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产生递增收益的两条根本途径 汪丁丁
为什么网络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规模收益递增呢？如果‘网络’只是一种虚拟的组织，它怎么会使得每个人的平均收益随着它的规模增长而增长呢？严格地说，网络，不管它怎么发达，毕竟只是‘交往手段’，它不必定带来随规模递增的平均收益，它能够产生递增收益当且仅当它能够被人们有效地运用。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说清楚收益递增的两个根本原因：（1
）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2
）创新机会的扩张。这两个原因都是亚当.
斯密在《原富》第一册里面讨论过的，即当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度和广度增加时，劳动生产率（对斯密而言就是“平均收益”）随之增长；而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带来创新机会的增长，后者促进新工具的设计和推广。这导致进一步的分工与专业化，…
这一‘收入与分工’共生演化的过程后来被扬格（A.Young
在任皇家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叫做“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
）”。
从这两个根本原因出发，人类交往手段的进步－－－马车、火车、航空、电讯、万维网、…
，之所以产生了收益递增现象，不外是由于这些交往手段促进了（1
）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或者（2
）促进了创新机会的发展。换句话说，存在这样的可能：先进的交往手段与落后的社会经济机制无法相适应，从而无法使平均收益随交往规模的扩张而递增。
让我首先给出我理解的‘分工与专业化’导致收益递增的原因。必须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对经济学而言，这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因为斯密和扬格在他们各自的上引著作中只对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及人均收入）的提高作了说明，却没有给出严格的证明。经济学进入‘新古典时代’以后，由于‘收益递增’不被主流经济学接纳，所以，对它的成因的研究也就不重要了。这一局面到了 1990
年代开始改变，随着网络经济现象的崛起，主流经济学不可能继续无视规模收益递增现象。那么经济学家到今天为止给出过任何关于‘分工与专业化导致递增收益’的解释吗？就我的阅读所及，答案是否定的（读者不妨在网上检索“increasing returns economics
”或翻阅一下各种经济学教科书，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类解释）。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必须把‘收益递增原理’放置于实证研究的成果上。这一实证的基础是德国心理学派领袖埃宾浩斯（H. Ebbinghaus
）在1885
年著作（《记忆》）中发表的所谓“遗忘曲线”，见图一。
埃宾浩斯报告说，如果从被试人第一次接受信号刺激的时刻开始计时并转移其对信号的注意力，那么随着注意力从记忆对象缺席的时间的延长，就有图一所描述的‘遗忘曲线’：记忆内容被遗忘的量呈‘边际递减’－－－每一时间单位内新增加的遗忘量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如图一所示，即便时间趋于无穷，也仍然有些内容留存在记忆中永不遗忘。据此，德国心理学派的传统看法之一是：人的大脑从来不会遗忘，所谓‘遗忘’其实是一时检索不出来。
图一意味着，如亚当.
斯密指出过的，从一个工作转换到另一工作会防碍工人对材料和技术的熟悉过程，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一位制针大师如果不服从分工的话，他在一天之内充其量能够打造的别针也绝不会比一个18
人的制针合作团队平均每人每天打造的别针多。事实上，后者的劳动生产率是前者的几百倍。分工是为了使每个人都专注于一项工作上，从而注意力不会发生转移。‘专业化’等价于图一中没有‘注意力缺席’的情况，即注意力随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从长期记忆中检索出所需要的信息，这表现为人们所说的“专家经验”。
不难论证，如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论证过的，一切生产成本最终可以转换为‘劳动’和‘土地’这两种要素（‘资本’是中间产品）。同样不难论证的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收益应当表现为单位产品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节约，人们用‘劳动生产率’（而不用‘土地生产率’）来近似这一经济效果。
于是，图一所刻划的曲线，在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下可以理解为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时间随着注意力缺席的减少而下降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经济学从心理学及行为学经典成果中能够借鉴的最重要原理之一（仅次于神经生理学的韦伯定律－－－神经反射强度随单位时间内刺激强度的增加而边际递减－－－“边际效用递减”）。
既然专业化可以不断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为什么在以劳动为核心要素的现代生产中人们不把专业化过程推行到极端呢？贝克尔（G. Becker
）等人在1992
年哈佛大学经济系学刊（QJE
）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的结论是：分工及专业化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的限制，因此存在一个有限的均衡的分工与专业化程度，这一均衡由协调成本与专业化的好处在边际上的相等来定义（见图二的上图）。
