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关于寻租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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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5-11-09

在那些接触经济学较少的人们看来，寻租这个词儿多少有些古怪。其实，就是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记得在一次有中日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上，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提到了这个概念，会后就有个博士生问他什么是“寻租”。吴先生说，这是经济学的ABC。他那不容置疑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颇有些不以为然，吴先生在中国力倡对腐败作出科学分析，并为此引进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但这一理论分支的出现在西方也不过是近20年的事，许多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导租理论的影子，就连寻租理论自己的阵营里也还是各派争执不休的，怎么就能说是经济学的ABC呢？但这件小事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于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在思考寻租理论的意义。直到今天，我才顿时醒悟，吴先生的话还是真理。寻租理论对经济现实的意义，可以说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已是众所周知。他说的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反而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因为这中间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那么多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著作，无非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和注释。可偏偏有人跟这唱反调。比如，有些经济学家说还有“看不见的脚”。很多从个人角度来看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可能最后对大家都不利。萨缪尔逊在他那本流行甚广的教科书中就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一个观众踮起脚尖能使自己看游行队伍看得更清楚，但所有的人都踮起脚尖，谁也不能看得更清楚。寻租活动本质上就是这么一种活动，它对个体是最优的，对整体则非最优。什么是寻租活动呢？说穿了很平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官倒、贪污腐败、贿赂、政府垄断等等，都是寻租活动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要用这么个怪名词呢？也许是经济学家们觉得以上那么常用词都有些义气用事。口诛笔伐固然过瘾，却代替不了科学的分析。称之为寻租，是因为这些活动寻求的都是凭借人为垄断获取的超额收入，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租金”概念。经济市场上也有垄断和垄断收入。专利权不就是一种垄断权吗？从专利中获得的收入不就是一种垄断收入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熊彼特甚至还说垄断收入是企业家谋求创新的动机之一。没有创新何来经济发展？事实上，这里的一个区别在于，经济市场上的寻利活动，包括某些垄断，大都是生产性的努力，也就是说，是想把经济蛋糕做得更大；而寻租活动却大多是在政治市场上的秘密交易，并不是生产性努力而是分配性努力，也就是说，这些人想的是怎么从别人已有的劳动成果中多分一杯羹。事情已说得很清楚了。可这伙人又是怎么得逞的呢？上个世纪的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叫帕累托，他曾讲过这么个故事。他说，假定一个有3000万公民的国家，某天提出一个议案，说是每个人都要交纳一法郎，而这笔钱将在这个国家的30个公民中分配，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将会一下子拿到100万法郎。想象一下接下来的故事吧。那30个人会立即出动，拉拢报界，贿赂有关官员，还雇佣许多代理人为其奔走游说，用许多这样那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怂恿选民为此议案投票。而如果你是那其他公民中的一员，你又会怎么办呢？也许你心里很明白有人在搞名堂。可是单凭你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可能性太小了。况且，你和其他人一样，每个人为此只不过付出了区区一法郎的代价。你才不会为此烦心呢。你甚至很可能不会因此放弃一次约好了的乡间野餐。于是那些掠夺者唾手可得，大功告成。人们究竟是去干活，还是像我们上例中的30个暴利者那样天天琢磨怎么去明偷暗抢，往往要看他们所处的制度安排。要是一个社会对产权保护得很好，寻租活动无处下蛆，人们自然会选择勤劳致富。可是一个社会里如果贪污腐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辛苦工作攒下来的钱时刻都会被人变相地抢走，或是寻租活动已经成风，那么，上行下效，普通人有机会都想捞一把。到了这个时候，希望靠道德说教就会扭转乾坤，恐怕是不大可能了。所以，能有效地保护产权，生产活动才会兴旺；不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寻租活动就会大增，这将损害生产活动。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我想再讲一个小故事。假如我们都是为自己工作的工人，每个人面前有一台机床，正在加工一种价值200元的商品。忽然一阵风吹来，吹落了一大把钞票。而且恰好每个人身边都飘落了一张100元的票子。这时最好的结局是大家达成协议，每个人都不停下手里的工作，等大家都完成了那件价值200元的产品，再弯下腰一起去捡那100元的钞票。这样每个人都能有300元。可是，如果其他人都不停下工作，只有一个人俯身捡钱，那么有多少他就能捡多少。这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不工作而去捡钱。结果是每个人都只有100元。可是却因为停工，那件价值200元的产品半途而废。对比两种结局，后一种的社会总体福利当然要少了。这个例子说明，寻租将妨碍生产活动，从而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其实，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更甚于此。