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笔之作，欢迎大虾斧正

随着“入世”后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已向全球化张开了双臂。跨国资本的强势涌入，“倒逼”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之路。如果将改革的轮廓作个大致的勾勒，可以看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多是从经济体制入手，对集权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上层放权让利以刺激基层发展经济的冲动（80年代盛行全国的“包干风”，财政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分灶吃饭”）。尽管在权力和资本交界的灰色地带存在着许多“寻租”活动（80年代末的“价格双轨”，90年代的“开发区圈地运动”以及现在的“房吃人”等），但仅从改革使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一体均沾”来考量，这种改革亦算得上是帕累托改进。但改革愈往后发展，改革的受益人群范围便逐渐缩小，甚至出现了少部分人的受益是建立在大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的，改革的成本承担者和成果享受者错位。社会公正问题逐渐凸现，乃至成为社会继续稳定发展的隐忧。如果说在80年代，改革的原动力来源于全民对摆脱僵化体制全方位束缚的渴望；那么现行改革的推动则出自于一部分人对改革获利的预期，相应地，阻力则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对改革后果的不安和疑虑。改革的心态逐渐由浪漫转向务实。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中国过去25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也不能就此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高枕无忧。改革开始时不得已而采用“鸵鸟政策”所搁置的问题，现在已再无太大的规避空间。以前还有“石头”可摸，现在已逐渐行向“深水区”。二十五载的摸索所积累的经验，是否使我们熟悉了“水性”，尚待考验。当然，面对新问题时更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勇气。 托克维尔认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因为在没有改革之前，人们对于现行体制弊端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能力；而改革之后，有可能原有的弊端尚未消除。却又不得不承受新增加的痛苦；原先对改革寄以厚望者发现改革并未朝其预期方向前进，突然之间却从美好的空中花园跌回到残酷的现实大地，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以前积蓄的诸多不满在此刻便冲破了理性的闸门。清末“预备立宪”的出台，使君主立宪的民主宪政离中国只有几步之遥，但“皇族内阁”的瑕疵导致改良派分化倒戈，最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使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匆匆流产。改革时，浪漫的理想者不可或缺，在历次改革中他们也似乎从未曾缺席过，他们为改革的方向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参照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政治热情。但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狂躁而激进的情绪，则对改革非常不利。“历史不会线形进步”，激进者以为，只要构建好一幅美好社会蓝图，然后全社会按部就班地实现其设计步骤，最后必定会制造出一个“人间天国”。这是一种“社会工程师”情结——把有机的活性社会想象成为可以拆卸拼凑的“社会机器”。那些企图以暴力革命手段去实现“乌托邦”的人，更是从未想过自己会导致更大的暴政。必须承认，对付一种熟悉的困难要比对付一种不熟悉的困难要容易些，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思潮作为清醒社会的镇定剂。对改革不能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主义心理，改革并不是否定一切，它只是对传统的一种改良。那些举重若轻看似平常的举措，让后世站在历史的深度里回眸，或许不经意间便被赋予了里程碑意义，这正是哈耶克所指出的“非意图性后果”。年初深圳的“行政三分”以及近来基层人大选举的“北京现象”，这些温和而创新的尝试，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孕育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民主意识只有在公民利益博奕的沃土中萌芽，才不至于成长为先天孱弱的豆芽菜。改革时的谨慎，并非鼓励政府在改革中对困难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态度，渐进不等于蠕动。改革成效大小不在于速度快慢，而在于顺时而生，应时而动。过早则“水土不服”，过迟则“病在骨髓”，在某些条件成熟的领域应及时推动改革，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改革本身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过程，政府要有审慎“试错”的勇气，也要有善于“纠错”的智慧。可以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经验和成果，少走一些弯路。对外来事物不能一概以“国情论”拒之，国情只是研究和推动改革的工具，而不能成为阻挠和反对改革的借口。 套用《双城计》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是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二十余年的改革使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摆脱了普遍贫困的尴尬境地，但伴随而来的阶层迅速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失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虽然不甚确切，但一定程度上也是失衡心态的写照。新左派指责改革带来了贫富分化，质疑富翁财富的正当性，追问市场经济是否道德；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当今的社会矛盾的出现并不是改革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改革的深度不够，因为中国没有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过于保守造成了今天的困境。改革所受到的两面夹击，使政府可谓“左右为难”。有学者认为，中国主要是增量改革，只要把蛋糕做大，再通过“涓滴效应”，就可以使全社会分享到改革带来的好处，自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在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存问题之后，人们更关注的是蛋糕的切分。“财富原罪说”让新富们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政府为了安抚民众不满的情绪，也不时拿一些问题富翁来祭旗 。社会的“仇富”情绪并未因此消落，下层麻木地期待着更大富翁的落马，而富翁们则惶惶地为自己谋求退路。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远比一个只有得势才能致富的社会要好。”其实，民众对比尔·盖茨类的阳光富翁并不排斥，相反还持一定尊重态度，问题在于他们怀疑富翁是“得势致富”。正义不能无限追溯，政府与其将视野囿拘于历史纠纷中，不如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构建好一个产权清晰竞争公平的市场机制上。这不是默认“存在即合理”的犬儒主义，而是不能以“非法婚姻”的缘由，去剥夺已将生“孩子”的生存权。预防重于惩治，惩治只不过是维护正义的最 后手段。改革的走向，由各种社会力量博奕后的矢量决定。由于“弱势的含义不单是说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包括他们的政治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孙立平）所以，在经济人思维左右下的强势群体有可能通过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在社群组织发育不良的中国，政府应担当平衡社会力量的支点，对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予以有力保护。对社会消极情绪通过疏导的方式让其得到正当宣泄。否则，应力的不断积累将导致社会大动荡，最终危及一切人的利益。 经济发展不是社会进步的全部，也不是衡量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指标。今天，民众在度量政府成绩时，越来越关注社会综合水平的提升，诸如行政清廉度、公共服务设施、社会治安、环境质量等软指标。正如稳固物体内部存在着分子布朗运动一样，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体目标是多元开放的。但对未来改革框架有个轮廓搭建：那个社会不能杜绝恶，但在体制设计上已尽可能地预防了恶的发生，“恶”出现后，又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诉求正义；其财富不是平均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竞争的起点有可能不平等，但它使竞争者机会平等程序公正，可以让竞争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社会身份的自然变迁。