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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的观点是激进的,也是我所同意的。
中国最缺乏的是一信托责任,而信托责任的建立并不是市场所能为的,特别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通过严刑峻法来使人们树立信托责任的意识,只要有了信托责任意识,就可以解决国企问题。
这就是郎在澳大利亚和上海反复讲的。
其实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问题,从古到近,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