在图二的上图中，D
是分工与专业化的边际收益曲线，向下倾斜；S1
与S2
是分工与专业化的边际协调成本，如贝克尔所论证，向上倾斜。这是因为，当参与分工的人数按比例增长时，人际交往的总次数按指数增长，故协调分工的人均费用以高于人数增长的比例增长。这样，S
曲线与D
曲线的交点决定了最优的专业化程度及分工协调成本。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分工的协调成本（在合适的制度中），这相当于图二上图中的边际成本曲线从S1
移动到S2
。相应地，协调成本从P1
降低到P2
，使得均衡的专业化程度从K1
增加到K2
。互联网作为人际交往手段的这一‘协调成本’效应是它实现规模收益递增的根本途径之一，这一点从图二的下图看得很清楚。那里的横坐标与上图是一致的，而纵坐标表示产品的平均成本（而不再是分工的协调成本），AC
是对应于不同专业化程度的平均成本曲线，它是从图一的学习（遗忘）曲线推导出来的。当专业化程度从K1
增加到K2
时，产品的平均成本从a
下降到b
。
现在讨论互联网用以产生规模收益递增的另一根本途径－－－促进创新，这是目前所谓‘新经济’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首先，图一所表现的‘学习/
遗忘’曲线在这里被重新理解为交往学习曲线。这是两位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的创造，他们论证说，新的经济是关于“体验”的经济，在这一经济中，企业沿‘学习曲线’降低平均成本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企业在与客户的交往反馈中获得关于产品的新体验和改善产品的新观念，而所谓‘平均成本’在‘体验’经济中主要表现为‘使用产品的客户的痛苦程度’，这一痛苦程度随企业与客户交往的密切程度而降低，这就是图三所示的内容（参见页84
－88
，Joseph Pine and James Gilmore,
《The Experience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9
）。
以图三的经验曲线为基础，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企业与客户交往的密切程度决定了产品平均成本在AC
曲线上的位置？我的解释是：交往的密切程度决定了企业创新机会的广度，后者决定了产品的平均成本。
关于创新的‘伴随条件’，我在另一篇论文中有详细的文献综述（参见汪丁丁，“新观念的生产过程”，《经济研究》或《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即将发表）。概括而言，创新获得成功的概率P
与创新者关于创新所涉及的‘体验’的广度E
和深度D
成正比关系。所谓‘广度’就是说创新者围绕新观念所积累的体验的范围，这一范围越广阔，创新所能获得的启发（联想）和借鉴（经验）就越丰富，与同样一个创新者在狭小体验范围内所获得的启发和借鉴相比，前者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概率。所谓‘深度’，是指创新者关于创新所涉及的体验的深刻程度。越是深刻的体验，越有助于创新者理解和把握所创造的新观念的内涵。深刻的体验往往必须是主体的直接体验，而不能是别人转达的‘间接体验’。
基于上面简述的创新的‘伴随条件’，我在这里用图四刻划创新成功的概率与体验的广度及深度之间的关系。显然，与客户的密切交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企业创新者‘间接体验’的广度，而较少增加其‘直接体验’的深度。这反映在图四中就是作为体验的广度和深度的函数的概率P
＝P
（E1
，D1
）（曲面上的红色圆点）距离平面E
比较近，而距离平面D
比较远。但是在广度拓展的意义上，与客户交往的密度仍然极大地增加了创新成功的概率。
这样，我们可以把图三中的平均成本曲线AC
理解为创新成功概率P
的函数，即
,
,
,
,
而这里体验的广度E
又与企业与客户的交往密度成正比。因此，图三的下降的AC
应当被理解为是这样一条因果链的结果：企业与客户交往的密度增加导致企业创新人员的间接体验的广度拓展，后者导致创新成功的概率增加，而创新成功的概率越高，平均而言客户从使用产品所遭受的痛苦就越小（这里所说的‘创新’是改善服务的渐进型创新）。
互联网作为人际交往手段显然可以极大地拓展人际交往的广度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深度（在合适的制度中），尤其是对企业而言，基于数据库和互联网的 ‘客户关系管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改善企业效率的途径之一了（参见Keyur Patel and Mary McCarth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Essentials of e-Business Leadership
》，McGraw Hill
，2000
）。
我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可以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可以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我还没有讨论的是在什么样的‘合适的制度中’互联网的上述可能性才转变为现实性。其实这一合适的制度说白了就是‘竞争’，是制度所许可的自由竞争的程度。经济学家通常是不讨论制度问题的，因为他们假设制度不成为‘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一假设很成问题。我们不妨用特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对那里经济的自由竞争的压抑程度来衡量互联网作为交往手段可能产生递增收益的程度。当然，如何衡量制度对自由竞争的压抑程度，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就眼下的需要而言，我们不妨借助想象，即‘想象中的压抑程度’，来描述互联网的（基于收益递增效应的）潜在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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