前例中寻租活动的成本不过是弯腰之劳，现实中的寻租活动可没这么简单。如何精确地估量寻租的社会成本仍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法走进这个谜宫亲自试试看，但我仍可以用一个小故事，让大家体会一下寻租的高昂代价。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设计了一种教室游戏。他让班上的学生们出价竞买一个价值只有两美元的奖品，比如说，一个黑板擦。竞买的方法是让学生在一张署名纸条上写下他们愿意出的价钱，最高出价者将获得这一奖品。竞价的规则是无论出价的多少，学生们所出的价款都要交给老师。显而易见，小小黑板擦在这里就代表着寻租者所寻求的某种能带来特别收益的特权。学生们的出价等于寻租活动花费的成本。实验的结果颇具启发。学生们出价的最高额非常接近两美元，出价总额远远高于黑板擦的价值。而且随着竞价者数目的增加，出价的总额也呈上升的趋势。在一个40个人的班级中，实验结果是出价总额为24.37美元，这已是黑板擦价值的十数倍。更令人担忧的是，寻租活动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相反，倒是会不断增加。这里有布坎南曾举过的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城市中要对出租车发放执照，限制其数量。由此，第一层次上的寻租是在那些企图进入出租车市场的出租车主之间进行的；第二轮寻租是为争得发放执照这一职位在官员或潜在官员之间的竞争；之后，当发放执照的收入全部或部分地归入政府财政收入，有关的利益集团又会围绕这部分财政收入的分配再来一次寻租大战。这说明，寻租活动有恶性循环的趋势。一旦政府官员发现寻租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主动“设租”，以迫使经营者为其上贡。如果其他人都在寻租，那么做一个清官的相对成本就非常之高。而且，如果只有一个人从事寻租，他被逮住的可能性就很大。可要是很多人都在寻租，那么，他们中的某一个被惩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也可说是“人多力量大”吧。寻租的危害我们已讲了很多，治理寻租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必须记住：第一，寻租出现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上的弊端，而不完全是因为寻租者在道德水准方面比寻利者要卑劣，因此靠道德说教几乎是无济于事的；第二，在治理腐败时，人们经常想到的是建立一个监督机构，可是这样做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比不治理更糟。有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牧童让狗去管羊群，又让棍子管狗。可又用什么管棍子呢？“管理管理者”的难题仍是不能解决，说到底，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寻租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点也激进不得的。除此之外，揭露寻租行为，使人们认识其危害，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反对寻租的社会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做的。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在本文中，我们用四个小故事，分别介绍了寻租是一种分配性努力、寻租会损害生产性努力、寻租的社会成本往往很高、寻租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希望您能有所思，有所得。在那些接触经济学较少的人们看来，寻租这个词儿多少有些古怪。其实，就是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记得在一次有中日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上，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提到了这个概念，会后就有个博士生问他什么是“寻租”。吴先生说，这是经济学的ABC。他那不容置疑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颇有些不以为然，吴先生在中国力倡对腐败作出科学分析，并为此引进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但这一理论分支的出现在西方也不过是近20年的事，许多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导租理论的影子，就连寻租理论自己的阵营里也还是各派争执不休的，怎么就能说是经济学的ABC呢？但这件小事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于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在思考寻租理论的意义。直到今天，我才顿时醒悟，吴先生的话还是真理。寻租理论对经济现实的意义，可以说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已是众所周知。他说的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反而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因为这中间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那么多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著作，无非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和注释。可偏偏有人跟这唱反调。比如，有些经济学家说还有“看不见的脚”。很多从个人角度来看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可能最后对大家都不利。萨缪尔逊在他那本流行甚广的教科书中就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一个观众踮起脚尖能使自己看游行队伍看得更清楚，但所有的人都踮起脚尖，谁也不能看得更清楚。寻租活动本质上就是这么一种活动，它对个体是最优的，对整体则非最优。什么是寻租活动呢？说穿了很平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官倒、贪污腐败、贿赂、政府垄断等等，都是寻租活动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要用这么个怪名词呢？也许是经济学家们觉得以上那么常用词都有些义气用事。口诛笔伐固然过瘾，却代替不了科学的分析。称之为寻租，是因为这些活动寻求的都是凭借人为垄断获取的超额收入，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租金”概念。经济市场上也有垄断和垄断收入。专利权不就是一种垄断权吗？从专利中获得的收入不就是一种垄断收入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熊彼特甚至还说垄断收入是企业家谋求创新的动机之一。