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主要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接到了监管主管部门的窗口指导意见，严禁月末突击放贷，违者将会受到应有处罚。监管层对信贷的潜在控制引发了股市微妙的变化，导致上证指数从3478点下挫到2667点。
7、8月以来，监管部门陆续强化“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银行业风险指标监控，我们赞同这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防范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审慎监管所需要的。当前有部分观点将监管部门针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监控手段，错误归纳进入货币政策“微调”范畴，其实是混淆了回归“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微调”(即结构性调整)与金融业自身的系统性防范各自不同的目标诉求。
实际上，决策层似乎意识到“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和投资拉动型财政政策组合”是不可持续，因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还尚待启动，中国经济企稳的根基并不稳定。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清醒地指出，“一些短期政策的效应逐步递减，中长期政策见效尚需时日”。
当经济面临的是结构性失衡造成的总需求下滑时，单纯的凯恩斯主义就无法解决问题，除非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严格搭配”结构调整政策。这意味着，扩张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恐怕缺一不可，而且必须以结构调整为核心，扩张政策服务于结构调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存在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而消费严重不足、投资高增长难以持续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需的萎缩，加剧了经济结构性矛盾爆发的速度，也暴露出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上的延误所带来的更大困境。然而，中共十七大拟定的“统筹兼顾”、“和谐发展”、“促进民生”对中国经济应该怎样转型，其实给出了有战略上的持久指导。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转型的节奏、方式和阵脚，但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十七大拟定的战略轨道上来。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关决策管理层面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表述，已经从“保增长、保民生、调结构”回归到“保民生、保增长、调结构”上来。保民生作为国家发展大计中的第一位目标，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于保增长、调结构而言，二者都很重要，而只有以调结构为核心的保增长，那么我们所能实现的增长才是真实、可持续的。
具体至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就是以“调结构”为核心，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力，有“保”有“压”，并且对需要“保”的居民消费(多数人收入)和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产业，给予大规模和大力度的扩张性支援。
即将于9月份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是影响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经济走势的重要会议。如果能以“保民生、保增长、调结构”为指导，大胆改革、推进投资领域改革，在金融、电信、电力等国有垄断性(不包括军工、传统能源这类牵涉国家安全的)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将迅速提升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势能。在消费和收入增长方面，改革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把目前农民征地补偿不足地价20%的补偿规定进一步较大幅度地调高，那么将为农村消费带来长久的增长动力……这些政策将对中国经济“扎实而长远”的发展提供巨大的能量和充足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