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二：煤炭——整体VS局部、长远VS眼前

在本世纪前半期，原煤仍是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主角。表1（见A3版）为各领域消费煤炭的份额及其变化。

工业是煤炭的最大用户，1980年占71.87%，到2007年升至94.83%。其他领域所占份额微不足道，而且所占份额明显萎缩，有的甚至绝对值也呈现负增长。可见，煤炭战略主要应着眼于工业需求。

在工业中，煤炭主要用于发电。上世纪80年代，发电用煤占整个煤炭消费总量的20%左右，占工业用煤量的30%以下；在2022年后，发电占到用煤量的50%左右（见图10，A3版）。另一方面，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其中几乎全是煤电。可见在我国电—煤高度相关。而在各类能源消费中，电的行业、领域分布是最平均的，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环节都直接依赖于电能供应。

煤炭的第二、三大用户为炼焦和钢铁工业，而其中的焦炭85%用于钢铁工业，两项合计，钢铁工业占煤炭消耗量的17%左右。而钢铁是工业、建筑业的基础材料。

可见，我国经济中煤是首要的战略资源，中国能源战略的主体就是煤炭战略。从这个视角观察，煤炭资源的勘探、管理，煤的生产、分配、运输、使用，煤炭领域的科研都是战略性的问题。一旦这个环节出问题，其影响就是全局性的，甚至是致命的。

回顾60年来我们的煤炭行业，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1949年9月，我国设立燃料工业部，下设石油管理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力管理总局和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其目的是为工业化保障能源供应，以改变农业国的地位。当时，煤炭占我国能源供应的90% 以上，煤炭行业完全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运行，所有的煤炭生产任务都由国有企业承担。企业的建设与发展基本上依赖国家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定价完全遵从政府计划。

1955年7月国家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分设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煤炭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由独立的部门管理。

此后相关部门分分合合，一段时间看重煤炭化工原料的地位，放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一段时间又看重其能源的地位，放在国家能源部，1993年再次成立煤炭工业部。然而从1998年开始，煤炭工业部降格为煤炭工业局，又逐步演化为现在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至此，煤炭领域已经没有一个从全局出发的专职管理机构。

煤炭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它的直接用户高度集中于火电与炼钢，而这两个行业又高度影响整个经济系统。对中国经济而言，说它们是个“战略铁三角”并不过分。保障它们理性、高效、协调、可持续地运行，对中国经济是基础性的问题。

这样的行业特征需要从整体出发的责任能力，需要高度的预见能力，需要与发电和钢铁行业紧密的配合协调。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恰恰是所谓“市场化”方向难以实现的。而过去30年，市场化、私有化却是煤炭行业“改革”的主流。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利润极大化导向的改革、“有水快流”的行业政策，极大地刺激了资本的积累和产能的扩张。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煤炭行业发展迅猛，截止到1997年底，我国共有大小矿井6.4万处，其中6.1万处为小矿井，接近总数的94%。煤炭领域开始成为“煤老板”这一“社会新阶层”的温床。此后他们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富可敌国”，也给社会公众留下了“为富不仁”的强烈印象。在百度上搜索“煤老板”一词，能找到898万条信息，其中的内容足可以写一部绘声绘色的长篇小说。

与资产性收入剧增对应的则是工资性收入的相对萎缩，这一态势很快就导致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危机：1996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煤炭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00年，图3显示，1997年后，煤炭消费量连年下滑。整个煤炭行业一片愁云惨雾，我国国有大型煤矿经营举步维艰。

为应对这一态势，1998年3月，煤炭工业部被降格为国家煤炭工业局，归国家经贸委管理，同时将重点煤矿下放给各地方政府。一年多以后，1999年12月，国家煤炭工业局再次更名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意味着“安全监察”成为其主要职能。然而，自1999年“安全监察局”出现以来，矿难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已经到了令国人麻木的地步。同时，已经市场化的煤炭与仍在垄断体制下的电，矛盾日益尖锐，并在2007年的雪灾中全面暴露。

作为参照物，不妨对比一下烟草业。从对国计民生的战略意义而言，烟草无论如何不能与煤炭相比。而烟草至今是国企垄断。放弃煤炭而死抓烟草，表明对当时而言，抓税收远比抓战略性行业、战略性资源重要。从资源禀赋看，我国能源极为紧缺，相比之下，煤是最宽裕的，这决定了煤在我国一家独大的地位将保持相当长的时期。

2007年11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发布了《煤炭产业政策》，开始调整过去的主流方向。但理智而清晰的战略，只能建立在客观而深入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事实上，煤炭、发电、炼钢构成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应在什么机制下运行，靠什么体制管理，需要有全局视角的研究，而不是任由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来驱动，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局部的理性往往导致全局的非理性。

难题三：石油——社会机动性困境

2007年石油消费的41.13% 为工业，33.62%为交通运输，两者共计74.75%，是石油消费的主体。石化工业为现代经济提供众多的基础原材料，交通运输业则是社会机动性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运输业所占份额在1980年仅为10.41%，20余年来增长迅速，从趋势看2010年将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用户（见图11，A3版）。

