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就像坐上过山车。直到偏离轨道的那一刻，乘客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座驾已然失控。由于考虑不周，游乐场的管理者并没有给过山车的爬高设立限制，甚至没有准备任何安全设施。为什么人们直到银行倒闭、工作岗位化为乌有、数百万起抵押被取消赎回权时，才发现种种示警信号？答案很简单。因为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宣扬、而且只宣扬自由市场的益处。这个业已风靡全球的信仰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种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据此推论，如果自由市场中的人们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充分利用一切互惠的机会来进行生产和交换。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也该得个高分，至少按照某个小学生的标准来看是这样——我们在一家饭馆里从旁边听到他对自己的拼写测验成绩大发牢骚：既然他拼对了单词的70%，那为什么只得了个 C 呢？实际上，我们相信，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认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为什么会产生类似过山车的波动，而从该理论得出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条论断完全是错误的。
亚当•斯密看到了人们理性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的经济理论也解释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但是，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点：人们还会受到非经济动机的诱导，即“动物性”。有时人们是非理性的，会犯错误、会短视、甚至为非作歹；有时他们的行动只是为行动而行动；而有时，他们会奉行与经济无关的价值观，比如公平、荣誉或者正义。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理解的那样：“如果要估算某条铁路、某个铜矿、某家纺织厂、某种专利药的商誉、某条跨大西洋航线或者伦敦市的某座建筑在未来十年内所带来的收益，我们的知识基础可谓十分浅薄，有时甚至为零。”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很多决策“只能凭着动物性而做出”1。
动物性在5个方面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通常会放大干扰的信心和反馈机制；对薪酬和价格的设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公平所持的态度；腐败的诱惑和反社会行为的诱惑；“货币幻觉”，或者说对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混淆（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通货膨胀时，保守投资也会存在风险）；以及自己和他人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汇集起来，绘制出的是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一切都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的危机源于我们信心的变化，也根源于诱惑、嫉妒、愤恨、幻想，尤其是源自经济的变化：当初光荣的金融“创新”最终演变为一场圈钱游戏。这些无形的因素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花不多的钱就在玉米地里建起房屋；为什么另一些人会为他们提供购买房屋的资金；为什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达到14,000点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跌至7,000点以下；美国的失业率为什么在24个月内上升了4个百分点；为什么美联储勉强挽救了贝尔斯登，而救不了雷曼兄弟；为什么那么多银行资金短缺；为什么一些银行即使在接受援助后还是濒临绝境，而且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动物性在发挥作用有些解释将原因仅仅归结为亚当•斯密的纯粹经济理性体系中出现的小小偏差。这些解释清晰明了，因为它们处于大众所熟知的框架之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微小的偏差描述了经济真正的运行情况。经济理论应当从那些真实发生的、可观察的较大偏差中派生而来，而不是那些细枝末节。如果要描述真正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必须考虑到动物性。
金融价格为什么如此起伏不定？从来没有人能够合理地解释金融价格为什么会呈现出剧烈的螺旋运动，这种螺旋运动的历史正如金融市场本身一样悠久。美国股票市场的实际价值在1920年到1929年间增长了4倍，在1929年到1932年间一路回落；在1954年到1973年间翻了一番，却又在1973年到1974年间遭到腰斩；在1982年到2000年间增长了近8倍，而在2000年到2008年间却跌去了一半。即使到现在，也没有谁能对这些波动给出合理解释。经济学家有时会证明个别公司股价变动的合理性，但无力探究股价整体变动的原因，后者似乎无法用利率、股息、收益或任何其他因素的变化加以说明。
当股市崩盘时，政府就会坚持宣称“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希望借此恢复公众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说法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变化的是股票市场，经济基本面并无变化。我们是怎么知道基本面不会带来这些变化的呢？如果价格反映基本面，那么，基本面的变化就会带来股价变动，因为可参考基本面来预测股票未来的回报。从理论上来说，股价预测了未来收入流的折现价值，也就是股息和收益的现值。但股价比其反映的股息或收益现值更为多变。
有人宣称股价反映了未来回报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把他比作一个气温稳定的小镇里精神错乱的天气预报员，他预测某天的气温将达到150华氏度，而另一天会降到零下100华氏度。即使他的预测方法完全没错，也应该被解雇。理解了这个比喻之后，对于股价会根据经济基本面反映未来收益预期这种看法，您应当予以否定。价格是极易于波动的。
不过，价格变动似乎的确与社会变化存在关联。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和Sendhil Mullainathan在美林证券的广告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泡沫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美林证券的广告是祖孙二人在钓鱼。广告题为：“也许您应该制定计划慢慢致富。”当股市在2000年达到顶峰时，美林证券的广告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牛形电脑芯片，广告题为：“投身网络，牛运亨通”（Be Wired... Be Bullish）。而当股市崩溃之时，美林证券又重拾祖孙钓鱼的老广告。广告标题则换成了“一辈子的收入”。
