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是否升值，是由市场决定，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美元泛滥成灾的条件下，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实质上就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变异形态。由于投资美国国债的必然亏损性质，如果不将超过市场所需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美元投资就将变得更为被动。大规模的使用美元投资石油和矿产资源，同样是人民币升值的变异形态。所谓人民币升值，就贸易来说，是恢复人民币的市场常态。需要防范的是非贸易方式的金融投机。除了美元以外，各主要货币由于通用性的不足，还不能成为金融投机的有效载体。事实上，除了保护本国经济性质的货币贬值的金融方式以外，美元以外的各主要货币，并不采用通过金融方式获取投机利益，货币性质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比如说，欧元的产生只是保护经济发展不受外来干涉，并非是以侵占他人利益为目的。人民币升值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用美元贬值的方式进行人民币的升值。主要目的是通过美元贬值，转移各主要货币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美元贬值，各主要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同步升值。将G7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化为G6和人民币升值的共同压力。由于美元贬值是泛滥所致，只能带来对各国经济的破坏，必然遭到各国的反对。美元泛滥，也必将因其公然侵占他人经济利益，而被人们所排斥和抛弃。二，限制和打击金融投机。1，对贸易性质的货币汇兑，在保障安全和便捷的服务基础上，审核和限定其汇兑额度，只为非金融投机贸易提供优质服务。用对贸易单位的供给式的现代金融服务，将货币的金融投机弱化。2，对于金融交易，采用非杠杆交易，既保证市场贸易的自由，又限制投机性的大规模交易扰乱金融秩序。3，对金融交易额度进行限制，大额交易需申报。4，采用金融对冲机制，发现市场有投机和炒作的异动现象并将引发金融动荡时，用货币对冲的方式进行反投机平抑。三，对国家战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行业或部门，不允许外资控股或进入，保障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安全和稳定。市场经济的其他行业或领域，按市场规则正常运行。四，人民币升值将淘汰落后产业和行业，贸然升值将产生社会矛盾和隐患。通过内需的先行拉动，引导市场变化和发展方向，使人民币升值产生的市场压力有序、有效的向市场动力转化。

人民币有序、有效的升值是以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和快速发展为前提的，同时将带来两种效应：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投资的持续增长，通过投资效益的回报和利率上升，必然引发国际资本流向中国。中国的内需拉动，将使中国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和最佳投资区域。围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这一趋势，由中国制订市场运行规则和标准的时机随之到来。限制和打击投机资本，鼓励和引导国际资本向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升级和国际市场的先进行业领域开进。通过创造有序、有效的既与国际市场接轨又富有中国创新和特色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使中国既能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又能同时吸引和容纳国际先进人才和资本进行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以中国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心的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社会发展新格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将因为外力的助推而得以加速运行。二，人民币有序、有效的升值既是中国经济良好运行的货币价值体现，又是人民币建立货币信誉、扩大国际影响、稳定国际贸易秩序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并将最终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的市场历史进程的必然承载所在。站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全面和发展的高度来看，人民币有序、有效升值的过程，也正是人民币走向世界和向国际通用货币进军的发展过程。人民币走向世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是为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服务；从防范的意义上说，是避免人民币在中国过度集中，形成货币投资和投机隐患，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不利。人民币走向世界，条件已经具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握进入的准确、迅速和大规模这三大要素。根据中国金融企业的实力，结合金融服务的特点和外部市场进入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选择在市场上已经成熟，但是在金融领域还未广泛采用的经营方式——建金融超市，以金融超市的方式进入国外金融市场。

中国的金融企业，通过实践成长，市值和赢利水平都位于世界的前列。但是，其国际化网络覆盖率并不能与其在国际金融企业中的地位相匹配。这一是说明中国的金融企业具有本土的成功经验，二是对外的市场开拓，准备和经验的不足。中国的金融企业走向世界，必须经过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扩张。金融超市，是将国内金融企业进行资本运作，使之成为内部产权明晰、经营管理统一，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走向国际化市场道路的企业。金融超市走向世界，一是在试点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国内金融企业分担风险，二是成功经验共享，三是扩张的后备力量雄厚，四是解决国内企业独立不能实现的国际化扩张。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准确、迅速和大规模的三个要素，通过金融超市的运作方式，都可以得到满足。在国际金融市场，从企业的经营角度看，单纯的赢利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在非本土条件下经营，困难将会更大。中国的金融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站得住，立得稳，必须是以人民币的市场支撑为金融服务的基础和主要特色。在金融服务站稳市场的基础上，再逐步形成以人民币结合当地本币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逐步形成人民币与当地本币的结算体系。人民币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一是为本国和国际经贸的稳定服务，二是为中国企业和个人在国外市场的金融配套服务。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可采用战略布局与在中国企业市场活跃地区相结合的进入方式，一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长远目标服务，二是为进入国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和个人服务。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于中国内需拉动和人民币增长的前提条件，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增长成为市场必然，所以，对于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国门，既是人民币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要。对于人民币来说，第一，不是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而是如何有序、有效升值的问题；第二，不是中国金融企业走不走出去的问题，而是如何走得准确、迅速和大规模的问题。只有在充分了解全球经济运行和各主要货币的性质和作用的基础上，在危局中发现和把握机遇，才能通过中国经济主动和创造性的运行和发展，将外在的压力转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动力，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局势下的大逆转。

