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经济学家如何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一   【人民网】

中国经济学家如何冲击诺贝尔奖

国家图书馆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中一     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被称为当代经济学的“王冠”。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由行长艾斯伯林倡议设立的，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每年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颁发。至今已有40多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获此殊荣。     这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多仍活跃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和讲坛上，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他们用聪慧的大脑、艰辛劳作的双手，创一种学说，耕一片原野，领一代风骚，成为经济学之巅的巨人。他们所创立的学说，代表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与发展趋势，对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经济运行及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写进了经济学历史，而且写进了人类文化史，写进了经济发展史，也写进了青年学子的教科书。在现代经济发展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全球性的。     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争取     实现诺贝尔经济学奖“零的突破”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想。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ZF决策和社会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程凝聚着一批经济学家的心血，他们的思想、学术及观点，已经或正在不断地由“精神变物质”。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困扰着。     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模式。     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作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引发了中国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谜”，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     重视发展经济学研究，     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目标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大客观要素。中国经济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揉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本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政策性理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外来科学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模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方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经济学时就曾指出：“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他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目前，与国际经济学“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的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有了相当的积累，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家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基地，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比如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国家外国专家局有必要每年出面邀请90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     “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应避免其副作用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的话，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经济学所揭示的是经济关系内的本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     4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因此，“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中国经济学家应从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成果中汲取有益的内容，借鉴其中某些共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这些共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不能因为他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和发展的，就与我们无关了，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而无须认真加以学习和掌握。     如经济学的数学化。中国经济学家应当重视运用数学工具表述和论证经济理论，并注意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以往多数著作只注重文字说明，缺乏数理分析，没有数量上的论证。提出的主张也只有方向性意见，而没有具体的“剂量”，可操作性不强。相比之下，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三分之一以上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经济学的实用化。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相关。即使是从事抽象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对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无意义。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各种现实问题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不能脱离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单纯地就经济谈经济。     再如经济学的实证化。中国经济学家在开拓性研究的理解上往往局限于一种新观点的提出，至于这种新观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却常常不予深究。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涉及到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只停留在各种观点的提出上，而应该对这些新观点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成为能够推动经济学进步的重大成果。这样才可以发现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使经济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中国质量万里行》 (2000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