没有创新何来经济发展？事实上，这里的一个区别在于，经济市场上的寻利活动，包括某些垄断，大都是生产性的努力，也就是说，是想把经济蛋糕做得更大；而寻租活动却大多是在政治市场上的秘密交易，并不是生产性努力而是分配性努力，也就是说，这些人想的是怎么从别人已有的劳动成果中多分一杯羹。事情已说得很清楚了。可这伙人又是怎么得逞的呢？上个世纪的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叫帕累托，他曾讲过这么个故事。他说，假定一个有3000万公民的国家，某天提出一个议案，说是每个人都要交纳一法郎，而这笔钱将在这个国家的30个公民中分配，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将会一下子拿到100万法郎。想象一下接下来的故事吧。那30个人会立即出动，拉拢报界，贿赂有关官员，还雇佣许多代理人为其奔走游说，用许多这样那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怂恿选民为此议案投票。而如果你是那其他公民中的一员，你又会怎么办呢？也许你心里很明白有人在搞名堂。可是单凭你一个人能力挽狂澜？可能性太小了。况且，你和其他人一样，每个人为此只不过付出了区区一法郎的代价。你才不会为此烦心呢。你甚至很可能不会因此放弃一次约好了的乡间野餐。于是那些掠夺者唾手可得，大功告成。人们究竟是去干活，还是像我们上例中的30个暴利者那样天天琢磨怎么去明偷暗抢，往往要看他们所处的制度安排。要是一个社会对产权保护得很好，寻租活动无处下蛆，人们自然会选择勤劳致富。可是一个社会里如果贪污腐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辛苦工作攒下来的钱时刻都会被人变相地抢走，或是寻租活动已经成风，那么，上行下效，普通人有机会都想捞一把。到了这个时候，希望靠道德说教就会扭转乾坤，恐怕是不大可能了。所以，能有效地保护产权，生产活动才会兴旺；不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寻租活动就会大增，这将损害生产活动。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我想再讲一个小故事。假如我们都是为自己工作的工人，每个人面前有一台机床，正在加工一种价值200元的商品。忽然一阵风吹来，吹落了一大把钞票。而且恰好每个人身边都飘落了一张100元的票子。这时最好的结局是大家达成协议，每个人都不停下手里的工作，等大家都完成了那件价值200元的产品，再弯下腰一起去捡那100元的钞票。这样每个人都能有300元。可是，如果其他人都不停下工作，只有一个人俯身捡钱，那么有多少他就能捡多少。这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很可能是每个人都不工作而去捡钱。结果是每个人都只有100元。可是却因为停工，那件价值200元的产品半途而废。对比两种结局，后一种的社会总体福利当然要少了。这个例子说明，寻租将妨碍生产活动，从而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其实，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更甚于此。前例中寻租活动的成本不过是弯腰之劳，现实中的寻租活动可没这么简单。如何精确地估量寻租的社会成本仍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法走进这个谜宫亲自试试看，但我仍可以用一个小故事，让大家体会一下寻租的高昂代价。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设计了一种教室游戏。他让班上的学生们出价竞买一个价值只有两美元的奖品，比如说，一个黑板擦。竞买的方法是让学生在一张署名纸条上写下他们愿意出的价钱，最高出价者将获得这一奖品。竞价的规则是无论出价的多少，学生们所出的价款都要交给老师。显而易见，小小黑板擦在这里就代表着寻租者所寻求的某种能带来特别收益的特权。学生们的出价等于寻租活动花费的成本。实验的结果颇具启发。学生们出价的最高额非常接近两美元，出价总额远远高于黑板擦的价值。而且随着竞价者数目的增加，出价的总额也呈上升的趋势。在一个40个人的班级中，实验结果是出价总额为24.37美元，这已是黑板擦价值的十数倍。更令人担忧的是，寻租活动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相反，倒是会不断增加。这里有布坎南曾举过的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城市中要对出租车发放执照，限制其数量。由此，第一层次上的寻租是在那些企图进入出租车市场的出租车主之间进行的；第二轮寻租是为争得发放执照这一职位在官员或潜在官员之间的竞争；之后，当发放执照的收入全部或部分地归入政府财政收入，有关的利益集团又会围绕这部分财政收入的分配再来一次寻租大战。这说明，寻租活动有恶性循环的趋势。一旦政府官员发现寻租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主动“设租”，以迫使经营者为其上贡。如果其他人都在寻租，那么做一个清官的相对成本就非常之高。而且，如果只有一个人从事寻租，他被逮住的可能性就很大。可要是很多人都在寻租，那么，他们中的某一个被惩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也可说是“人多力量大”吧。寻租的危害我们已讲了很多，治理寻租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必须记住：第一，寻租出现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上的弊端，而不完全是因为寻租者在道德水准方面比寻利者要卑劣，因此靠道德说教几乎是无济于事的；第二，在治理腐败时，人们经常想到的是建立一个监督机构，可是这样做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比不治理更糟。有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牧童让狗去管羊群，又让棍子管狗。可又用什么管棍子呢？“管理管理者”的难题仍是不能解决，说到底，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寻租的制度安排，这是一点也激进不得的。除此之外，揭露寻租行为，使人们认识其危害，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反对寻租的社会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做的。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在本文中，我们用四个小故事，分别介绍了寻租是一种分配性努力、寻租会损害生产性努力、寻租的社会成本往往很高、寻租具有恶性循环的趋势。希望您能有所思，有所得。原载《竞争与谋略》1995年第9期所思，有所得。原载《竞争与谋略》1995年第9期原载《竞争与谋略》199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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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ruixin