公有制与私有制。1949年建国后，采用了公私合营及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国家工业基础由此建立，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为低下。较为单一的公有制下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和国企改制的私有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私有经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和低水平市场运作及竞争的方式，同样使私有制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2009年，在经历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相对单一的运行后，国家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我国已经具备了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运行的经验积累和客观认识。一种能够将公有制与私有制有机结合，并能相互促进和发展，较能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新的经济体制，可能在我国率先产生。判断一种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一是通过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的提高，它的集中表现就是计划经济及国有化水平；二是看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它集中表现在商品品种的丰富和商品的高品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形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强调以公有制的经济形式为主体，不应将公、私以利益所有的形式进行界定，而应当将公、私以利益获取的方式进行界定，否则，形式化的公有制又将重蹈覆辙，反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首先，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利益形式上看，公有制经济是公众利益的集中表现，私有制经济是公众利益的具体表现。公有制经济既是公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最终又必将通过公众个体利益的实现来表达。从形式上看，公有和私有的本质，既都是公有，也都是私有。从社会的公众利益来看，政府是公众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统称公务员。从公务员的利益获得方式看，通过公务工作而获得的收益属于个人，但其个人收益属于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表现；反之，公务员通过侵占公众利益所得收益，就不能属于公有制经济，只能称其为将公有利益私有化。从私有经济来看，通过履行社会的公共义务，依法纳税，尊重私有企业雇用员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在保障社会利益和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私有利益的获得属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制，是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和特殊表现；反之，私有经济不履行公共义务，以偷逃税和欺压雇用员工的方式，通过侵占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安定所获得的利益，同样是侵占公众和社会利益，将公有利益私有化。公有需要制度保护，公有制基础上的私有经济同样需要制度保护。公有制与私有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公有制是私有制的集中表现，私有制是公有制的具体和特殊表现。能够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公有制与私有制，都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需要和被保护的；不能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公有制与私有制，都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需要改进的。对于所有制的先进性，依重的不是在于它的形式，而是它在于的运行方式。

公有化与私有化。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核心是制度，是对所有权的制度保护。公有与私有是有机的统一体，不能也不宜硬性地分割。只要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遵从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公有和私有都受制度保护。公有和私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河水不犯井水。公有化与私有化带有人为的意识和倾向。不论是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是形式化的行为表现。不论是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是公有和私有利益相互倾轧的行为和意识的极端表现。公有化表现为极端的统一性，抹杀了个体的创造性；私有化表现为极端的自由性，破坏了整体的共同性。在经济领域，公有化和私有化都是国民经济的杀手。就象经济运行的通涨与通缩和人体的高温与低温一样，任何一种极端，都是对正常运行秩序的破坏。只有保持事物有机的完整和统一，全面、长远和深刻地认识公有与私有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才能使共和的公有和私有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共同促进因素，又成为和谐社会的共同组成部分。

93# 龙之珠

回复龙之珠兄，这些天一直在学习，没有时间上论坛，很欣慰的看到你还在这个帖子上。我这几天看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其中有一段话，似乎解释了你的看法。下面我引用给你看：

    “我可以举一个基本的例子。在经济学上，那大有名堂的需求定律说：假若一样物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对那物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价格是可以观察到的，但需求量却非事实！需求量是指消费者在欲望上的需求，是抽象之物。所以，需求定律的本身是不可能用事实验证的。然而，这定律在经济学上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低能之辈，往往以市场的成交量作需求量。这是错得离谱的。高手的处理方法则大为不同。他们会说：假若需求定律是对的话，那么依照逻辑推理，在某一种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而「甲」与「乙」均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这就是本身不可以被验证的需求定律所推出来的可以被验证的含意）。假若「乙」的不发生却有「甲」的发生，那么需求定律就大有问题——或需要附加其它情况，或算是被事实推翻了。假若「非乙」就一定「非甲」，那么需求定律就算是有用途，解释了「甲」与「乙」的规律。
    是的，这样的推论及验证可以搞得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科学上的美。需求定律的惊人解释力，在这本书内我会不厌其详地示范的。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这里要申述的，是附加的情况可多可少，千变万化。在科学方法上，附加的情况叫作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有时我们可以说，假若「甲」与「乙」的出现，或「甲」或「乙」的出现，会导致「丙」的出现。我们又或可以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与「丙」的出现，或「乙」或「丙」的出现。这些可变的观察（variables）可多可少，可以同时出现，或在几个或多个可能的观察上，其中之一或二或三会出现。这些都符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的规格。但无论验证时所牵涉的现象怎样多，一个限制是必需的。
上述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理念，与传统上大谈均衡理论的经济学者所用的不同。我认为在基础上他们是错了的。经济学传统上所说的「均衡」，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物理学的均衡，是指一个钟摆在止动时会停在中间，或一只鸡蛋在地上滚动后达到了一个不动的静止点，又或是一件不停的物体进入了一条轨道，有了规律。这种「均衡」是一些现象，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经济学的「均衡」是另一回事。例如，经济学者说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的相交点是均衡点。但世上没有需求曲线或供应曲线——这些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工具。那是说，没有经济学者，这些概念不会存在。同样，经济学上所说的「均衡」或「非均衡」也只是概念，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不是现象或事实，是不可以观察到的。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高斯（R. H. Coase）和我从温哥华驾车到西雅图，在两个多小时的旅程中他和我辩论关于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他认为「均衡」与「非均衡」皆是空中楼阁，是废物，应该取缔。我同意空中楼阁的观点，但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在经济学上既然那样流行，作为概念我倒可以挽救一下。
我向高斯指出「非均衡」可以解作因为被推断的现象没有限制，理论就缺少了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而「均衡」则是指因为有限制而达到可以验证的理论。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无限制」与「有限制」的区别了。高斯当时同意这阐释可以挽救在经济学上应该是废物的「均衡」与「非均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明白而又同意这理念的经济学者，似乎不及两掌之数。
    抽象的理论，本身不能被事实验证。抽象的理论要有解释力，就必须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一个或多个含意。可验证的含意，是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而含意中的附加条件及现象的推断，可以很多，而又可以用肯定的「与」字或不肯定的「或」字来联系，但不可以是无限的。当然，肯定的「与」比不肯定的「或」强，有较大的解释力，而抽象的推理及验证的含意越简单，就越有说服力。天才的科学家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化得令人折服。”

