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草根的自发实践，竟然与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所强调的工业区的作用取得了精准的一致：当大批关键的生产者集中在同一区域时，个体小企业就能分享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支付的公共资源，并且“交易的秘密已不成为秘密，就像空气一样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与现代出口加工区不同的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新型纺织区的这种生产模式背后的经济发展逻辑主要是进口替代而非出口导向，即“为国内市场生产产品，其目的是为了取代大量涌入中国并有可能吞噬中国经济的进口产品”。那么，为什么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后续发展并未采取出口导向策略？是什么条件的改变使我们在1978年后不得不采用未有先例的出口导向策略？如今是否还存在允许中小企业、本土企业生存、腾挪与发展的隙缝和空间？八十年前高阳等地的经济实践，无疑会给今日的我们留下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今生：被割裂的商业传统

如果从对企业家个体和企业的微观角度看，那些把新技术与新的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大胆投资开创新企业的高阳早期乡村工业企业家们，尽管并不是熊彼特的企业家传统学说中所指的创新者，却堪称资源的关键组织者。先辈的成功产生了一种企业家文化“高阳人说，当地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于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自己企业的老板，有记录显示，几千名个人都曾投资建立独立的作坊或商号”。顾琳教授提出，高阳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些定义模糊的文化特征结合的产物，而是当地商业和工业体系历史发展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正是高阳商帮全体成员的利益基点———信用，才支撑起高阳的同乡关系网络，并使私人企业在20世纪初期与末期都能以三种几乎全然相同的方式得到发展：获取必要的原料与销售网络；提供新技术知识培训；提供市场资料和信息。

遗憾的是，正如顾琳教授在书中所说，“上个世纪中国曾经采取的三种政治体制(帝制、共和、社会主义)对小规模工业几乎都没有提供过正式的保护”。外侮内战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缺位自是给小规模企业带来劫难。在和平时期，民国的高阳商会也只能讽刺般地利用“传统政治习惯乃至帝制时的官方语言，而非创建一个具有民主表达特征以与政府政策对抗的独立空间”。

当代高阳的个体企业在缺乏代表自己利益的独立商会乃至缺少整个地方竞争性精英阶层时，不得不单独与政府谈判。在时代巨变面前，商海中得心应手的私营企业更是只能脆弱不堪、束手就缚。1954年至1955年间“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进取型的政府”以指令形式直接干涉纺织产品的选型，“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高阳灵活生产的策略经验，标志着乡村纺织灭亡的开始”；还剥夺高阳的技术人才，强迫他们转移到大城市的新纺织厂工作，哪怕是进步的企业家也被没收了私人工厂。我们不得不发问：我们是如何被割裂了商业传统、荒废了商业智慧、浪费了商业价值？问题或许不难回答，但却会使我们的嘴唇与内心变得异常沉重与疲惫。

加里·汉密尔顿在追溯中国商业制度发展的历史时下了“中国商业环境的特征是有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和一个相当弱质的政府”的判断，在三十年前的破晓时分，我们发现现实与之全然相反。吊诡的是，他的推论“这个政府很少关心去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来治理经济”与书中所述三十年来的发展却分毫不差。但无论在这片古老土地的哪个角落，当代的中国企业都必然或隐或现地承继了让昔日企业家在困苦中成长的精神遗产；无论是方显廷、费孝通等学者指出的“以农村工业化为基础的各种发展模式”，抑或是日本学者杉原熏教授强调的“独特的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发展道路”，也都能在高阳可以替代“城市集中的大生产模式”的乡村工业化历史中找到影影绰绰的相似之处。

当代中国管理理念和商业智慧的开掘与提炼，固然应注意与域外的对接和扬弃，更应重视吸收、接续、延伸与拓展传统性、地区性、民间性的本土资源。当整体的大历史裂解为分化多元的小历史，中国乡村工业的前世今生分明告诉我们，改革年代的我们最需要的或许并非不破不立，而是回首与重拾。

                                                                                                                                                                       （文章来自《南方都市报》）

对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依然是没有理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