凯恩斯将股票市场比喻为这样一种竞赛：参赛者需要从100张照片中挑出最漂亮的6张面孔。所做的选择最接近全体参赛人员平均偏好的参赛者将夺得大奖。当然，为了赢得这场竞赛，您不应该选择您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应该选择您认为会被其他人视为最漂亮的那些面孔，或者最好是选择您认为在其他人看来，别人眼中最漂亮的面孔。股票投资，往往与此类似。
另一个类似的情形是美味红苹果（Red Delicious）。几乎没有人真正喜欢它们的口味，但它们还是势不可挡地成为了美国最畅销的苹果。在19世纪，另一种味道更好的苹果在市场上用这一品牌的名称销售。后来，由于鉴赏家们的兴趣转向了其他品种，为了挽救自己的收入，果农们让美味红苹果转移到一个新的利基市场中。它变成了一种低价苹果，人们要么认为其他人会喜欢它，要么断定“其他人认为别人会喜欢它”。果农大都不再走美味路线。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苹果也会这样贬值2。这与投机性投资颇为类似：许多人并不明白公司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也不知道公司有多少种贬值的方式。如果一种无人对其抱有信心的股票却保持着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一种美味红苹果式的投资。
泡沫与信心倍乘因素显然，投资者希望在市场一路飚升时快速致富，在市场低迷时保全自身。如果他们随股价升降而买卖，这种反应就会反馈为更多的同向价格变动，这属于一种价格对价格的反馈。恶性循环可能会使这一周期延长一段时间。最终，泡沫会破裂，因为支撑泡沫的只有对未来收益增长的预期。
价格对价格的反馈可能不足以产生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但其他形式的反馈——尤其是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反馈——会使得泡沫越吹越大。这种额外的反馈会延长周期长度，放大价格对价格的效应。从资产市场到实体经济的反馈至少有三个源头。当股票和房屋价格上升时，这些资产的拥有者就不再省吃俭用了。他们感到自己更加富足，于是会增加开销。他们可能还会将股市收益或房屋增值看作是活期储蓄存款。
在决定投资水平方面，资产价值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股市下跌时，公司会减少在建造新厂房和购置新设备方面的支出。如果独户住宅市场萎缩，建筑公司就会放弃一些建造计划。破产对商业投资和房产投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当资产价格下降时，债务人可能会违约，使提供债务融资的金融机构面临危险。如果债务人的贷款意愿下降，资产价格就会产生更大的跌幅。这类资产价格变动会影响公众信心，造成价格-收益-价格的反馈循环。相对而言，股价上涨则能够提升人们的信心。人们会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企业的利润也会扶摇直上，这又会使股价再次提升。这些相辅相成的正反馈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反馈变向，经济开始掉头滑落。
杠杆比率反馈和杠杆比率周期会增强其他类型的反馈。抵押比率是指贷款机构向投资者发放的贷款占抵押资产价值的百分比。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抵押比率也会提高：例如，在独户住宅市场，银行向购买者提供的贷款（相当于住宅价值的一定比例）会增多。杠杆比率升高，会反馈到资产价格中，使之升高，后者又继续催生出更高的杠杆比率。当资产价格下跌时，这一过程则会反向作用。
杠杆比率周期如此运作，部分原因是由于银行资本的要求。随着资产价格提高，杠杆金融机构的资本相对其监管要求会有所上升，因此可以购买更多的资产。如果很多金融机构购买资产，就会抬升价格，释放出更多的资本。这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推动价格稳步走高。如果资产价格下跌，杠杆金融机构就必须通过出售资产来满足资本要求。其系统性效应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造成资本比率下降，进而迫使机构卖出更多资产。在极端的情况下，下行反馈会将价格降到“跳楼甩卖”的水平。
在大多数人看来，股市繁荣带来的实际收益上升证明这种繁荣是理性的。很少有人能看出收益上升可能是股市上涨暂时的表象。如果高房价时期的租金上升，人们会认为这证明了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租金上升是高房价暂时的表象。
驯化猛兽：让金融市场为我所用几十年来，从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可以看出，前面所描述的所有波动都具有理性基础。在泡沫时代，由房屋和次级抵押房贷等资产引发的任何风险都可以通过一套复杂的金融手段来加以控制，例如，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证券化和衍生品。然而，时过境迁。新的事实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复杂的概念只不过是卖狗皮膏药的新把戏。随着关于华尔街及其产品的神话破产，金融市场的活力渐趋枯竭。房产价格一落千丈，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土崩瓦解，而信贷也开始紧缩。
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再次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在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过后，罗斯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使公众免受自由企业的过度行为之害。70多年来，这些保障措施一直发挥着效用，但此后，复杂性的增加为规避监管提供了有空子可钻的途径。现在，市场必须翻开新的篇章，而在新篇章里并非总是撒满阳光。我们必须承认动物性这种市场驱动力的地位，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让市场有效地运作，以及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崩溃的可能性，并降低需要用公共开支来进行大范围企业救助活动的可能性。
目前的麻烦其实并非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由企业仍然是供应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最佳途径。但是，金融商品和服务则不同。当人们对他们所购买的东西了然于心时，资本主义能够很好地运作。然而，大多数人对机构代表他们购买的金融产品——例如，通过养老基金、401（k）帐户、货币市场基金购买的金融产品，有些富人还通过对冲基金由他人代为购买金融产品——几乎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完全理性的，其行为主要从经济动机出发，那么，我们就会像亚当•斯密及其今天的追随者那样，相信政府在监管金融市场乃至确定总需求方面不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但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动物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业水平就会时常大幅度地摇摆不定，金融市场也将陷入一片混乱，恶人会横行无忌，很多人的生活将十分悲惨。正确的答案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但如果不承认动物性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国家就无望找到这些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