回126楼——法律经济学的偷窥者。谢谢你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的引用，也拜读了。为了便于理解，只用一条曲线，就可以表示出西经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将需求曲线垂直上下移动，在移动后的需求曲线上找出平衡点，将各个平衡点进行连接，就得出供给曲线。在供给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存在一个需求曲线。所有曲线都是市场运行的表达，如果对市场缺乏准确和熟练地把握，从曲线中找不出答案。对于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我们可以肯定他的逻辑分析能力。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看，张五常并不懂经济。若是高谈阔论，张五常并非弱手；若是从事或指导市场和经济运行，也就是个凡夫。

市场没有出清啊同学

你所说的供给与需求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上面的每一点反映了一定价格下成交量的大小，也反映了一定价格下需求量的大小，但是没有反应一定价格下供给量的大小，没有反映一定价格下供给者的意愿

___“一定价格下供给者的意愿”。问题的结症就是出在这里。对于需求而言，也是因人而异。例如，剃须刀是成年男子的用品，需求群体相对一定。以吉列牌剃须刀为例。价格为20元/把。由于成年男子的消费能力不同，能消费20元/把吉列牌剃须刀的消费者使用量为100（单位）。提高价格至30元/把，消费者使用量为70（单位）。降低价格至10元/把，销量（消费者使用量）为135（单位）。厂家的意愿是赢利，利润=销量X差价—固定成本。通过价格调整（价格由厂家制订），发现在20元/把的定价利润最大。最终，定价为20元/把。20元/把是厂家的求利意愿的最大实现。对于“一定价格下供给者的意愿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只要存在能够被厂家接受的差价，厂家的意愿是不停地生产。只要有差价，供给的意愿都是无限大。因为你目前还是学生或是学者，所以把供给者想象的非常理智。与牛顿的一个例子一样——牛顿养了一只猫和一条狗。为了它们进出，牛顿在墙底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洞。小洞给猫用，大洞给狗用。最后，牛顿发现猫和狗都从大洞进出，连自己都笑了。如果对我的回答不满意，那么，如果你是供应商，市场的价格有利，你愿意供应多少？或者，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供应商，只要价格合理，供应商的意愿是多少？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供应商会反问：你要多少？——祝你能有所收获。

从“德新海”号被劫持，看国际贸易的市场基础——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首先对市场稳定的基础条件，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需求的结构层次看，第一，最为基础的是基本（生存）需求。即人们维持基本生命活动的物质条件保障。在基本（生存）需求实现后，安定需求，即人们抵御外界自然或人为侵害，以及社会内部侵害，寻求生活安全和稳定的基本条件。例如，军队、法律系统、民政工作等等，成为社会安定的必须。市场需求是在基本需求和安定需求的基础上，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商品交换所满足的需求。从需求的结构层次看，索马里海盗并非凭空而来。由于索马里连年内战，生产和生活秩序被破坏，民不聊生，所以，为了生存，海盗自然而生。作为索马里政府，只要海盗不伤害国内百姓，又能为百姓带来财富，既无力，也无心去干涉和管理。从需求的结构层次看，是生存需求不能稳定，从而产生了索马里海盗。“德新海”号被劫持，从本质上看，是国际贸易的国际社会安定秩序被破坏，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市场基础被动摇。由于索马里是主权国家，其社会安定不受外来干涉。对于“德新海”号被劫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是在打击海盗的同时，不能侵犯索马里主权；二是在国际贸易的开展的同时，要保障国际贸易的社会安定基础，为本国的对外贸易服务。中国已经派出了护航编队，但是航行安全与航行时间和成本的增长形成矛盾。让航行安全与航行时间和成本的市场接轨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德新海”号被劫持，中国提出国际联合护航的建议，并且得到各国广泛地响应，但是，已成“亡羊补牢”之举。“德新海”号被劫持，共产生了三个问题：1，如何面对和根除索马里海盗；2，如何将护航与航行的市场要求相结合，做到安全与高效并存；3，如何解救被劫持的“德新海”号及船员。

