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

本文主要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方面，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之表现及成因。鉴于话题本身的宽泛性，拟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就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绝大部分学者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或货币财富的积累(原始积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但我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只能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较之上述三方面更为主要的问题则是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生产力的研究，也就是用什么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研究，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最后根据。使用人工动力来源进行生产，这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才出现的事物。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西方技术的引进，这是引进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呼之欲出。而所有这些，和40—70年代这一段期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外国生产技术对中国的引进，是分不开的。这其中的例子有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洋务派官僚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用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随着技术的引进，是控制的引进——中国的每一段铁路，不但从外国引进铁轨机车，而且引进工程师、会计师、站长、车务长、司机乃至护路警卫。然而，这不应该妨碍外国技术的引进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的研究。

二、从国内外市场看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那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后表现如何呢？许多人都拿洋货进口的增长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扩大的一个指标，但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而言，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扩充，只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是大部分行业早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成形以前就已被外国所控制，因此无法与之竞争。因此把洋货在中国市场的扩大等同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这实际上是抹煞了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界限，否定了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条件的原则区别。 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譬如中国生丝的海外市场，即使在新式丝厂生产的厂丝出现以后，也并没有明显的扩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国货质量较差，但更重要的是出口市场已经牢牢为外国所控制。

三、慎重看待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小农经济的解体作用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入侵，对中国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但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作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到达所有地区，总还会给我国手工业留下一些市场。而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是以对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进行无情的扫荡为前提的，这一点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还不能做到，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更不能做到——即使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进口洋纱、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的劳动者加在一起，也不过200多万人。在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加起来达到几亿人口的国家中，这样一个数字也不能说是很庞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但是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

四、封建主义遗留的枷锁——行会制

中国的特点，即在于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之转化为资本和直接生产者之转化为雇佣工人，还没有达到创造资本关系所要求的程度时，外国资本主义就拦腰插了进来，打乱了这一过程的程序。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行会的控制”，没有完全从“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的前期，行帮组织曾是工人内部组合的流行形式。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外商船厂的中国工人，就必须参加一个行会，“每个工人应将其工资收入的20％缴纳给行会”，行会则把持工人的雇佣以及组织活动如罢工等。然而行会作为与现代产业工人组织两不相容的封建组织，是压制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一种阻碍力量——他们往往操纵工人罢工以实现帮会利益，且相互缺乏配合意识。被公认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作业，实际上是“在丝织手工业行会支配下的一个生产组织。行会的硬壳，延缓了苏州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这是不移的事实—— 苏州的手工业行会多至七十余个，许多手工业行会在70以至80年代，还对产品规定划一价格并实行统一工价，以限制竞争和自由雇佣。织工并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行会手工业的帮工，至于所谓雇佣的自由，那也是“封建行会行规允许限度内的一种自由。

五、资产阶级代表——买办的先进性与落后性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和封建势力发生联系的同时，则突出地表现了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站在中国资产阶级舞台前列的，是半殖民地上生长的特殊商人——买办，他们在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和海外贸易等行业都充当了先行者，而且极大程度地参与并活跃了新兴行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买办的活动，首先是服从主子的需要，而不是他们有独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愿望；他们在直接投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同时，又往往从事代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活动：茶叶贸易中的中间商人，对于采用外国行之有效的烘焙及拣茶的机器，可能会嗤之以鼻，他们墨守陈规，只关心尽快地把茶叶送往市场，一般“办茶者，多以用新法式为戒”。 买办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活动中，得风气之先，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买办的企业投资活动，在他的全部经济活动中，不占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徐润是投资工矿交通企业的活跃人物，但是，在他的全部财产中，工矿交通企业的投资不过24％，而房地产和典当的投资达到76％，仅地产一项投资，就超过了他在所有工矿交通企业上的投资的总和。房地产投机、高利贷剥削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活动，这才是买办的真正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因此一方面是一支数量不小的失业手工工人，另一面却没有形成吸收这支队伍的现代工厂，失业者的出路何在？“饭粥野菜食物，”充当“团勇及营兵”和筑堤苦工，再有就是“典当家财”或进施粥厂。这当然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大量可自由流动的劳动者。

六、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阶段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 一般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的产生要经历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但这一过程在中国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历程。以缫丝工厂为例，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缫丝厂都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则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况且众多看似已进入第二阶段的企业却长时期没有向第三阶段过渡。中国机器大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行发展”，并不是像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兴起初期那样的大量发展着依附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家庭小生产。它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互补的发展，不预示着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它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命运的反映。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这种“并行发展”实际上是不发展的一个间接反映。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独具的特点。 究其原因，是由于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而且由于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因此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机器和技术。但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

七、原始积累的中坚力量——买办

而要说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则又不能不谈谈中国的买办阶级。在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出台之前，最先和外国资本主义接触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已经开始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试探，可以说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原始积累。而无论是先于洋务派而产生的民间企业，或者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本身，在他们的原始积累中，洋行买办和区别于旧式商人的买办商人的资本，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买办之所以有利可图，这是由于他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同时又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他是洋行的中国出面者，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合伙人，在另一些方面是用钱雇来的用人，在其他一些方面又是独立的掮客，再加之他身上有封建王朝不敢惹的护身符，因此它可以获得一般商人所没有的特殊地位，尤其是短时间聚敛巨额财富的能力。洋行买办的资本，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资本的主要来源，这是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原始积累的一大特点。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但同时又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大量地存在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八、从政体角度的另一个解释

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九、小结

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上，有这样一种意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也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导向性。然而，从苏州一个地区看，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最先出现在棉纺和缫丝这两个部门之中，也就是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怎么显著的丝棉纺织工业的第一道工序上。而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部门，却是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丝织和踹布，也就是丝棉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上。这可以说是苏州本身的一个纵向的比较，它证明了这个导向性是不存在的。从而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外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