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三个观点确实厉害！！

1,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为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不是正确的。


2,迄今为止，经济学界，没有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而马克思却是把它们区分开来的。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现代经济学最高明、最科学之处。

3,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融合的尝试都必然是失败的！
现就以上对楼主予以回应：
一，经济学是“广义——狭义——总体”的学科构建活动，我们的新近分析在这里：

7楼 xuguw   发表于 2017-3-2 20:49:59 |只看作者 karst 发表于 2017-3-2 20:08 感谢版主的分享 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_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_许光伟.pdf [size=0.83em]2017-3-7 11:26:48 上传 下载次数: 0 [设置售价] 本文说明： （1）“生产力科学”和“生产关系科学”整体属于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工作关系；（2）“中间地带”的理论科学是为了防止把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分析误识为“生产力的本体”；（3）从根本上看，“生产力理论科学”对于总体理论科学具有研究上的最终隶属性，并工作服从于生产关系范畴建构。总之，政治经济学遵循“广义→狭义→总体”生长运动规律，遂遵循一致化的学科方法。

二，马克思如何统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分析”是重要之处。


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予以交代，例如我们的设帖：


谈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生学方法

[handshake]

三，
所谓学科建设，指的是下列路径的学术研讨活动：

中国将要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体系


中国将要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体系暨政治经济学开篇词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

我们完全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能够相融合的任何理论。

但是，作为连续的色谱，中间有很多的过渡带，有种种联系桥梁，有方法论的沟通。。。


重要的是，这两个同样是针对资本主义对象的体系何以这样截然对立？？？

这就涉及到楼主所言：“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根源或深层次问题”

楼主好象是既不了解现代经济学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

而且也不了解真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现代经济学的十大基础都来自马克思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本文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6-，男，江苏丹阳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和比较制度分析。联系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 ；电话：（020）84111007，13539936545； Email: zhufq@mail.sysu.edu.cn。
[1] 霍奇逊（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
[2] 转引自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6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6页。
[4] 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0页。
[5] 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6]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页。
[7]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8]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9]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10]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1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12] 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6页。
[1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21页。
[14]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页。
[15] 维塞尔：《自然价值》，陈国庆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106页。
[16] Sismondi J.L., 1965, P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1847), Reprint, New York: A.M.Kelly, P.115.
[17] 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7年4月。
[18]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2-303页。


大约180年前，李斯特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古典经济学就写道：“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上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也是大家所希望的。”[18]李斯特的忠告可以更好地适用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市场而贬斥组织，热衷于构建封闭环境的理性行为模型，乃至由此来构建逻辑化市场；但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它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构建之物，社会秩序以及市场行为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自动生成的结果。因此，现代经济学就面临着如何向传统回归的问题，这就要求重新回到组织的研究上，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来创新构建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原理，从而真正成为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