1，如何面对和根除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海盗活动的频繁和猖獗，一是索马里内乱，经济基础被破坏，百姓被生活所迫而导致。从经济角度看，是经济基础被破坏，需要重建经济基础，恢复工农业生产。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社会和谐被打破，必须平定内乱；二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的频繁和猖獗，破坏了中国以及国际航运的安全。中国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的安定基础被破坏，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以及相关的市场运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并根除索马里海盗，既是索马里社会安定和经济基础稳定国际人道主义支援的需要，又是中国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和贸易地位而言，通过中国积极面对索马里海盗频繁和猖獗的国际社会和国际贸易形势，倡导并联合国际社会的团结和进步力量，着手解决索马里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安定问题，从源头上消除索马里海盗滋生的土壤，在根本上保证国际贸易的航运畅通。由中国倡导并主持根除索马里海盗，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国际联合行动，一是国际社会和国际贸易秩序安定的共同需要；二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主动参与国际事物，促进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的需要；三是展示中国治国方略，在处理共同国际事物中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若要从根本上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并成为倡导者和主持者，中国应当先行一步。通过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索马里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现状，为其恢复社会安定和生产秩序的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索马里毕竟是主权国家，只有在其自愿维护社会安定和恢复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对其实施帮助。在索马里本国政府需要和支持，并且方式方法基本可行的前期准备就绪后，中国就可以倡导并联合国际社会积极和进步的力量，开展针对根除索马里海盗的深入和全面的策略实施。只要前期准备充分，方式方法的论证可靠，中国模式必定主持和主导整个策略实施。对索马里的帮助和支持，仍然是坚持中国处理国际和外交事物的“五项原则”，只有在索马里社会安定的基础上，才能开展临时性的物质救助和长期自我生产的技术支持。在索马里社会趋于安定，生产恢复，国际救助和技术支持逐步开展后，在索马里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联合国际社会，对索马里海盗进行向平民转化和采取武力威慑打击并举的根除索马里海盗的联合行动。如果索马里政府不予配合，或者从短期现实效应看，既不侵犯索马里主权，又要保障国际贸易的航行安全，只能采取武装保护的自我防御措施。与根除索马里海盗的策略相比，武装保护只是现实需要，属于自我保护的中等策略。

2，如何将护航与航行的市场要求相结合，做到安全与高效并存——护航是维护中国国际贸易社会安定的需要。社会安定是市场经济开展的基础，社会安定无法保障，市场经济难以开展。护航有三个主要问题；1，打击索马里海盗牵涉到索马里主权问题，打击海盗事小，侵犯主权事大。护航只能以积极防御为主，限制了武装打击海盗的手段。再者，即使抓住了海盗，也不便处理，往往是将其放掉。海盗人数有增无减，是护航的难度逐步增长的客观存在；2，由于处在国际社会，社会安定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可实现。仅凭中国自己的护航力量，是难以独立完成的。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协调和联合护航是符合维护国际航运的现实和共同需要的。存在的问题是联合护航能否协调，以及在协调所需要达成共识和磨合的时间内，商船被劫持的隐患依然存在；3，护航编队在保障安全的工作上，一是护航效率高，二是能够做到万无一失，但是对商船航行的时间效率难以兼顾。根据海盗的小股和游击的实力和特点，采用在商船上直接护航的方式，可做到商船航行安全与效率的兼顾。根据军事网友上传的资料看，三十年前，我国就直接采用在国际贸易的商船上船员和装备军事化的自我护航形式，效果是海盗见了中国商船就跑。原因是海盗从装备和军事素养上都较我国商船逊色，一经交手，必定是落败而归。武装护航，能够做到使海盗望而生畏和望而却步，但是，却不能使海盗被消除。海盗的威胁只要存在，武装保卫难免百密一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所以说，使用武器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有武器却没有用武之地，才是公众需要的社会安定局面。

我个人认为你对经济学里的“需求”、“供给”、“需求量”、“供给量”的概念并没有搞清楚。所谓的需求，必须得满足两个要求，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那么供给亦是如此。而至于“需求量”与“成交量”的不同，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一书，最好先搞清楚概念，这是做理论的基础。

——回134楼。对于需求的含义，我们是共同的。需求必须得满足两个要求，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没有必要看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一书，经济的实践和事实会告诉我们一切。需求量通过成交量实现，需求量用成交量表现是量化分析和判断的需要。如果脱离经济分析和判断的需要，需求量一是容易与需要量混淆，二是不能定量，更不能通过成交量的变化分析和判断经济运行状态和变化趋势。经济的运行和变化，固然有着一定的规律，但是，往往是实践和事实在不断打破我们的思维定式和纠正我们的思想不足。在经济运行和变化当中，不断调整我们的思维和观察，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思想和思维更加符合实际。无论我们对经济思考的方式方法和对经济运行变化的判断如何，经济的运行和变化并不受我们思考和判断的影响，仍然按照经济自己的规律和方式运行变化。所谓成熟的经济思想，只是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和归纳总结，在发现和掌握经济运行和变化的基本规律后，通过经济的具体运行和变化，适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经济运行的思路和方向，为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可靠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社会复杂多变的市场条件下，经济的运行和变化形式没有常态，往往是新形式的不断出现。成熟的经济思想，就是要在新的经济变化形式下，找出其不变的规律和本质，然后认清经济运行和变化的新形式，找出在新的经济形式和方式下的顺应经济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经济平稳和快速的发展方式和道路。对于134楼的同学，能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如果需求量不通过成交量表示和体现，如何将需求量及其变化进行定量，并做定量分析和判断？如果不用成交量，用什么指标表示需求量及其变化？如果缺乏成交量配合的经济分析，什么样的学说能够成为发现并掌握经济运行及其变化规律，既产生于实践又高于并指实践，既能从实践中来，又能回到实践中去，历经实践和事实检验，颠扑不破而历久弥新的经济科学？