然而，石油的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之需（见图12）。200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警告：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

自1990年以后，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迅速增加（见图13，A3版）。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当年的德国就是前车之鉴。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然而德国的能源高度依赖煤炭，占总能源的90%，而石油大约仅占5%。与我们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极为相似。德国的石油供应主要依赖从罗马尼亚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鲁登道夫指出：

“罗马尼亚石油乃重中之重，但很不幸，罗马尼亚的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不足以改变德国石油短缺的整体局面。”

其后的希特勒清晰地认识到实现机动化对德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早在因慕尼黑政变身陷囹圄之时，他就提出兴建连接全国的高速公路，并让汽车在普通百姓中普及。这一构想的遗产，就是著名的汽车品牌“大众”。

希特勒的这一构想相当深刻，人与物的流动半径对社会性质的影响极大。深山中的物资，如果不能远距离流动，往往就只能沦为废弃物。一个终生没去过县城的人与每月都在天上飞的人，其视野完全不同，而国民素质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

机动化的德国需要液体燃料驱动，而石油高度依赖进口，极大地限制了德国的战略选择空间。二次大战初期，德军在西线进展顺利，整个西欧大陆已经匍匐在其脚下，唯有英伦三岛还在苦苦支撑，只要再坚持一下，打垮英国，德国西线就不再面临有组织的抵抗力量了。但这时希特勒突然转向东方，令很多军人不解。顺利攻入苏联后，将领们将莫斯科作为首要目标，而希特勒的目标是占领巴库和其他高加索油田。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写道：

“在经济领域中，希特勒的目标是石油。夺取高加索油田甚至比攻克莫斯科更加重要！对希特勒来说，石油是工业时代和经济力量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战争机器的血液！”

正是石油造成的约束，使德国的战略不得不悖于军事规律，成为其战败的原因之一。正是看准了石油造成的约束，美国驻欧洲的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命令：“当前美国战略空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断绝敌方武装部队的石油供应。”随之开始对德国合成燃料工业目标进行经常性的空袭。

德国军备和生产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

“敌军已经在我们最薄弱的要害之一进行攻击。如果他们此时坚持这样做，我们很快就不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燃料生产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对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那样麻木不仁！”（以上见丹尼尔·耶金《石油风云》）

德国、日本在二战后被修理成美国的小喽罗，充分显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石油依赖进口的战略风险。

中国的工业化比德国更晚，当我们需要大量进口石油时，全球石油资源事实上已经被列强瓜分殆尽。中国的公司无论走到哪里，都面对着警惕的目光，西方主流媒体则利用一切理论、口实来诬陷中国，从“气候变化”到“普世价值”都是他们的武器，似乎完全忘了当初他们是怎样开着军舰闯进中国，强售鸦片甚至杀人放火的。

与西方列强讲道德毫无意义，关键是我们自己如何应对这一战略局面。

逻辑上，第一层次的选择是：是否压制中国对机动性的需求，比如更多地依赖本地资源，更多地依赖信息流动，而非人与物的流动？

第二层次的选择是：在社会机动性方面，如何根据资源约束探索自己的道路？

第三个层次的选择是：能否倚赖科学与技术突破，开发更多新的液体能源？

如果上述三个层次的选择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就只剩下第四个层次的选择：开拓、保护海外石油供应，为此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不惜与威胁我石油进口的任何势力一战。

所有这些层次的选择，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笔者孤陋寡闻，尚未见到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所见者是上世纪90年代，大建高速公路，敞开大门，让外资在中国大力发展汽车工业，使中国回到当初“万国汽车博览会”的年代。从能源战略的角度看，这无异于绑架了我国的外交与军事战略。

难题四：水电——鱼与熊掌

水电是个争论激烈且伤感情的话题，争论双方言辞之尖酸刻薄令人印象深刻。从能源战略的角度看，关键在于水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和开发水电需付出的代价。前已提到，根据水力资源复查结果，水电的“经济可开发”发电量相当于每年7.67亿吨标准煤。相比于2007年23.5亿吨标准煤的一次能源生产，这是个很有限的量。但水电的产能理论上没有萎缩的问题，图8显示的趋势提示我们，当前主角——煤的产量将不可避免地萎缩；由于不存在耗竭问题，水电的产能虽然不大，它在传统能源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将超过原油，甚至超过原煤，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员。

然而水电开发的代价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中国的水能资源高度集中于川西藏东高山峡谷地区，进入本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跑马圈水”造成了广泛的社会、生态、安全隐患，瀑布沟事件就是社会隐患的一个严重警讯。

在2009年3月底召开的第345次香山科学会议上，陆佑楣院士透露：这次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投资，水电没拿到一分钱。

2009年6月，环保部称，由于“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准入条件”，决定“从即日起在完成科学论证和各项整改措施前，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环保部暂停审批华能华电集团所有建设项目》 2009年6月12日《新京报》）

