个由投资者推动的市场，先是投资者对投资标的有绿色的要求，然后才逐渐形成。但中国国内市场是一个政策鼓励形成的市场，投资人的绿色偏好有待加强。”中诚信绿债评估团队项目经理刘心荷表示。
　　所谓“投资人的绿色偏好”，是指投资人在做投资决策时倾向于投资符合一定标准的绿色项目。马骏表示，绿色金融今后发展将更注重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化，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绿色领域。
　　马骏介绍，根据《指导意见》，未来将从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和提供风险评估方法等方面，来加强投资者的绿色偏好。
　　一方面，可以要求机构投资者发布投资报告，这样可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透明度，并通过舆论压力，影响其投资偏好。比如，公募基金所持有的资产信息是公开的，这些信息就可以用来做所持资产碳足迹或环境足迹的排名，让市场和公众知道这个资管公司的“绿色”程度。“应该让市场和第三方对投资者形成倒逼机制，鼓励投资者养成绿色偏好。”马骏建议。
　　另一方面，绿金委和其他金融业的行业协会可为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方法和工具，来评估其所持资产环境效益和成本，开展环境压力测试。马骏表示：“环境效益和成本的定量分析工具，要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所使用，让他们亲身感受到自己的投资对环境是否有利。”
　　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提出，分析能力不足是当前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其应对措施就是要开发和推广环境风险分析工具。而最新的研究显示，相应的评估工具能帮助投资者识别环境风险，从而提升他们的绿色偏好。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水风险组织，通过对包括中资机构在内的全球50多家金融机构中70多位专业投资者的调查显示，有45%的受访投资者希望在他们的评估模型中引入水风险因子，但有61%到90%的受访投资者从未听说过影子价格、地图映射及信息披露等水风险管理工具。经过介绍后，接近半数的受访投资者表示，愿意使用这些工具对水风险进行量化。
　　从中国看，工商银行、中央财经大学以及中国水风险组织等机构，已经对适用中国的环境压力测试开展了前瞻性的探索。
　　气候环境问题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但这种外部性同时可能内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从而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减弱，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内化为金融风险。
　　因此，理解环境风险将如何内化为金融风险，是提升机构投资者绿色意识的一个关键。环境压力测试就是量化这种环境风险的重要工具。
　　马骏介绍，环境风险的来源可以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种。物理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增加、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事故。这些都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信用风险、估值损失，以及法律风险。
　　从转型风险来看，随着环境形势愈发严峻，环境标准和执法力度会提高，这可能导致高污染企业利润下降和贷款不良率上升。例如，2017年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启动后，被覆盖的高排放企业如果减排不努力就需要去碳市场购买额度，同样可能导致贷款的不良率上升。此外，政府可能征收碳税、实行强制污染责任险制度等，这些都可能增加污染企业的成本和进一步推高相关信贷的不良率。
　　不过马骏认为，目前开展环境压力测试还面临若干挑战，包括：金融机构还没有认识到环境压力测试的重要性；缺乏对环境挑战严峻性的认识；缺乏对情景假设的相关信息；缺乏对风险敞口的数据；缺乏风险分析工具，如将风险敞口及情景翻译为信用与市场风险的模型等。
引入国际投资者
　　中国绿色投资者尚待培育的同时，已有一些国际绿色投资者对中国绿债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
　　“中国绿债发展迅猛，已经是国际绿债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国外投资者都比较关注中国绿债，但他们进入中国绿债市场还存在一个标准不同的问题。”Kidney表示。
　　目前，中国的绿债定义主要参照是央行的《目录》和国家发改委的《指引》，而国际通用的绿债定义是前述提及的CBI和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 Principles，GBP）。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绿债标准包括了清洁煤等化石燃料，而国际标准则不接受募集资金投向化石燃料项目。
　　马骏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能源消耗中60%来自煤炭，短期内用可再生燃料完全替代煤炭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要发展清洁煤炭技术。但他也坦言，绿债《目录》下一次修订讨论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清洁煤炭技术的界定标准可否更为严格。
　　作为GBP联合作者兼GBP执行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副主席、摩根大通全球绿色债券主管Marilyn Ceci认为，全球范围内不必苛求一个统一的绿债标准。“这个国家适用的绿色定义未必适用于另外一个国家。未来可能将以一种区域性的办法来定义‘绿色’。”
　　Ceci介绍，与中国以政府机构的名义出具项目目录不同，GBP是一种自愿行为守则框架，其成员包括绿债投资者、发行人以及承销商，也有律所、非政府机构、审计公司等组成的观察员。GBP并没有列举何种项目符合绿债要求，但强调资金募集、管理和使用过程的透明和公开，使有绿色偏好的投资者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
　　Ceci同时表示，GBP并没有对化石燃料做出明显的限制，但是国际上通用的绿债指数，即Barclay/MSCI指数中，明确要求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化石能源。而她接触的投资人看上去暂时无法接受将化石能源的相关项目定义为“绿色”。
　　相较于GBP较为原则性的定义，由CBI发布的对绿债的要求则更为细化，包括要求募集资金要有95%投入绿色项目。目前，中国国内有四家被授权认证CBI的机构，可以给国内发行人提供认证服务。
　　“根据我们的统计，目前中国境内发行的绿债中，至少有20%是符合国际投资者定义的。”Kidney对财新记者说，“未符合国际定义的绿债，事实上是有能力满足绿色定义的。比如，虽然兴业银行绿债中所包括的清洁煤与国际绿色定义并不一致，但若将此排除，其仍对国际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截至目前，尚未有中国境内债券发行得到了CBI的认证。不过Kidney对中国绿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表示，绿债的发展在全球引起关注，绿债的跨境合作也在推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