上接133楼。3，如何解救被劫持的“德新海”号及船员。——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解救工作开展之前，要对索马里海盗进行仔细分析和准确定位。第一，索马里海盗产生与国内战乱。战乱不休，海盗不止。第二，除了小部分人以海盗为业，大部分海盗成员来自于贫民。劫持过程中，一般不发生正面的激烈冲突。海盗的装备较为简陋，水平较低。第三，劫持成功后，对人质不予主动伤害，直接索要赎金。没有政治目的及宗教或种族冲突。第四，如果不能主动和积极的遏制索马里海盗的增长势头，一旦海盗抢劫行为积重难返，将海盗转化为平民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困难。在索马里海盗活动频繁和猖獗的航线，国际贸易的航运工作的开展将永无宁日。

我方营救力量的分析和定位：1，我国政府，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代表。主要在两国政府之间、国际联合和战略指导方向上进行策略性营救。2，军队，是保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执行力量和代表。主要表现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比犯人。”是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3，企业业主，业主是财物被劫持方，对财物和人质的感受最为切实。从地位来说，正是海盗索取赎金的直接对象。综合双方的具体形势和特点，营救工作开展的定位应是：政府战略指导下，以武装力量为保卫支持的，业主以谈判和支付赎金方式完成营救工作。由于政府和军队的地位和工作性质不同，如果直接与海盗谈判是降低身份，会出现谈判未开，已输三分的不利形势。所以，我方谈判的代表，在形式必须是以业主出面，在成份上不能局限于业主，必须是我方综合实力的表现。不宜直接采用武力解救，是因为劫持已经发生，我方在策略上已经失误。在策略上，我方的积极和主观努力应表现为不使劫持发生，而不是在劫持发生后的被动施救。正如孙子兵法所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尽管是我方商船被劫持，营救的方式方法既要切实而具体，又要侧重不再发生商船被劫持和分化瓦解海盗、使海盗不再产生的，战略与策略并举的综合应对方式。总之，保障我国国际贸易的航运安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缺乏国家和政府的战略指导和军队的武装保护，而仅凭市场经济的私有化运营方式，除了拿赎金换回暂时的安全之外，无形中培养并壮大了海盗的力量，只能使国际贸易的航运市场，进入饮鸩止渴式的市场恶性循环。

从“德新海”号被劫持，看我国市场经济基础——百姓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条件不能具备，政策和体制就无从谈起。1978年，小岗村的18户村民是以按血手印的方式进行包产到户的。对于小岗村18户村民来说，挨饿是死，犯法也是死。最终的选择是，宁可被杀头，也不能被饿死。小岗村18户村民包产到户的行为，既是敢为天下先的自发行为，也是政策和体制的无奈作为。对于政策和体制的制订和执行者来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局面，使管理和控制难以实施，社会安定的局面被破坏。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诈骗、盗窃、抢劫乃至“黑社会”形式的经济性质的犯罪，将危害社会安定和经济运行秩序。用强制和教育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生的全面和基本的保障是社会安定的物质基础。百姓在生存和接受教育及管理之间进行选择时，生存是第一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古人对物质和文明之间基本关系的朴素认识。每个人都有保护生命的基本权利和意识，并非他人意志能所转移。从保护和爱护生命的角度看，即使是对索马里海盗，也应采取即时打击与长期安抚相结合的综合应对方式。不论是索马里、中国，还是世界各国，只要是百姓的生活没有安定，任何治理和社会安定都难以实现。所以说，全民基本的生活保障是社会安定和国家政策体制贯彻执行的基础。再好的社会理想和再高的治理水平，脱离了百姓生活安定的基础，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具备之后，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仍然难以自行运转，还需要面临和消除自然和人为侵害的威胁。以团队方式抵御自然和人为的侵害，建立和建全社会安定的保障部门和体系，维护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安定，成为人们保持社会生活和生产安定的必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与防御自然和社会危害的共同运行条件下，“先避害，然后求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科学总结。只有社会内部的稳定和安全，才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安定下的社会发展和进步，犹如我们只能是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才能有所作为的道理一样，一个内部紊乱的社会或机体，若想有所发展和作为，是难以持续的。在人们生存需求基本实现后，社会的安定需求就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政府、军队、公安、武警、交警、稽查，法律、医疗、教育、民政等等机构、部门和体系的建立健全，都是社会安定需求实现的必要和具体的形式内容的表现。公务员，公共事业单位人员是从事社会安定工作人员的统一称谓。与市场经济的经济收入方式不同的是，公务员以及公共事业单位人员的经济收入，一是来自与岗位，即取决于岗位和能力；二是来自于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即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步。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进步是衡量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唯一标准。没有经济发展的社会安定是短期的和表面的；没有社会安定的经济发展是不稳定和难以持续的。如果我们考核社会安定工作的成绩，就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主要参考指标；如果我们考核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绩，社会安定工作的进步同样将成为主要的参考指标。从社会发展的实践和历史来看，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论是社会安定，还是经济发展，都难以特立独行。

