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专题讨论
在澄清了能力这一核心概念之后，森用几章的篇幅讨论了几个专门问题，如穷困、饥荒、市场和国家、民主、妇女地位、人口和计划生育、文化和人权以及社会的承诺等。在本节里，我着重介绍四个专题：饥荒、贫困和能力的剥夺，市场和自由，文化差异的意义以及社会的承诺。
饥荒、贫困和能力的剥夺
第一节已经介绍了森关于饥荒的权利假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里，森进一步从能力的角度阐述饥荒和贫困的负面作用。他认为，饥荒是对人的能力的完全剥夺，而贫困是对人的能力的慢性剥夺。以收入指标衡量的贫困是工具性的贫困，对贫困的实质性衡量必须使用关于能力的指标。这是因为，能力才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而收入与能力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因有四。第一，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关系，受个人的年龄、性别、社会角色、所处社区、地理环境以及其它相关条件的影响。第二，有些能力的丧失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失去获取收入的能力，而且意味着他将收入转化为功能的能力的丧失。如一个残疾人不仅失去了其部分获取收入的能力，而且失去了享受收入的部分能力。第三，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尤其是对女性的歧视使得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更加失去了意义。第四，收入的相对剥夺可能意味着能力的绝对剥夺。对于一个生活在富余国家的穷人而言，他可能因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而失去参与社会的能力。
森试图将贫困研究引导到更高的层次，这表现在他对失业的讨论中。失业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发达国家是较容易补偿的，但是，失业不仅仅是收入的丧失，而且意味着精神折磨、工作热情的丧失、自卑以及疾病乃至死亡率的上升等等。欧洲的福利国家似乎仅仅关注失业的收入一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其结果是较平等的收入而较高的失业率。美国恰恰相反，她对失业率不能容忍，但却能容忍较高的收入不平等。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并且对各国的反贫困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
市场与自由
经过苏东的巨变，人们一致认识到，市场是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一般人对市场的拥护来自对市场结果的评价，比如，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有效率，因此我们需要市场。森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他认为，我们需要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产生好的结果，而且是因为市场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特别是自由择业的机会。“即使是那位资本主义的伟大批评者卡尔·马克思也把就业自由的产生看作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pp. 113)森认为，剥夺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这一基本认知先于我们能够或不能够证明的任何有关市场在收入、效用等等方面的最终结果的定理。”(pp. 112) 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主要是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俄罗斯目前的预期寿命下降到只有五十八岁，低于印度和孟加拉国。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民也没有选择回到旧体制去，十几年来的选举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社会主义的失败更多地体现在对人民基本自由的剥夺上。
对于市场的结果，森认为我们不仅可以从效用的角度来考察，而且可以、也应该从自由的角度来考察。市场对自由选择的保护已经为我们保证了过程的自由，而市场的运作结果将给我们带来个人能力方面的效率。在一篇文章中（Sen，1993），森证明，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市场可以达到个人在自由（能力）方面的帕累托最优境界。显然，当我们对自由进行适当的定义之后，森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的。然而，正如布罗姆利（1996）和张五常（Chueng, 1974）所指出的，帕累托最优不是一个衡量经济制度好坏的指标，因为任何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更具体地，市场经济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取决于禀赋分配的起始状态，其结果可能是很不平等的。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对此加以了论述，认为我们应该对市场的结果进行仔细的考察。有意思的是，他举亚当·斯密对高利贷的反感来作为例子。斯密虽然认为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以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但他也要求国家对最高利率进行限制，因为否则的话社会资金就会流入挥霍者之手，产生浪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功利主义的鼻祖边沁为此专门给斯密写了一封长信，劝导他相信市场的能力。森认为，我们当然不必赞同斯密的观点，但应该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避免市场分配中所产生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一个相信市场缺陷的人是不会对市场配置也产生无效率这一判断产生怀疑的。比如，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个体出于私利的选择就往往产生无效的资源配置（环境污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森的告戒是，我们在拥护市场的同时应该对其后果进行仔细的考察。在这里，公众的参与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配置的结果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该考虑全体公民的利益。
文化差异的意义
