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先生出事，吴晓波先生为此写了篇《荣家百年》，细道一个百年家族的煊赫历史，并在最后对“荣家谢幕”的猜测予以驳斥，对荣氏的再起抱以希望。看天上的云，谁也不能预料其下一分钟的形状，这世事变迁，毕竟不是我辈凡人所能预知的。但我们总在努力，想用有限和虚弱的理性窥探这令人着迷的世界。丘吉尔说：一个人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历史的车轮每时每刻都在前进，由以前的轨迹推测以后的路径，预测成功的几率大概只比占卜稍高，但恐怕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倚重的办法。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孟子》里的话，说的是，一个君子当世所立下的功业，能够泽被后世的时间，超不过五代。但民间有另一句，叫做“富不过三代”，三代就足够了，事实上，中国自宋以来，除了皇帝之外，鲜有富过三代以上的家族，煊赫的荣家从荣德生算起，至荣智健，也刚好三代。
　　
　　为什么自宋开始，除皇室以外，中国鲜有超过三代的煊赫家族？其实中国历史三千年以来，就是一个社会结构扁平化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就是社会中间阶层的消失，金字塔式的层层叠加的社会结构缓慢崩塌。春秋前，中国是一个贵族社会，平民、武士、贵族、国王层层叠加，各个阶层相对稳定，个人的身份、社会地位从出生那天起就已决定。但在战国时的暴力杀伐中，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被另一种形式取代了。秦王用商鞅变法，以高效的官僚系统剥夺了贵族的特权，各国紧随其后，从此，英雄不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身卑贱者也可以大富大贵。但汉朝的察举制度，又形成了新的贵族——“士族”，例如袁绍号称四世三公，袁氏子孙几乎世代为官，势力庞大。这些士族成为可以与皇帝讨价还价的力量，东汉末的大乱，正是士族力量膨胀失控的后果。这样的士族从东汉至唐朝，都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样的士族也是可怕的分裂势力，帝国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隋唐时，科举制度诞生了，用考试选拔人才，与其说是实践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不如说是皇帝用平民阶层来剥夺士族世代为官的特权。唐朝后期出身下层的官员与世家子弟的党争，难道不是帝王制衡之术巧妙运用的结果吗？
　　
　　唐朝皇帝并没有消灭士族，这个工作在宋朝基本完成了。自宋以后，再无士族。人们奇怪朱元璋为什么会选择八股取士，这样的制度简直就是荒唐可笑。他们没有想到，科举的初衷不是为了选材，而是为了防止士族的形成，防止民间形成足以抗衡皇权的力量。中国的专制权力也因此达到其顶峰状态，它就像一头脾气乖戾的猛虎，谁也摸不清他的性格喜好，他高兴地时候可以让你住进天堂，但也能在下一秒让你下地狱，没有谁可以驯服它，驾驭它，也没有人可以避开它。从此，富不过三代，成为中国的精英一个难以摆脱的宿命。
　　
　　有人可能会说，你刚开始说荣家，为什么扯到士族，扯到官僚。对，荣家是资本家，是企业家，是生意人。但在中国，商人和官僚，恐怕并没有太清晰的界限。他们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与善变的权力打交道。伴君如伴虎，和权力同行，往往如行走刀锋，即便暂时安全，也不能预料下一步是否会命殒身死。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就该知道这游戏究竟有多残酷，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轻松应对，人们总在不停地面临选择，选择一方势力，对付另一方，当这一方胜利的时候，它的内部又可能分裂出新的势力，你又面临新的生死选择。一次正确，不能保证次次正确，游戏中的人永远不得安息，从天堂坠落地狱，也只是瞬间的事。一个官僚家族要在三代都能够选择正确，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能连续蒙对10道选择题吗？而红顶商人胡雪岩，难道不是其中的典型，他的荣辱盛衰，和曾国藩、左宗棠等的湖湘势力的沉浮步骤何其一致，胡雪岩的荣衰，也正是这一政治势力消长中的一部分而已。台湾的曾仕强先生说胡雪岩之所以没有好下场，在于没有学曾国藩自剪羽毛，可是，曾文正公的大彻大悟，又是几个人能学到的。作为商人，荣家竟在中国最混乱的一百年中保持煊赫的地位，其腾挪的本事恐怕已大大超过胡雪岩，但是，在连续蒙对10道选择题后，他们还能蒙对第11道吗？
　　
　　“出来混，总归是要还的”，江湖大佬韩琛其实是信佛的。这句话有强烈的宿命色彩，就好像说，挣扎吧，总归尘归尘，土归土，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在中国，谁能够理解到这样的境界，似乎就可以被称为大彻大悟。江湖，代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分钟的变化，因此，江湖的生存法则亦必然是无规则、无底线的机会主义。而这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由人掌握的、骄横无忌的、具有生杀予夺力量的权力。与虎谋皮者，终有一天被虎吞噬。可怜的是，我们有谁不在这江湖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