分析要分清外生条件和内生变量。

__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以2009年房地产的市场变化进行应用举例：2009年初，房地产进入萧条时期。在国家房贷利息下降的政策带动下，需求一定，房价（相对）下降，销量上升（内生变量）。在投机较为活跃的一线城市，二手房的销售率先启动，原因是二手房的价格较低。在需求一定时，房价较低，销量较大（内生变量）。二手房供应不足，形成需求一定时，商品量下降，价格上涨（内生变量）。在追涨的消费和投机作用下，需求（买入）量增加，形成需求增长时的价量齐升（外生变量）。近期，形成了价升量跌的态势，用价值规律分析，说明需求相对不变，市场已经见到了顶部，何时下行未可得知，难以上行的趋势却已然清晰（内生变量）。在城市商业或生活的中心地段，由于房地产供应量不可能再增加或必然逐步减少，即使需求下降，价格仍然具有未来的上涨空间，使需求下降能被商品量减少对冲。在房地产可增量地区，只要供应量增长，房价必然下跌（内生变量）。如果出现投机出逃，在杀跌的作用下，需求下降，供应量增长，会出现价量齐跌的市场特定反映（外生变量）

上接139楼。为什么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我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动力的认识，多数是停留在社会化专业分工的表面形式。实质上，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中，蕴涵着客观无为的优越分配方式。由于分配方式的无为和客观性，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自发动力。市场经济的从业人员是通过社会购买的形式实现销售利益的。其利益获得或分配是由商品的社会客观性所决定。符合市场运动规律的商业工作会获得较高的市场经济利益回报。资本的增加和市场再投入，使得对市场经济利益实现的更大的追求，客观的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市场经济从业人员的经济收入由市场的社会客观认同而支付和分配。由于分配的客观性，符合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市场工作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在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市场从业人员的主观努力必须与市场的客观规律相符合，才能获得较高收益。就是说，由于市场经济工作专业技术性的客观存在，只能有一部分人获得较高的市场经济收益。贫富悬殊是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被破坏，将在社会内部或外部发生对经济利益的侵犯，所以，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必须用税收的方式来维护百姓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同步，形成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国强民富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安定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内容和形式的表现，也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来看，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需要用制度加以共同规范和保护的对象。不论是公有制侵犯私有制，还是私有制侵犯公有制，都是对社会和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破坏。不论是哪一种制度，都是需要人为的主观制订和执行，只有主观的人为与客观规律相接近和符合，才能将主观的人为转化为客观的无为。无为的社会利益分配，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社会制度的制订和执行，为社会安定和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保障。无为的客观社会制度的制订和执行保障，将同样为社会和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有所作为注入强大的动力。

在基本生存需求、安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社会实现中，基本生存需求的实现来自于自身努力结合社会保障，需求实现的利益要求较低。小富即安，对社会的作用力不大，也不主动；市场需求的实现是通过商品自愿交换的方式实现，需求实现的利益要求较大。在更大利益的主动追逐下，客观上积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安定需求面对的是社会和谐、全面发展的问题。安定需求得以实现，生存需求和市场需求通过社会保障和自发运行就可以自然实现。要解决社会和谐、全面发展的问题，关键就是解决社会安定的问题。社会安定通过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社会管理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的制订的科学性和制度的执行水平。在制度的制订上遵从社会事物的基本规律，在社会管理上把握准确、迅速和有力的基本要素，实现社会安定，对于制度的制订和执行的队伍来说，只要认真对待，并非难事。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只有社会的安定，才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是，社会安定却并非易事，往往是社会混乱的时期要较长于社会安定时期。究其原因，是制度的制订和执行必定是由人来完成。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既拥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又具有个人或群体的工作主观性。当社会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超越制度以及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必将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产生阻碍的作用和影响。社会管理的最高权利机关只存在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就是自身混乱。所以，对于最高权利机关不可实施管理，这既是管理自身的局限性所在，也是管理自身解不开的一个死结。对于最高权力机关，不论是在哪一个管理领域，解决方法只有一个：自律。对于各级社会安定的管理者或公共事业的工作者，自律同样是在道德品质层面上的自我表现。除了制度的外部约束力之外，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修养才是社会管理者和公共事业工作者不犯主观错误的根本方法。法治的社会必然会带来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我们不能仅仅沉醉于GDP的表面增长，而应当看到我国的领海和领土还在遭受着邻国的侵犯，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完全保卫自己。在国际海域，由于护航出现盲区，我国商船被劫持，客观地说明了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家的强大为基础。市场经济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不会出现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只有解决社会安定和全面发展的问题，才能客观的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问题。