2005-11-30 17:28:00

有道理，看了以后感觉对于寻租明白了不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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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guy2005

2005-11-30 19:52:00

故事很动听，逻辑很严密，本人很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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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爱甜甜

2005-11-30 21:19:00

顶一下

深入浅出,生动的说明了寻租的具体内容与特征!写的很棒!以前有人问我寻租是什么意思时总是觉得无法很形象地说明,以后就好了,呵呵!

我是学行政管理的,以后有机会多多交流!QQ:1091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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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zhzx2002

2005-12-3 12:56:00

不错不错！讲的很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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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

2005-12-3 18:49:00

为楼主补充一点事实资料

四六级考试怎么变成了权力的寻租场

2005年春季四六级考试开考前，北京曝出数千考生通过培训中介机构报考失败的事件，受到影响的考生至少2300余人。据《新京报》1月12日报道，一些培训机构和民办高校往往把社会考生转成在校生，到有接受报名权和设立考点的高校去报名，这样一来，一方面报名费暴涨数十倍，另一方面需要寻找高校的“人脉”资源，而巨大的报名费差价就被那些“能够获得有效资源”的“神通人士”层层剥夺。据记者调查，仅北京每年就有数万名民办在校生通过这种非正常渠道报名四六级考试。而在全国，数目更是大得惊人。为什么四六级考试如此“紧俏”，是谁让四六级考试变成权力的寻租场？

