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是历代圣贤孜孜追求之理想。然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并未因历史车轮前进而渐行渐近，相反，芸芸众生发现在城市高耸的水泥结构中拥有一方立锥之地逾加艰难，需要穷其一生的努力乃至动员整个家族的力量。房不再仅仅是人们籍以生活的场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跃居为人生活的终极目标。天下熙熙皆为房来，天下攘攘皆为房往。房成为人们心灵的枷锁，成为人们自由的束缚，故流传房奴一说。试问当今青年，又有几人不为房所奴？
    高启的房价不仅成为制约民生之根本，也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前面的一个栅栏。住房支出耗尽了人们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在此背景下政府刺激消费的任何举措都显得苍白。住房首先本该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消费品，但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先富阶层（工厂主、煤窑主、铁矿主等炒房团）和房产商借以牟取暴利的玩物，他们借助信贷资金掌控市场定价权，操纵推高房价，并联合绑架银行及背后的国家。中央政府担心房价下跌带来的银行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担心房价下跌导致的土地出让金的骤减进而影响当政者的政治抱负，因此默许纵容房产商和炒房团对住房市场的操纵。后者对政府释放的信号于是理解为：我可以恣意而为，却毋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于是，贪婪、欲望更加甚嚣尘上，房价越来越脱离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真实有效的居住需求被压制。泡沫越吹越大，炒房团中部分先知先觉者开始退出游戏，市场主导力量向空方转移，在某个时间节点，不管政府是否干预、怎么干预，空方力量迅速释放，于是房价以自由落体形式向理性回归。最后留下的是众多倒闭的房地产商和破产的炒房团精英、各地高耸的烂尾楼、银行上万亿的有毒资产，全国人民集体为房地产商和炒房团精英的贪婪买单，中国经济沉沦迷失至少十年。
    在吃穿行均已基本解决的情形下，住成为民生之根本，兼之支撑住房市场主要为信贷资金，该市场系统性风险最后承担者为国家，政府有形之手应该在市场参与各方得以体现，而不是让市场在贪婪中迷失。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问题，但遗憾的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并没出现在它该出现的位置，而总在越位和缺位中反复徘徊。
    首先，技术上区分普通住宅和别墅等高档住宅，政策上更应严格地分而治之。对高档住宅政策上只要总量控制即可，如严格控制用地规模，提高信贷标准减少信贷投放。当然也可提高房产税等税费标准，增加国库收入。既然高档住宅用来彰显身份，买方对价格自然不敏感。套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什么是有钱人，那就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至于买方是居住性需求还是投机性需求，就随他去吧。对普通住宅，政府有责任平抑房价。既然我们的政府以民为本，而住房又是困扰民生的主要因素，那么房价的涨幅以及居民对住房的满意程度理应成为考核各地主政者的核心指标。土地级差收入理应在全国范围内、在城乡之间统筹分配，中央政府上收土地出让金，向落后地区向乡镇倾斜，以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如此，地方政府主政者也失去维系甚至助推当地高地价高房价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当然，仅此尚不能完全制止相关的钱权交易。房地产商中有无耻之尤者提出高房价可稳定高地价，进而地方政府可籍该块收入为当地群众谋福祉，因而房价高启有利于提高当地生活水准的谬论，并俨然以一幅地方政府幕后老板的嘴脸自居。或许确实是部分地方政府主政者的幕后金主吧.
    其次，还统计数据以本来面目。迄今为止，笔者不明白房价涨幅官方统计口径为何与实际情况出入那么大，更不明白官方房价涨幅统计办法的采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2008年北京市新建成出售房屋均为二环内，2009年新建成出售房屋均在五环外，如此比较而得出房价同比下降是否荒谬？是否会误导决策者？不管学术上是否认可，普通大众更关注同一楼盘同一住房的价格在不同时点的变化。寄望统计系统的同志严肃对待自己的工作吧，你们需要克服的只是样本采集上的技术问题。还房价涨幅以本来面目，如此，该项指标才具有真正的标向作用。中央对地方政府主政者的考核方可采用该指标，民众也才会把它放到和CPI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该指标为标的开发出相应金融衍生品,供资本玩家博弈。
    再次，国有资本跟进，加大供给。房地产商在整个房地产供给中到底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设计、施工均有专业机构，在卖方市场环境下销售更无需承担风险。房地产商核心竞争力仅仅体现在拿地能力和信贷争取，也正是这构成了行业较高的进入壁垒，使得行业暴利得以维持。如对全国民营房地产商出身作个调查，要么家族政治资源，要么自身从政背景，要么背负原罪。社会资源通过高房价向他们的集中是对社会公正公平的亵渎。既然房地产商公然叫嚣只给有钱人建房，既然房价事关宏观经济稳定和民生根本，且市场提供了盈利的机会，国有资本为何不大肆跟进。可考虑在省级政府层面出资组建本地房地产集团，在考虑项目运作周期的基础上将项目整体的毛利率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平，项目成本构成及定价方案报备省级发改委,并定期向社会公示。当务之急，从央企下属房地产企业着手，摸清房地产商家底，尤其是房地产项目成本及其构成对政府决策有根本意义，这样方可评判房价理性下跌到何种位置不至于引起对宏观经济层面尤其银行系统的冲击。政府必须让房地产商明白你作出任何决策都是要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现在高价拿地就要承担以后房价滞胀甚至下跌的风险。
    最后，严格打击投机性需求。外地购房者实际挤压了本地户籍者生存空间，尤其在京沪等地，因此应加大其成本比如20%，中央政府可考虑新辟税种，相关税收全部由地方享有。对经常居住者可凭3年当地个税缴纳纪录申请减半。对每个家庭名下第二套房课以重税，同时银行信贷标准从严掌握。买入后3年之内卖出普通住房，房产增值部分全部上缴国库，另外房产增值15%以上部分也全部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