如何看待中钢协进口铁矿石的谈判前景——中钢协的上一轮铁矿石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在这次新一轮谈判开始前，中钢协主张建立以“三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谈判模式。“三项原则”一是进口铁矿石结算周期从1月1日到12月31日；二是坚持长期协议量价互动，量大应价优；三是统一价格，确定了长期协议的供货商就不允许再向中国企业出售两个价格的铁矿石。我们将谈判双方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加以分析，结合双方的谈判方式，可以对这次的谈判前景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从铁矿石三巨头的方面看，其联合是为了造成相对垄断，避免自相竞价造成利益损失。在形式上，向欧佩克靠陇。三巨头利益攸关，结构紧密。由于是企业联合，从决策到执行都是一体化，在谈判组织过程中，其行动的准确、迅速和有力的三个执行要素都可以充分发挥。在实际谈判过程中，三巨头只是坚持价格，并未发生其它枝节。可以说，中钢协的对手是谙熟市场的老练的商业对手。他们在避免内部竞争的同时，还对中国市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依据供需关系制订价格。可以说，在谈判的一开始，三巨头已经做到了“知己知彼”。自然，在中钢协仓促组织的谈判代表面前，三巨头取得的是以虞待不虞者的胜的必然结果。第一次铁矿时谈判，中钢协由于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组织，在谈判中，被国内不同渠道的铁矿石进口和不断上涨的价格所扰乱。在第一轮铁矿石的进口谈判中，中钢协在组织中自乱阵角，与其说是谈判未果，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谈判破裂的结果是谈判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但是结果的产生应与中钢协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钢协的谈判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有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1978——1992，中国完成了对市场经济强大发展动力的认识过程。市场经济在1992年后全面放开；1992——2008，中国完成了对市场经济较为全面的认识。政府开始倡导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发展方式。中钢协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共同形势下，直接被推到了谈判桌上。由于中钢协自身组织形式和结构的限制，使得中钢协在谈判伊始，就处在外困内扰的不利形势之下。中钢协是一个行业协会，起着了解行业企业和国家政策，制订行业发展规范，结合市场变化，在政府、行业和企业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上传下达的作用。其功能是服务性的，起着在政府、行业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就协会的职能来说，既非行政主体，又非经营主体。因此，在谈判桌前，由于主体职能缺位，中钢协的代表地位首先受到了来自国内企业的动摇。究其原因，中钢协成为谈判代表的过程和方式明显表现出行政行为，而并非市场行为。可以说中钢协表现了国家和政府整体利益的意图，但是在组织上缺乏基础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得到各个贸易和生产企业的授权。国家和政府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中钢协的作用是将国家和政府的意图转达给企业，并与企业协调谈判的组织形式和结构。谈判的主体不应是中钢协，而应是通过中钢协协调组织的企业代表机构。企业代表机构具有主体形式，结构通过内部协调和行政指导完成。只要是以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为原则，只要结构合理，方式可行，就可用行政方式配合，组建谈判机构。中钢协除非是企业授权，其定位应发挥行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仲裁的职能作用。否则，企业利益与行业和国家利益如果发生冲突，将缺乏沟通和缓和的余地。即使是中钢协代表行业企业谈判，在第一次谈判破裂的局势下，只能是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谈判的结果对中钢协并不产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尽管有企业代表参与工作，但是，从中钢协的谈判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并结合谈判的方式方法来看，中钢协的谈判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倾向于采用行政性质而非市场性质的谈判方式。当一种行政习惯方式与市场方式的谈判开始后，话不投机可能会贯穿于谈判过程的始终。对于谈判前景，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如果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就要考虑变换为市场方式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的历程。用将近15年的时间对市场经济的活力产生了直观的认识；用三十年的时间对市场经济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和综合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三十年长足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我国对市场经济认识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是我国三十年改革方对市场经济主导思想的主要表现。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实践和事实，在不断的修正和调整我国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主导思想。反而不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主导思想在指导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在不断前进的同时，社会经济矛盾的不断暴露。在社会经济矛盾不断暴露和不断调整解决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前进和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主导思想的主要表现。由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安定和百姓生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对市场经济、社会安定和百姓生活缺乏综合、系统和全面理解和认识的条件下，“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成为政策的制订和执行难以顺畅的困扰所在。中钢协成为铁矿石进口谈判的主体形式，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特色——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替代市场竞争的方式。这是国情，也是向市场经济正常秩序过渡的必然过程。从谈判的具体进步意义来看，国内铁矿石进口在第一轮谈判的过程中完成了统一和集中。除非是行政手段才能如此迅速，如果是通过协调再达成共识的市场方式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只要把行政手段作为向市场经济方式认识不足时的权宜之计，还是有着市场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现实意义的。行政方式在市场经济领域内的作用，毕竟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行事，所以，在局部和短期内是有效和有着进步意义的，长期必将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阻碍。从现阶段国际市场看，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表现为一枝独秀。除了政府的财政和货币等政策作用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使用行政方式限制金融开放，使我国的金融体系没有遭到破坏和打击；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方式替代市场方式较为普遍，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被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国际贸易的开展也同样受到制约。在我国，行政与市场相辅相成已有成功经验，这在以后予以详细讨论。就目前中钢协的铁矿石谈判而言，由于对手采用的是市场方式，用市场方式解决市场问题，为行业企业服务，应是谈判的方式和结果所在。在以中钢协为谈判形式的既定条件下，转换内部主体结构，在形成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基础上，以商战对商战的形式制订谈判策略和方式。将行政方式转换为市场方式，在充分运用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指导思想下制订策略，用积极主动的市场运作配合取得谈判的有利条件。在先行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下，再开展对我方有利的谈判，正所谓胜兵先胜然后求战。根据谈判双方的形势分析，结合市场规律，铁矿石的进口谈判，如果应对得当，应在几个回合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国内谈判代表机构的组建，需要经过两个组织过程。一是国内企业铁矿石进口价格的统一问题。由于生产规模的差异，规模较大的企业相对于小企业的进口价格较低，在竞争中具有成本优势。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企业联合，在采购总量增大的条件下，降低全部企业的进口原料成本。国内企业的差异被产业优势冲销，对每一个企业都带来利益。脱离联合采购体系，反而对企业不利。采购结构的调整只要方向正确，通过沟通和行政并举的方式生效；在机构的构成上，应通过竟标的方式选拔具有谈判水平和实力的企业或社会人员，组建谈判代表机构，建立权益和监理机制。在谈判代表的实力和水平要求上，一定是要符合企业利益和市场运作规律，否则，谈判机构的非市场化组建和运作，将对谈判的进行和结果产生偏离企业市场需要的负面影响。如果操作失误，反而会出现联合不如分散的市场倒退。从供需关系来看，三巨头占全球供应量的70%，不论谈判是否成功，都必须或多或少的购买三巨头的原料。价格是根据市场供需关系，也包含人为炒作而形成和变化的。中国是买方，相对量大而且集中；三巨头是卖方，也是相对量大而且集中。双方势均力敌，不存在相对优势。三巨头通过控制销量，可以较为主动的掌控价格。对于我方来说，谈判的过程就是要将价格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谈判不成，只能转向全球采购。如果三巨头控制产量，根据价值规律，需求一定时，商品量减少，价格上升。三巨头具备炒作的实际能力和水平，通过铁矿石全球价格的上涨，来说明其谈判出价的合理性。对于三巨头来说，不论谈判成功与否，铁矿石价格上涨都在其意料之中。在第一回合的谈判中，我方由于缺乏原料储备，对外需求不能调节，除了谈判破裂之外，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价格略为降低而已。第一回合谈判的结果是在谈判形势不利的条件下形成的，与市场形势有着直接关系，当然也存在策略不足的因素。从供需关系的调节和控制手段来看，我方谈判第一步是要做到达成协议，价格要略低于其他客户。协议达成的意义，在于价格随即将进入我方调控的程序。我国铁矿石需求量占全球的50%，全部投向三巨头。由于是长协价，不对现货市场产生影响。在现货市场，由于主要采购方——中国的需求为0，根据价值规律，商品量一定时，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现货市场价格一跌，我方进口价格相对较高，我方利益受损。由于利益受损，为我方下一轮谈判的价格造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对我方有利的条件来看，一是主动创造有利的价格形势，将谈判价格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要寻找有利时机，用孤立一方，团结两方的方式，分化瓦解三巨头，使其孤立无援，便于各个击破。总之，对于谈判的双方来说，在对立中合作，在矛盾中统一是谈判的内在实质，谈判的主动权是以商战促合作的有力武器。只抱着合作的愿望而缺乏实际的运作能力，以及人为操纵市场，缺乏对市场合作的服务态度，都是在市场上难以长久存在的。