以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一些亚洲政治家强调文化差异的作用，并将亚洲价值作为有别于西方价值的道德和文化体系，以此为亚洲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辩护。和许多人一样，森不认为存在统一的亚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证明亚洲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首先说明，西方独特论是“由今及古”的错误论断。西方当代的基本价值观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欧洲与亚洲在思想方面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比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个人自由，一方面是个人自由的价值，另一方面是个人自由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推崇前者，但他对妇女和奴隶的排斥使得他对后者没有任何贡献。相反，亚洲的古代思想家们也不都排斥个人自由。佛教给予很大的自由思考空间。中国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其他倡导自由思考的思想家如庄子等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即使是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自由思考的余地。当子路问孔子如何伺奉君主时，孔子回答说：“勿欺之，必谏之。”的确，儒家所推崇的忠君思想不是愚忠，而是直言相谏。森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做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时候，“真正的问题不是亚洲传统中是否包含不自由的成份，而是自由取向的成份是否不存在于亚洲传统之中。” (pp. 234) 就不自由的成份而言，孔子大概不会超过柏拉图。
森对那种将民主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即使是很穷的人也懂得珍惜他的政治权利，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研究（包括森本人的研究）都表明，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民主的价值不是经济的。除了民主的规范价值，森强调民主的工具价值和建设角色。民主的工具价值在于防止因政府政策失误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森在许多场合谈到对中国1959-1962年饥荒的评价，认为信息交流不畅是导致那场饥荒的重要原因。的确，倘若毛泽东在庐山上听了彭德怀的批评，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民主的建设性角色在于，公开的讨论有利于社会就公共政策达成共识，从而也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实施。森举了印度克拉拉邦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邦的生育率只有1.7，低于中国1.9的水平，但这个邦达到如此低的生育率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宣传教育进而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达到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对民众的尊重，而且是对政府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帮助。
社会承诺
将个体自由作为发展的目标需要社会的承诺。如果没有必要的公共设施加以辅助，一个残疾人是不可能象正常人那样生活的；一个濒于死亡的饥民如果没有食品援助就只能走向死亡；一个山区的失学儿童没有社会的帮助就永远也念不完小学；等等。但是，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难道一个人不应该为他自己负责吗？的确，如果一个人完全被社会所照顾起来，他本人可能会失去许多东西，如创造激情、自尊等等。然而，一个失去了能力的人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一个失学儿童不仅仅是失去了就学的权利，而且失去了进行有赖于读写能力的决策的能力；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成年人无法避免疾病的折磨，因此也失去了为他自己和别人做事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需要自由。所以，要求社会支持以扩展人们的自由的理由可以看作是要求而不是反对个人责任的理由。” (pp. 284)
既然我们要求社会的承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可能是社会如何分配个体自由，毕竟，一个人自由的增加就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自由的减少。因此，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森总结了四点意见。第一，个体自由是衡量社会成就的主要指标，这是他在本书所表达的主要观点。第二，个体自由观点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有一些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比如，更平等的自由和提高所有人的自由之间就可能是不相容的。但是，不同于其它公正理论，森并不想为此提供一个单一的评判原则，比如象功利主义那样最大化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第三，关于一个社会的公正的标准需要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开讨论，因此，保证公开讨论的基本政治权利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最后，以基本自由为目标的发展观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能动的一面，而不是仅仅把人看作是发展的成果的被动接受者。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森, 2000，中译本）一书中提出人的“能动”（agency）的一面，并在本书中继续使用这个词。森是在agency这个词的古义上使用它的，意指人是一个能够思考和参与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收的客体。发展的自由观强调对人的能力的培养，意义在于提高人进行主动参与的能动性。森在这里提醒我们，尽管增加个体自由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将对一部分人的帮助看作是对他们的施舍，或者更直接地将他们看作是无行为能力的被动接受者，为他们安排他们的生活选择。“拒绝一个孩子接受基本教育或一个病人接受基本医疗的机会是社会责任的失误，但是，如何利用教育和健康则只能是由个人自己来决定。” (pp. 288) 显然，森在这里既不赞成诺齐克的保守主义的最小国家观点，也不赞成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这使得他再次和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吉登斯）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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