　　四六级考试是什么？其实说穿了，四六级考试就是一种单纯的英语能力水平的证明。对于考试举办者来说，四六级考试就是对参考人员英语能力水平的认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目前社会上举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级考试没有什么两样。但两相比较，四六级考试却是那么的“供不应求”，就连报名机会也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些人权力寻租的资本。

　　笔者认为，四六级考试成为“稀缺资源”的现象完全是人为的，是制度缺陷造成的。无论考试制度本身，还是有关高校，都给四六级考试附加了太多的社会属性；而从实质上讲，这些社会属性是不应与四六级考试挂钩的。比如，对四六级考试定位就是以在校生为主要对象，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社会考生参加考试的机会，特别是报名条件要求“大专以上的学历”，也成为许多民办高校学生的门槛，是极不公平的。

　　同时，一些高校又将四六级证书与学历和学位证书挂钩，且限制在校生报考的时间和次数，也使许多普通高校在校生为了多争取几次考试机会而到培训机构报名，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考生”报考的压力。以此看来，一方面，四六级考试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而另一方面，又面临巨大的社会需求，畸形的供求关系必然造就不平等的交易关系。需方的超常需求，也给供方的权力寻租和乘人之危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四六级考试的权力寻租场最终形成。

　　事实上，作为一种单纯的英语能力水平考试，四六级考试完全应该是开放和平等的，应给予所有愿意参加考试的人员以平等的报名考试机会，没有必要限制在校生，更没必要要求大专学历。试想，没有任何学历的人，英语水平就不能达到四六级吗？对那些水平已经达到四六级的人，我们有理由拒绝提供“证明”吗？假如任何人都能顺利地在社会报考的话，一些高校的有关人员还有权力寻租的机会吗？参加考试的人还会受到“层层盘剥”吗？正如一位业内人士的评价，由于目前没有其他的考试取代四六级的位置，而其同时又被人赋予“太多的社会功能”，从而使“一个畸形的东西更加畸形”：市场很大，却不能放开，致使“潜规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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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竹

2005-12-12 09:54:00

分析的浅显又深刻, 关键是理解与区别寻租与寻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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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shengyiqi

2005-12-12 18:10:00

教育部考试中心在组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向全国各省(市、区)收取的考务费标准是，大学英语四级每人每次7元，六级每人每次9元，口语考试则是每人每次50元。各地方的教育考试机构则自行决定本地收费标准。

学校收取的费用是不是合理，学校强调四六级是不是为了赚钱，都很难说。

诚然高考的弊端太多，但目前为止它还是最为公平、切实可行的选人方式。对于全国大学生而言，四六级考试也是比较公平的（虽然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英语水平，但是大家都参加这种考试，起点公平，起点的公平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公平）。我想把四六级证书和学位证脱钩是必要的，因为你不能用英语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在大学四年的学业水平。事实上，这种误区已经深深的贻害了学生，很多同学把多数时间都用在学习英语上。

英语四六级只是一个考试，衡量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成绩，各高校和用人单位乃至社会不要给它赋予较多含义,神话它，还考试一个本来面目。

我认为毕业生的英语标准还是要由高校自主决定，北大由于生源好，可以用六级及格线；我们可以用四级，但不能用及格线，四级30、40分都可以。毕竟要有一个标准，这就是说学校要视自己情况而定，兼顾其他学科。

如果说是用英语四六级来考核学生的英语成绩，并且学位证与四级证书挂钩，这也不是很合理。本校已经有每学期的英语考试，这就意味着在四六级面前，本校的英语考试失去意义也毫无意义，即使本校的英语考试合格，四六级不合格也不能得到学位证。既然高校是独立的办学主体，有办学自主权，就不一定非用全国性的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应用本校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学生。如果一味参照全国性的考试，试问每一学科的每一门课是否都要有一个全国性的考试呢？事实上，英语四六级只是一个考试，衡量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成绩，而不是一个指标。历年来很多高校固执地执行学位证与四级证书挂钩，使得学生围绕学校的政策转，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在考四六级，致使在校生只为四级证书拼搏，忽略了专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