拜读～～～藏龙卧虎啊

山西煤矿重组——产业结构调整的经典之作。2009年的山西煤矿重组，由于是在改革开放的第31个年头进行并基本完成的，可以说，其重组的意义完全超出了重组工作的本身。从重组的时间看，是小岗村包产到户三十年后又一个三十年的第一年；从重组的结构和形式变化看，是将分散的经营进行集中，是“包产到户”式的经营结构和方式向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结构和方式的变革。其意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市场革命。小岗村解决的是百姓个人温饱的问题；山西煤矿重组解决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和致富的问题。山西煤矿重组正处于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特殊市场背景之下。尽管山西煤矿重组面临和解决的是山西煤矿多年的历史积累问题，但是，在无意中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产业升级和革命，开辟了成功的道路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山西煤矿开采的市场运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粗放式运行和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说，如果山西煤矿重组能够取得成功和实效，就是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寻找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必将能在吸收和总结山西煤矿重组实践经验并进行创造和发挥的条件下，得以合理、有序和大规模的展开。

山西煤矿重组前，面临的开采市场是处于自由和无序的状态。国营、民营以及个体经营等各种经营方式共同存在。由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回采率往往低于20%，造成2—4倍的矿产资源被浪费；而规模企业的回采率达到70%以上。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在获得自有利益的同时，要以国家和社会利益2—4倍的损失为代价。再加上装备落后，资金薄弱和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矿难事故十倍于规模企业，可以说，规模较小的企业直接成为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杀手。山西煤矿重组是对煤矿开采市场经济的一次政策治理，或者说是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即政治。政治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利益的管理保障手段，可以说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规则和方向。由于煤改的政策出台的标准是市场规模性质，属于市场标准，所以，以“国进民退”来评价还是有失公允的。从形式上来看，是由政府指定的几个大型国企进行分区的兼并和重组。实质上政府指令只能下达给国企，下达给民企反倒是超出职能了。从内容和结构上看，是规模经营取代分散经营，是规模效应的市场需要。只要是有利于规模效应，民营企业的兼并和重组同样受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对于被兼并或重组的小规模经营的企业，可选择入股或选择政府补偿后退出的两种方式。矛盾的焦点在于企业认为补偿过低。由于煤矿是国家所有，企业只有开采权，政府只是对开采权，而并非是根据煤矿储量进行补偿，所以，在理解上有分歧；其次，对设备等投入的评估，由于是低级投入，难以适应规模经营的需要，只能是根据规模经营的需要进行评估，的确会大幅低于实际投入。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通过入股获得企业升级后的长期市场回报，是被兼并或重组企业的较为明智的选择。在兼并和重组中，原规模经营的企业占古51%以上，实质上就是要通过控股方式直接淘汰落后的经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