看来政府已经对水电开发的代价和现行水电开发机制的弊端有所警觉。客观上看，中国的水能资源应该得到开发，对水电在能源生产结构过渡期间的作用应有足够的认识。

最近，陆佑楣院士对水电开发提出了意见，其中涉及战略层面问题概述如下：

一、加强前期工作，保持足量的前期工作储备。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的水电工程每年投产1000万千瓦以上，把上世纪积存的前期工作储备逐渐用完，已经出现前期工作周期过短、投入力量不足、设计质量下降、研究论证不到位、决策程序模糊等问题，造成工程建设走弯路，不能健康有序地建设，快速发展难以为继，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决策过程阶段）需要完成流域规划的复核，全面的地质调查、社会调查、生态环境调查，市场分析预测，规划设计，地质勘探，设计方案，科学试验，可行性和必要性论证，最终的决策审批程序。要坚决防止先开工再审批，出现边设计、边施工、边勘探的“三边”现象，坚决阻止“跑马圈水”现象。

二、高度重视水库移民工作。

要改变给库区移民“后扶持”的补偿概念，将其转变成自然资源经开发后形成的社会财富合理分配、有关群体共享的机制。

把水电开发与水库移民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库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走“先移民后工程”的道路，认真作好移民规划。

三、高度重视水能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开发利用水能资源的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质和大气，保护植被，真正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四、高度重视地质构造、地震灾害以及工程地质问题对水能资源开发的影响。

从流域规划时就要避开和尽可能远离板块断裂带，绝对不能将坝址选在断裂带上。要做充分的地质勘测工作；选择坝型时尽可能选择抗震性能好的坝型，如堆石坝和各种类型的混凝土坝；设计中考虑足够的抗震能力，数学和物理模型并举，并作破坏性的试验和复核；要把“不溃坝”作为绝对目标。

五、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增加技术储备。

我国尚未开发的水能资源都集中在西南地区流域的上中游，坝高都达到世界顶级水平的200米～300米，国外和国内在技术上的储备都是不够的，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只有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培养更多的高坝技术人才，才能迎接挑战性工程的建设。

六、提高水资源综合调度的能力，才能充分利用水能资源。

提高气象水情预测技术，延长预见期和数值准确度，充分利用来水的自然规律，进行合理的调度，以满足全流域的居民生活用水、城镇供水、农业用水、防洪减灾、能源利用发电用水、通航用水以及鱼类生态环境用水等要求，实现最有效的利用。对每一条河流要建立信息数据网络系统，从体制和机制上协调综合调度能力，以达到充分利用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目标。

（据陆佑楣《充分利用、有序开发水能资源》《科学时报》2009年8月10日整理）

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水资源开发中的战略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陆佑楣院士关于“水资源综合调度”的思考极为重要，中国不但能源缺乏，水资源更缺乏，对待水需要更为综合性的战略思考。

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客观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有通畅的对话机制，让不同学科、不同群体的声音充分表达出来，另一方面需要有站在全局立场的研究、判断、决策机制，这里的“全局”不是指位高、权重、势大，而是指对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负责，对历史负责，而非对某个利益集团负责，更不是自觉不自觉地被海外势力摆弄。

思考

现有的传统能源生产结构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方面至少在未来半个世纪它依然是我们能源生产的主体，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只能靠它拖曳；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必须形成新的能源生产结构，以弥补传统结构萎缩造成的缺口。

因此，从整体上合理安排传统能源生产，尽量提高能源生产与利用的效率，延长传统能源结构的服务时间，为形成新的能源生产结构赢得回旋余地，就成了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而过去30年，在能源领域的主导政策是“市场化”，是“有水快流”。这样的主导政策能够有效地激发资本的逐利动机，却无助于从全局立场上进行战略性研究与管理。受制于体制因素，我们缺乏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弱政府，强企业”，各自为政的现象早已为人诟病。当初酝酿“大部制”改革时，“能源部”呼声很高，而最后却是不了了之。对这种有局部无全局的体制，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感叹道：

“以此次南方雪灾为例，一次自然灾害，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工业灾难，最后，我们看到的全部是英雄，在风雪中战天斗地，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门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从自身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能源供给的系统危机，有什么经验此后可以吸取。不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是不是等待下一次天灾中涌现更多的‘英雄’”？（《聚焦大部制：能源部为何“意外出局”》200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

从目前的态势看，即使没有“下一次天灾”，“能源供给的系统危机”恐怕也难以避免，所不确定者，时间而已。

我国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程度正在快速上升，在半个世纪之内，很可能上升到相当高的地步。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状态。

对我国的能源对外依赖性是否应该进行总量管理？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对外交与军事力量有何要求？对社会经济体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有何要求？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需要有务实、负责任的研究，并最终落实到政策选择和实际运行上。

能源问题，国运所系，不可不察。

（因版面原因，略去图表中数据来源）

作者：本报首席评论员 王中宇 来源：《科学时报》 (2009-9-2 A4 观察)

不错的文章，能源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对煤炭资源量的估计可能悲观了一些，中国北方是北半球“煤带”的一部分，以前的勘探不足，特别是中蒙边界和新疆。另外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的煤炭开发对我国的煤炭消费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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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没有耐心看完。。。

感谢楼主的精心搜集和整理资料，谢谢！

学习了，尤其是最后一段对水资源的论述。

原文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